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佐尔格在中国
“HONG SE JIAN DIE ” ZUO ER GE ZAI ZHONG GUO
作为一个杰出的国际情报组织的领导人，佐尔格一生都追求真理和真实，他成为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是忠贞的国际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传奇人物
1930年初，佐尔格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负责人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上海。“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德、日、意之间有关的动态”。中国共产党支援他们一部分骨干。佐尔格和他所领导的由各国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小组，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秘密战线上进行了近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佐尔格奉共产国际总部的命令，把斗争的中心又从上海转向柏林——东京战争轴心的一端，日本侵略者的巢穴——东京。在以后的八年中，他每年都要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到中国一趟，对日本侵略军的处境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进行实地考查，为共产国际总部搜集情报。1941年10月，在他即将结束日本工作，返回莫斯科之前，由于某种意外的与他工作无关的原因，在东京被日本政府逮捕，于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处以绞刑。但日本政府对他的案情一直保守秘密，外界很少知其内情。直到日本投降后，佐尔格的案卷首先被美国发现，他们如获至宝，编成教学材料，印发给美国情工专业学校使用。后来又作为反苏、反美共的根据，在美国国会进行研究，并载入美国国会记录里。从这时起，世人对佐尔格才有所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作家称赞他是对人类历史进程起过重要作用的传奇性人物。莫斯科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并在这条街上建立了他的塑像。一位德国共产党员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称赞，实属罕见。
转向秘密战线
1929年，佐尔格被出乎意料地叫到苏联红军谍报局局长扬·卡尔诺维奇·贝尔辛将军那里。贝尔辛试探地问佐尔格，是否愿意放弃现在的新闻宣传工作转入秘密战线——一个重要的、正迫切需要他的地方为苏联工作。佐尔格深知，这将完全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要深入到敌人的营垒内部，冒更大的风险，但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欣然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贝尔辛要求佐尔格先熟悉一下远东的情况，尤其是德国国防军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德国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均不得超过一定的名额；德国必须放弃它的包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德国军队不准拥有重武器、飞机和装甲车，严禁进口或出口任何武器；不准派遣德国人去国外进行军事训练或参加海、陆、空军的授课。但仅仅过了八年，德国就已在秘密干着违反凡尔赛条约的勾当了。在这方面开发远东的新殖民主义计划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是各种利害冲突的焦点，各派势力都在进行着角逐和较量。苏联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因为中国与苏联有近7千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同时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数目可观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舰队。中国国民党的蒋介石疯狂反苏反共。在远东的苏联边界上，华北各派军阀势力的军队全部配备上了德国的现代化武器，1927年中国军阀部队甚至袭击了中苏共同经营的东北铁路线。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南京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指挥和控制着一百多万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逐渐增强，双方的前线和战场始终在不断变换。莫斯科红军总部的首要任务是搜集有关中国的不稳定局势的第一手情报，它所要了解的主要内容是： 1、京政府及其各派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征； 2、他们的军事力量； 3、他们的内外政策； 4、所有反对南京政府力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征； 5、英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 6、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军事势
力；
7、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 8、中国的工农业发展情况。1929年在佐尔格前往中国之前，贝尔辛同他在莫斯科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不久佐尔格就启程。贝尔辛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佐尔格的身份当然是苏联红军的情报人员，但佐尔格在中国则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
首途中国上海
1929年12月，佐尔格经巴黎前往马赛，然后乘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锡兰的科伦坡和香港，最后抵达上海。他到上海后掩护他的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和学者。作为新闻工作者，他是《德意志粮食报》驻中国的通讯员；作为学者，他是德中协会关于“中国银行法的起源和发展”这一研究课题的执行人。这一研究课题给上海德国总领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佐尔格认识了北京公使馆的公使、南京的公使参赞、广州的总领事等人物；这使他得以合法地进入一些企业和单位；而且他到广州还可以通过观察英国对其殖民地香港的政策，更好地了解到英国的整个对华政策。早在佐尔格来中国前，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是他经常阅读并定期投寄稿件的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他一直非常留心阅读报上登载的该报在上海的特派通讯员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文章，佐尔格通过该报编辑部获悉了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地址，于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她。佐尔格在一篇名叫《一位非凡的妇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文章中写道： “早在欧洲时，我就听说过她。我知道，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志。我在上海建立小组时，无疑需要她的帮助。我尽可能多地认识她的年轻的中国朋友，并尽力先认识那些准备同俄国人一道为左派事业进行合作的人。”
1928年底，史沫特莱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前往中国，到达中国后不久，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她清楚地了解到了蒋介石集团的计划和国民党政府的内幕。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监视和跟踪下，她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保卫人权同盟；她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文报道江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在佐尔格对中国的情况还很不熟悉，正处于建立联系的复杂阶段时，遇见史沫特莱这样一位职业上的同事，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通过史沫特莱又认识了自己的助手和同志，对他们进行考验、审查，并让他们从事实际工作。
在虎穴中战斗
史沫特莱较佐尔格早到中国一年多。她具有广交中国朋友的能力和机会。因为她是外国新闻记者，可以对各界人士进行采访。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传到中国后，使许多中国人士对她产生敬重之心，许多学者、作家很快和她成了朋友，如宋庆龄、鲁迅、茅盾、董秋斯等。可以说，佐尔格如果没有史沫特莱帮助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物色情报骨干，他在中国的情报网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她为他选择朋友，他对这些朋友进行不同程度的思想教育和考验，然后派到他选择的地方去工作。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党支援了他们一部分骨干，如张文秋以及刘进中、肖炳实等，通过他们又发展了一些工作人员。1931年间，张文秋正在党中央“苏准会”机关工作，由于新生的女儿刘思齐寄养在董秋斯同志家里，经常去那里看望她。董秋斯同志是位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苏联作
家的《士敏土》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译者)，认识许多外国友人，与史沫特莱更是交往密切。有一次史沫特莱与张文秋在董秋斯家见面，在座的还有一位外国中年男人，这就是佐尔格，但史沫特莱和董秋斯都没有向她作具体介绍。一天，当时正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秘书周恩来找到张文秋(当时化名张一萍)，告之将调她去从事一项新的极为机密的工作。周恩来并亲自带领她乘车到法租界一座很讲究的洋房，会见了一位中年外国人，周恩来向他介绍张文秋说“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接受你的要求，把张一萍同志给你调来了，让她到你这里，由你安排她今后的工作。”张文秋立刻想起在董秋斯家早已见过他。周恩来随之向张文秋介绍道：“这位是佐尔格同志，理查德·佐尔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工作领导人。从今天起，你的关系就转到了共产国际，在佐尔格同志领导下工作，这是中央和国际共同商定的，也是佐尔格指名要你的。这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极其
机密。一萍同志，你已经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中央和佐尔格同志都认为，你能担负起这一新的任务。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与期望。”佐尔格一边欢迎张文秋，一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谢谢中国党，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不过我们还希望，像张一萍这样的同志，最好再调几位来，我们太需要他们了。”佐尔格送走了周恩来，向张文秋具体交代了今后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和阅读国民党方面出版的各种报纸，将上面公开发表的消息报道，依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分门别类摘录整理编成资料，加上自己分析判断，交给有关同志。佐尔格将从许多方面得到的情报，相互核对印证，从而得到证实、补充和校正，然后用密码电报或缩微技术等方法发送到莫斯科情报中心，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资料。在此期间，由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
者，担负起了佐尔格小组的组建工作。这四条线都是佐尔格单线领导，互不交叉。佐尔格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德国的军事顾问。他必须赢得他们信任，因为只有通过他们，他才能深入和打进蒋介石的官僚与军事机构里；通过他们了解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计谋和搜集情报。如前所述，德国总领事的推荐对佐尔格来说非常有利，在那些恭顺的德国军人们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佐尔格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德国军事头子们的信任，他同各方面的联系也随之越来越多，他在德国总领事的社交圈里非常闻名，并讨得了他们的一些欢心。他们之中有商人、大学生和军事指挥官，其中还有南京政府聘请的军事顾问小组的最重要成员。一名是赫尔曼·克里伯尔，一名是格奥尔格·魏策尔，他们先后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小组的总顾问。佐尔格常被他们邀请去南京访问，他们有时来上海找佐尔格，他们常常向佐尔格提供大量的有关南京政府的内部情况，以及他们制定政治与经济政策的原则。1932年发生“一二八”上海事件时，佐尔格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日本的军事计划和部队兵力的精确数字，这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特别是1932年夏季，德国军事顾问魏策尔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们，在广西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拟定了对鄂豫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战略计划，佐尔格立即将他所了解
到的有关这次“围剿”的进攻方向、兵力、部队的集结、日期以及魏策尔想用来消灭中国红军的“掩体战略”的中心内容，向莫斯科中央总部做了报告。中国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转移到西北地区，这完全出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家们的预料，使他们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出自多方面需要，佐尔格非常关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兵力，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有效的防空武器。然而，德国军事顾问一开始就宣称，要加速建设国民党的空军部队。德国人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培训了成百名飞行员，并为它们生产成批的侦察机、歼击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佐尔格从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国民党空军各个发展阶段的情况。他把这些情况向共产国际派往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做了详细的报告。此外，上海佐尔格小组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即观察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和装备，以便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进行估计。德国人按照捷克的一种现代化步枪的样式设计出了一种步兵武器，蒋介石要求在湖北汉阳投入批量生产，并执意给这种武器命名为“中正式”。佐尔格小组不仅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用以装备自己的一切新式武器和军用器械；同时对德国西门子电气康采恩和通用电气公司的通讯及无线电器材也都是佐尔格小组侦察追踪的目标。佐尔格必须在这些武器投
入使用之前，就将情报送到中央总部。南京政府的兵工厂也叫军火库，是供应国民党陆军和空军现代化武器的最大补给中心。佐尔格成功地搞到了一张军火库的地图和蓝图并拍摄下来送到了莫斯科。1931年3月，蒋介石向中国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丢失了两万支枪，相当于国民党十分之一的参战部队所使用的武器。佐尔格小组搞到这么多武器，既有蒋介石军官以至德国顾问小组的军械员纷纷出售的，又有南京和上海的著名殡仪馆里的“合作者”趁人不备时在空棺材里装上武器运出来的。佐尔格把这些秘密运出来的武器称之为“无声的死者”。猎取南京政府的无线电密码是佐尔格小组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蒋介石的情报总部设在浙江。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讯军官员施特尔茨纳也驻扎在这里。敌人对座落在这里的军事基地采取了绝对的安全措施。但佐尔格小组采取各种计谋，收买了施特尔茨纳的中国妻子，由她陆续窃取出来的材料，佐尔格使小组掌握了国民党南京总司令部及其下属各师部、旅部进行无线电通讯的密码，以及德国顾问在无线电通讯中相互之间很少使用的密码。同时，他们还意外地获得了一本附有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联络的公务电话号码和私人电话号码簿。苏联、德国、中国的侦察员取得的这些工作成就，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很大作用。奥托·布劳恩(李德)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在上海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对于中国政治状况和党内关系都没有足够的、清晰的了解，我所掌握的也只是残
缺不全的、有一部分是相互矛盾的军事情报”。之后，“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大体上是相当了解的，有些是通过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里，几乎敌人的全部无线电通讯都被有组织地窃听和译了出来。”
营救国际战士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组织企图利用这个叛徒把中共中央负责人一网打尽，幸而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中统的我党情报人员钱壮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使中共中央得以及时作了应变准备。但这个叛徒知道的线索太多，使中共中央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结果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重要负责人希莱雷·努伦斯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公共租界一起被特务逮捕。他们的中文名字叫牛兰。敌特在牛兰夫妇的住处发现一
个南京路某公寓房间的钥匙，在那房间里查出三个铁箱，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使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活动的情况。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把营救他们的任务交给了上海的佐尔格小组。同时准备发动一个全世界范围的抗议蒋介石政府法西斯统治运动，抗议它任意侵犯人权。佐尔格小组首先把侦查的目标集中在国民党中统(cc)特务机构上，而国民党特务势力都操纵在浙江籍的人手里，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利用浙江籍的社会关系去搭上cc系的关系，并取得了成果。佐尔格小组通过内线关系认识了浙江籍的中统高级官员张冲，从张冲处知道牛兰夫妇确被关押在南京，而且此案正好由张冲主管。佐尔格认为这一情报必须得到证实，如果要张冲递出牛兰亲笔写的一个字条来，才能证明牛兰确在南京。
有了这个证明，共产国际才能发动反蒋的抗议活动。如无这证明，运动就没有力量，就打不中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要害。蒋介石可能立即把牛兰处死，然后声明他根本不知牛兰是何许人。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不能使牛兰获得自由，反会促其死亡。所以我们必须取得确凿证明，才能使蒋介石不敢任意杀人灭口。张冲既为此案的主管人，要牛兰写一张字条并不困难。为此，佐尔格小组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得到张冲的回答：“手迹可以送出，但代价是三万元”。对此，佐尔格以其丰富的秘密工作的经验作出分析：张冲索取这样的高价，不能单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应从政治上着眼。这是一项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交易，他为我们帮这样大忙，绝对不是为着金钱。他却敢于向我们表示友好，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万一这件事被泄露，他将用这笔钱作脱身之计。第二可能，他用索高价的方法，探询和他进行这笔交易的对手是谁？共产党的下级组织，绝对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只有中共中央才能这样作。如这笔交易成交，他就能肯定他和我们党的最高级组织搭上了关系。似这样极为重大的问题，他只愿意和我方最高级组织进行。根据这两个分析，我们必须肯出这笔钱。这笔钱奠定了他和我方的关系。今后可由他随时向我方提供情报，所以这笔钱也等于我们已收买他为我方的情报员了。佐尔格的上述估计应验了。佐
尔格小组通过内线关系拿到了一个书写俄文的小纸条。佐尔格经过科学的鉴定后，认为“货物”是真的。立即电告莫斯科中央总部营救工作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佐尔格通过史沫特莱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保护努伦斯委员会”(即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许多国家的知名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除此之外，埃德加·斯诺以及《中国论坛》的出版者依萨克斯等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史沫特莱还联合了在上海创办《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维尔等。另外，她还亲自到鲁迅家商谈关于营救牛兰事。鲁迅以中国作家的名义，写了许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政权对中国知识界摧残罪行的文章。由史沫特莱负责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新群众》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以扩大世界反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声势。于是，一场国际性的阶级斗争迅速展开了。欧美进步报刊上陆续刊登了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国际职工运动在上海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和他们的三岁幼儿的引人注目的新闻。随后世界各国著名学者、作家如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罗曼·罗兰等抗议函电，不断地飞进南京，要求蒋介石公布牛兰事件，并要求他公布被捕人的“犯罪”证据。这时正是蒋介石向各帝国主义国家乞求钱和武器，用以“围剿”中国红军的时刻。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反蒋运动，就对他的反共事业大为不利，使他不得不把这一运动平息下去。首先允许把犯人的小孩释放(经史沫特莱的安排，由美国人依萨克斯出面把孩子领出来，交由宋庆龄代为抚养)原判牛兰夫妇男死刑、女无期徒刑取消，改判为驱逐出境。但牛兰夫妇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得以出狱。牛兰事件结束了，这笔高价的政治交易，虽然取得预期的结果，但交易后，却无形中留下佐尔格的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这个组织已暴露在中统局的视线之内。只要它跟踪搜索，就不难一网打尽。佐尔格在交易成交前的种种分析只是一种乐观估计，并不能排除某些坏事的发生。因此这条秘密线索必须割断。而割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佐尔格及其主要人员撤离中国。佐尔格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取得了辉煌成果后，于1932年底返回莫斯科，小组主要成员也相继撤到莫斯科。从此中断了任何可能被特务追踪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