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诞生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 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毛泽东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成为新中国的国号，响 调：“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彻世界。 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很多人不知道，在确定这一国号之前，曾经有过 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由此可见，一番争议，特别是围绕使用简称讨论激烈。本文所讲 “民主”与“共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国的重要价值述的，就是国号背后的故事。 取向。
中共早期的建国构想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建立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二大时，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党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构想。到了1931年，囿于当时的情形，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显然具有鲜明的苏联色彩。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突显。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共在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做出的一种调整，但仍没有放弃“苏维埃”的称谓。1936年8月，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共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黄炎培、张志让提出条陈
1948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颁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开启了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得到各方面积极回应。毛泽东在8月1日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后一段时间，一直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幕。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国家称号关乎国体，兹事体大。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的一些代表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提出了不同意见。黄炎培、张志让专门给新政协筹备会写了一个《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的条陈。条陈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他们提出了四个理由。其一，“民主”“共和”两字并无兼列必要：按我国现代所用“共和国”一名词，似
纯系翻译西文Republic（列坡勃立克）一词，与“共和”两字在我国经典上之原意并无关系。西文“列坡勃立克”一词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盖西文“德谟克拉西” （Democracy）与“列坡勃立克”（Republic）两词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系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系指民主的国家，而在西文中向未有以“德谟克拉西”为字根而用以指国家之词，而“列坡勃立克”即所谓“共和国”，则系一现存名词。其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国家的国名，其中的“共和”皆可译为“民主”，可见“民主”“共和”并无兼列必要。其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 “共和”既无必要，如上所述，自以节省为便。其四，至于简称“中华民国”，虽名称较旧，“中华民主国”名称较新，然“中华民国”四字最为简短方便，恐终不能废弃。黄炎培、张志让的意见引起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视。秘书长李维汉6月19日批示“抄送主任、副主任委员与各组长”。
张奚若为新中国起名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分六个小组承担相关的筹备工作。其中，第四小组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1949年6月18日，第四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泛交换意见后，推举以张志让为召集人的7人委员会准备讨论提纲。6月23日，起草提纲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开场提出讨论的要点，首先就是“对国家名称，有不同意见”。在发言中，张东荪认为，国家名称与制度比起来，制度更重要。林励儒提出，国家名称无
论是用哪一个，皆简称“中华民国”，故有把国家性质表明的必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字太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叫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与人民同意。”他认为这个名称虽长，解释起来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为慎重起见，此次会议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皆简称：中华民国）”，并列提出来，供代表们讨论。7月8日，第四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提纲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代表们就新中国的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最高政权机关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分别提交小组会议讨论，并征询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法学专家的意见。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初步草案》，提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常委会审议。从这次会议的档案资料上可知，“新政治协商会议”已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笔者注）”，国家名称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的改变应该在当年8月份。薄一波曾回忆说： “1949年8月14日，我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一、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9月10日正式开会（后因文件起草未完成，改为9月21日）。” 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关于国名问题，他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草案上去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周恩来进一步说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政协组织法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在提交全体会议的文件里，新的国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董必武在9月22日全体会议上，就政府组织法草拟过程作出说明。总纲的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名称，他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以为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要不要简称“中华民国”
对国号争议最大的是简称问题。正如黄炎培、张志让的条陈中所指出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中华民国”这个称谓。在政协讨论时，一些代表提出，应该将简称写入《共同纲领》。这是个习惯称谓，写进纲领可以照顾到统一战线中的各个组织。但更多代表认为， “中华民国”代表旧中国的统治，新中国应是新民主主义的，反对将“中华民国”简称写入《共同纲领》。雷洁琼、张奚若等建议统一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代表提出，既不要写“中华民国”，也不要写“中国”， “中国”只是习惯用法。鉴于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只有提交人民政协正式会议讨论。
新政协筹备会已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名称。然而，在提交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
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是否应去掉原稿中的这句“简称中华民国”呢？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后，尽管会务繁重，周恩来还是于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宴会，邀请20多位政协代表参加。他们大多是70岁上下的老者，有张元济、何香凝、周善培、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宴会之前，周恩来先讲了开场白。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作“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黄炎培首先发言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三年之后再去掉，并无不可。辛亥革命老人、72岁的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随后发言的周善培是位前清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他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81岁高龄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听不懂北方话，由其秘书司徒丙鹤陪同参加新政协。这次，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听到此，司徒美堂猛地站起来，要求发言。宴会厅里静下来了，只听他说：我也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
“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那是中华
“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接着，他又激动地说：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作“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的这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言毕，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并说：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张澜、陈叔通也表示反对用简称。
这时，法学专家沈钧儒又从法学角度作了阐释：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国”。陈嘉庚发言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的。他的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翻译成普通话。当天发言者18人，有16人主张不用简称。最后，周恩来表示，要把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报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1949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自此，新中国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