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饮冰：被杨尚昆誉为“无名英雄”的红色银行家
GONG YIN BING ： BEI YANG SHANG KUN YU WEI “WU MING YING XIONG ” DE HONG SE YIN HANG JIA
传奇人生
龚饮冰（1896—1976年），湖南长沙人，曾用名龚再僧、龚泽鸿，化名张若臣。湖南大学法政专科毕业，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随中共中央机关迁上海，任中央主管会计、巡视员。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29年随邓小平去广西组织武装起义。1930年被派往山东，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之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长期潜伏，在党的交通、通讯、机要、财务等方面承担重要任务。1931年，以党的经费与人合伙开办万源湘绣庄，设多个分号，实际是经营一隐蔽的党的秘密联络、交通系统。他还曾置佛经、披袈裟拍照，伪装虔诚的佛门居士，以方便地下工作，解放后曾被毛泽东笑称为“和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龚受命在上海建立了三个秘密电台，以与延安取得联系，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之一，电台遭破坏后撤离。1943年，辗转来至重庆，又以商人面目，用党的经费与私人资本结合，创办私营建业银行，在乱世中苦心经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连续达五年之久。1948年春，佯称躲避战乱，拟送家属赴台湾，实则为奉命撤离上海转赴香港，接受新的任务，并准备北上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1月天津解放，4月随刘少奇来津视察。同年5月，以上海军管会首席军代表身份接管上海中国银行，出任总经理，成为国内最大的银行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如果以1948年底离港北上为其经历界限，此前的龚饮冰，大部分时间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历尽曲折、艰险，其传奇般的经历非同一般，因而曾被杨尚昆誉为“无名英雄”。
“私营”建业银行总经理
1943年，重庆。时值抗日，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均在重庆设有机构。此时，一位“豁达有钱的进步文人”，虽然富有，却生活简朴的“正直厚道的‘资本家’”，出现在重庆的商界，他就是周恩来单线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龚再僧（龚饮冰化名）。以创建永利化学、久大盐业驰名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大后方重庆，准备在川、湘等地建厂，继续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志向。其间，范旭东曾获国民政府金融机构贷款，但又被提出要求将贷款转为“官股”投资。国民党这是妄图实行吞并，自然为范氏拒绝。办企业需资金周转，又要避开“四大家族”掌控的金融垄断机构的刁难，范旭东遂拟筹措资本，自己开办银行，以方便融通资金，发展实业。经与同乡老友、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南开大学经研所创始人）等人商议，范辗转联系到多位湖南老乡，议定共同集资筹办，其中就有湘籍“商人”龚再僧。龚与范、何多次晤谈，并秘密经过周恩来的同意，决定以党的部分经费投资参与银行筹建，以它作为一个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机构。根据当时政府规定，需有两家银钱业机构改组，才能呈报新的银行。经相关人士周旋，范旭东等以改组重庆和济钱庄、成都振华银号二机构，用“建业银行”新行名呈报，1943年12月，获财政部批准。转年伊始，即成立股东会，额定资本1000万元，其中和济、振华两号占股份350万元，余650万元为新股，分别由范氏的永利、久大集团及龚再僧等投入。董事9人中推举常务董事5人，其中包括龚再僧。汪代玺（原和济钱庄）为董事长，范鸿畴（永利、久大集团财务协理）任总经理，何廉为总顾问。聘黄肇兴（南开大学经研所硕士，留学英国，倾向进步，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筹建成都分行，任经理；聘李建昌筹建柳州分行，任经理（因局势变化终止）。1944年6月1日，总行于重庆正式开业，职工30余人，属小型银行。据周恩来回忆，战时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当年重庆有银行、钱庄多达二百家，“数目吓人”，是“投机的集中地，破坏人民的生活，食吸民脂民膏”。不过，在这种环境下参与投资建业银行，对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却是有利的条件。建业银行开业初期，由于董事间矛盾、经营不善等原因，仅半年便亏损1800余万元，并有不良贷款3000万元，形势严峻。遂于1945年1月召开董事会，汪董事长、范总经理请辞，推举常务董事、资深银行家李维城代理董事长，龚再僧代理总经理。同年5月，股东会议决增资至5000万元。在战时货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龚再僧及时地拿出当年最能体现价值的美元现钞12000元置于行中，稳定人心，并以它作价承担部分不愿继续投入的股东之增资额。此时，建业银行又吸收了地下党员卢绪章（解放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主持经营的“广大华行”（中共隐蔽的贸易商行）入股，卢并任常务董事，从而增大了隐蔽的革命力量。增资缴足，其中永利、久大集团占23%，龚再僧占17%，两者之合占达40%。新董事会成立，公选范鸿畴为董事长，龚再僧为总经理。同时，决定改制，设总管理处，原总行改为重庆分行，调蓉行黄肇兴为经理。
建业银行在龚再僧总经理的主持下，业务经营渐有起色，并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趋势。广大华行资金颇多，经营广泛，财务负责人张平（解放后曾任党企华润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与建业银行业务往来密切，互通市场信息，有时以超出建业银行资产的业务委托。重庆工业合作联合社负责人李再耘（地下党员）一次便存入定期存款8000万元，同广大华行等一起，有力地支持了银行业务。1945年底，建业银行吸收存款达301亿余万元，放款1.5亿余万元，弥补亏损后，取得纯收益205万元的业绩，气象为之一新。不久，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龚提出将原拟筹设的柳州分行，改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开设，并亲往上海筹备，从而为新形势下党的隐蔽战线活动创造了条件。1946年6月，上海分行开业，又增设仓库，建立服务股，扩大经营范围，仅两个月便得余利1000万元。此前，长沙分行已于3月复业。同年8月，股东会决定总管理处迁沪。1947年3月，召开第三届股东大会，董、监事蝉联，又决定筹设南京、汉口、天津分行，于5月、6月先后开业。天津分行，最初是暂借天津广大华行营业地址开业，表明这两个有中共背景的企业关系之密切。由于建业银行的发起者永利、久大集团总部均在天津，它们的存款经常占到建业津行的80—90%，银、企关系密切，实现了范旭东当年创建银行的设想。至此，建业银行已有一总管理处，七个分行，且盈利渐多，各分行或置房产、土地，或添建员工宿舍，或购买黄金，扩大了银行资产。此时，上海分行本已提出扩充银行营业面积，且已觅妥新址，龚总经理忽然改变主意，称恐时局有变，不宜再耗资迁址。显然，这是龚根据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据部分史料不完整的记载，潜伏在建业银行的地下党员，除龚
本人外，有重庆分行的会计主任夏用光、出纳股长刘凤山（后辞职赴鄂西打游击牺牲）；成都分行的会计主任后升任经理的张显惠（李应劼），1931年入党，曾为董必武秘书，建国后曾任外经部副部长）华永福（华健，1938年入党，曾代表大后方党员出席党的“七大”，后为川北工委书记，1948年蒲志高叛变，即离开银行，牺牲于渣滓洞）；上海分行的会计股长王守民、出纳股长张庆祥，因国民政府已还都南京，为政治重地，王、张遂又被调往南京分行；天津分行没有党员，则聘天津广大华行地下党
员李再耘为顾问。
1948年初，已由上海到达香港的龚再僧夫妇（夫人王一知，中共党员，同样从事地下工作）于2月同到成都，居住建业银行分行约两个月，表面过问一些银行业务，实际上肩负有更重要的革命任务。其时，局势已相当紧张，龚准备返港时，国民党当局已控制机票。幸有分行经理陈祖湘，托往日以客户关系结识的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某（平日用高息存款等手段将其拉拢，建立关系）购得机票，并借得军用吉普车送龚氏夫妇前往机场。同年10月，龚电召分行经理张显惠赴港，又是托黄参谋长购得经广州转香港的机票。而在张离开的次日，分行即遭特务抄家，声称张系共产党。参谋长黄某以面临追查，需要、“疏通”为由索款，陈祖湘只得拿出黄金25两付给，以息事宁人。至于在建业银行掩护下，地下党员们为党的秘密工作所做的贡献，因属于机密，则无从得知了。
新形势新任务
1947年，解放战场的国共两党军力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1948年春，国民党统治区形势更为趋紧，龚再僧佯称夫人惧怕战乱，拟送家属赴台湾为由，向董事会请假。事实是因有一地下交通员被捕，为保证安全，龚奉命撤离转移。龚携夫人到了香港，并未去台湾，而是在组织的安排下，如上述先去了成都执行任务，返港不久，便随被护送的民主人士北上，经大连、沈阳转赴西柏坡我城工部。1948年，龚再僧离开上海后，国统区经济一片混乱，建业银行原来的5000万股本，经过“金圆券”
币制改革，仅余16.67元。根据规定需再增资为金圆券80万元。此时，龚再僧等名下的中共资本占约30%。龚由于已不在岗位，表示不再参与增资，于1949年1月，以书面形式正式辞去总经理职务，由李倜夫（永利化工协理）继任。
1949年2月，沪行黄肇兴接龚手书，称“因病遵医嘱迁地疗养，拟赴昆明”等等，此实为龚离开银行之“托词”。3月龚曾来已于1月15日解放的建业银行天津分行察看，并率津行负责人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结识，表明仍在关心建业银行工作。4月，龚随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并陪同寻访当年的地下联络点——万源湘绣庄，忆旧之时，感慨良多。是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过江，龚被派南下江苏丹阳，准备接管上海。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解放。28日，上海军管会发布《通令》，派龚饮冰等为“驻企业军代表”。昔日建业银行西服革履的总经理龚再僧，以龚饮冰之名，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以军管会首席军代表名义，出现在上海滩著名的中国银行员工面前，代表人民接管这家拥有四千余员工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的大银行。员工们以惊异、欣喜的心情，见证了这历史的一幕。6月4日，华东局传达中央关于接管的方针。同日，军区司令部发出命令，派龚饮冰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在中国银行地下党和银行员工的协同努力下， 6月6日，银行正式复业。当年“潜
伏”在小小的私营银行总经理，神奇地变身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大银行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龚饮冰被任命为轻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为民主人士黄炎培）、党组书记。龚氏再次北上。龚再僧一手创办、经营的建业银行，由于是以党的资金投入私营银行，本身具有“先天”的公私合营性质，完全不同于旧中国官僚资本与私人民族资本合营的“官商合办”银行。不过，后者却先于建业银行被宣布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即中国通商、中国实业、新华、四明四家）。究其原因，或是当时把接管金融机构的目光和精力，主要集中于有国民党官僚资本成分的银行，反而将这唯一的含有革命资本的公私合营银行忽略了。中国人民银行曾有文件把公私合营银行称之为“儿女银行”，以此比喻，如果说接管的旧“官商合办”银行是“过继”来的“儿女”，就应当说银行资本中早有革命资金投入的建业银行，该是嫡亲的“儿女”了。解放时间不久，私营行庄倒闭颇多，建业银行除天津分行外，均已产生赤字。解放后按照军管会对私营银行“增资”的规定，建业银行天津、汉口、上海、南京四个分行所增资本便已折合黄金155条（旧制1市斤16两，每条10两），银行虽小，还是有一定资力的。1950年3月，建业银行举行最后一次股东会，推选龚饮冰为董事长。经他和一些同事的一番周旋和申请，到195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才决定将建业银行“公开为公私合营银行”，中共股份占50.09%。其天津、汉口、重庆、成都、南京分行（长沙分行已撤销）陆续落实；但唯独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认为建业的上海分行“规模太小，业务不振，不够公私合营条件”，迟迟不予公布（各分行加在一起，员工仅约200人），经董事长龚饮冰再度斡旋，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终于在7月4日发文，认定其“公私合营”身份。此后，又经过联营、合并等一系列过程，至1952年12月，建业银行完全融入了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队伍，龚饮冰也结束了与建业银行的关系。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系龚饮冰之子，因二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龚育之才隐约得知父亲的政治身份。1948年随父到港，他才被父亲明确告知父亲为中共党员。全国解放后，当父子同在北京工作时，龚饮冰与家人也只是偶尔谈及一两句往事，这或许是长期地下工作的习惯所致。龚育之作为党史专家，没能近距离地以亲密同志和嫡亲父子的关系，记录一份宝贵的、不平凡的“龚饮冰回忆录”，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以弥补的遗憾。2007年，龚育之也因病辞世，加之龚饮冰同时代的老一辈人士多已老去，这一“遗憾”或将成为永久的“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