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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后中原解放军和谈代表遇害悬案始末
1946年8月，原新四军五师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毛泽东的侄儿毛楚雄3位同志，在中原突围时应国民党胡宗南之邀前往西安谈判，在陕南宁陕县东江口被国民党部队秘密杀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张文津等3同志的下落，公安部门进行了多方调查，可情况一直不明了。1984年12月，在中央和湖北省委、商洛地委和宁陕县委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查清了3位烈士遇害的全部情况，了结了一桩历史悬案。
胡宗南密令杀代表
1946年6月26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突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转战到陕南地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妄图围歼中原解放军的恶毒计划，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当王震所率领的三五九旅和干部旅首先到达陕南时，国民党当局搞和平欺骗，不断派飞机撒传单，一再要求中原解放军派出代表与其进行谈判。为了表示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和谈诚意，王震一面电告中央，一面派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名同志为中原部队和谈代表，前往西安谈判。
1946年8月7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人从陕南商洛出发，由一名当地农民带路。当他们来到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被驻守在这里的胡宗南部六十一师一八一团第四连的哨兵拦住。张文津等出示证件和介绍信，说明是中原人民解放军派往西安的谈判代表。驻扎在镇中张文堂家里的胡宗南部一八一团团长岑运应闻讯后，即带领一班人马假惺惺地来到魁星楼，列队鼓掌，表示欢迎。当地群众听说是“共产党和平谈判代表”来了，都拥出门来，跟着热烈鼓掌，由衷地欢迎他们心中的和平使者。人民群众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和平谈判，就不会再打仗了。”
然而，国民党阳奉阴违，暗施诡计。当他们弄清张文津等3人确系中原人民解放军派往西安的和谈代表后，便露出了反动派狰狞的面目，将和谈代表软禁起来，进行无理审讯。张文津等据理力争，进行了有礼有节的斗争。中原人民解放军获悉后，于8月14日报告中央：“张文津等3人已于7日由镇安杨泗庙以九小组人员公开去西安，请设法营救。”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重大事件，党中央十分关注，8月22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对张文津等蒋方无理扣押事，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将军与北平执行部叶剑英委员均已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向中外公布了这一重大事件。与此同时，胡宗南也接到了岑运应的报告。他不顾强大的舆论谴责，一面矢口否认扣押中原解放军和谈代表的丑行，一面电告岑运应等“就地秘密处决”。双手沾满陕南人民鲜血的岑运应接到胡宗南密
电后，当即命令四连连长李清润将中原解放军和谈代表悄悄活埋，妄图以此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刽子手李清润率伪乡长石星一、乡队副兼防空哨长唐进玉等一伙爪牙，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和为他们带路的那名农民，押至偏僻的城隍庙背后，活埋在石坎下的水渠旁。
领导批示查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
和政府非常关心张文津等3同志的下落，公安部门进行了多方调查，但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情况长期不明。原新四军五师的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等以及烈士的亲属们都有搞清楚具体情况的强烈愿望。1979年2月，吴祖贻烈士的遗孀蒲芸湘向中央组织部写报告，要求对吴祖贻的牺牲作出结论。根据李先念和胡耀邦的批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指示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派专人进行调查，以了此历史悬案。综合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当时唯一线索是在中原突围时牺牲的吴先元烈士之子吴生敏，在重庆原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高研班二部任政治委员时，发现在集训的国民党军官中有一个胡宗南所部的团长，曾执行胡宗南的密令，杀害了中共姓张的谈判代表等3人。这个反动团长于1951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了。1984年9月下旬，蒲芸湘从北京出发并邀约了同学挚友、已经离休的开封市教育局副局长徐邦敬在郑州会面，随后经西安去成都。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潘子君也离开武汉，赶赴成都与他们会面。10月4日，3人在成都汇合，并组成了赴川调查组，研究了要如何根据这唯一线索来调查三烈士遇害经过。四川省公安厅决定由负责敌伪档案工作的刘玉英进行全面协助。10月19日，刘玉英和调查组的同志来到省档案馆，拿到三大厚本原西南军区教导总队和高研班4000多名学员花名册。调查组和省公安厅后库的同志从花名册中按照序列表所标明的编制，摘抄出600多名胡宗南部将校军官名单，在“浩如烟海”历史资料堆中一个一个地查找，但仍未能查到杀害张文津等三烈士的凶手。刘玉英和调查组的同志考虑到，当年处决胡宗南所部那个反动团长，是西南军区公安部执行的，成都军区军事法院可能保存着有关资料。刘玉英便带领调查组同志来
到了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第二法庭把1951年镇反期间所有的刑事判决材料全部搬出来，让调查组仔细查找。10月22日上午，潘子君终于拿起一份档案材料，大声叫道：“找到了！找到了！”一生刚强的蒲芸湘，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份档案材料，顿时热泪盈眶，悲喜交集。原西南军区军法处〔法字第0202号〕判决书载明：反革命罪犯韩清雅，男，现年40岁，河北琛县人。该犯1946年在伪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旅长等3人。在受训人员审查表中，记载了韩清雅1951年的供认：1946年8月，伪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在陕西省宁陕县截击李先念部队时，驻东江口镇的四连发现穿灰军装的中原解放军同志，捕询后送交团部，该犯即对其审讯后，知为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的和谈代表。后经胡宗南电准“就地枪杀”。当晚，该团团长岑运应命四连长李清润执行。从这些档案材料中，清楚地看出杀害三烈士的凶手及其主要罪证，张文津等三烈士遇害的大致经过也基本清楚了。
秦岭巴山觅忠骨
赴川调查组的同志于11月5日抵达武汉，7日，写了关于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不幸遇害的具体情况基本查清的报告，分送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编委会有关领导同志。王全国在报告上批示，要求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继续派人到陕西省商洛地区，会同商洛地委及有关部门进一步查实三烈士具体遇害地点，对埋葬的地方加以保护，以便妥善处理。24日，编辑部派唐礼节和潘子君赶往商洛，在商洛地委党史办的配合下，组成了四人联合调查组，到宁陕县的东江口镇，进一步查实三烈士遇害情况及其具体地点。12月1日，联合调查组来到宁陕县东江口，宁陕县委也派人前往协助调查。经过研究，决定找寻当年在镇上居住的老居民和曾在国民党乡、保公所任过职的人员分别召开座谈会，了解详细情况。在召开的原国民党乡保人员座谈会上，解放前曾任国民党乡公所副乡长的县政协委员、老中医邓耀俊回忆说： 1946年秋天，他从乡队副兼防控哨长唐进玉透露的情况得知，共产党派的和谈代表准备到西安去同国民党谈判，走到江口镇，驻在镇上的国民党军队指示乡长石星一和唐进玉几个人，将谈判代表活埋了。他又问唐进玉，活埋在什么地方？唐进玉说，埋在镇边涂家门前小巷出来、城隍庙背后坎下小水渠边。原国民党副保长、民团小头目石友成（解放后判刑5年，刑满释放在家）回忆：民国35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他正在江口街上，忽然从南边沙坪方向来了4个人，3个穿的是灰色军装，其中两个还骑着大白马，说是共产党王震派来的和谈代表，另一个穿便衣的老百姓是他们的向导，是月河乡的农民。岑团长那时还带领部队在镇南边魁星楼前迎接。没过两天，他听说和谈代表已到西安去了。当时他想这下可好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和平谈判，就不会再打仗了。可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国民党江口区区长姜捷三时，姜捷三说：“和谈个屁，共产党的和谈
代表早就这样了。”姜捷三边说边做了一个割脑袋的手势。石友成回忆说，他后来看到城隍庙背后坎下河边沙坝里有三四个像埋了人的新沙堆，曾问乡队副唐进玉这里埋的什么人，唐进玉悄悄告诉他，这里埋的是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还有那个当向导的农民。东江口座谈会上了解的事实与在四川省查到的西南军区军法处对罪犯韩清雅之判决书及审查表中的情况，其主要情节完全相符，三烈士遇害的情况及具体地点终于彻底查实。会后，邓耀俊、石友成带着联合调查组和宁陕县委派来的同志，去查看三烈士遇害的埋藏地点。走出江口区公所，到斜对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块“103”公里的路牌。站在这里向公路旁望去，在不到20公尺处，有3间平房。邓、石两人说，三烈士就被埋在这3间平房下面。原来，这里当年是一片河滩。后来，为改建扩展公路，1976年江口镇搬运社在靠近路基旁盖起了3间平房。大家正在议论要如何从平房下找出烈士遗骨的时候，曾负责盖此房的孟洪闻讯从搬运工地赶来。他说当年在盖房挖基脚时，曾挖出了一堆人骨。因不知道三烈士被害这件事，就把人骨装在一个土筐里，请镇上的谢满银老人送到镇外去掩藏了。“那你知道，他把遗骨埋在什么地方？”“谢满银老人还在镇上吗？”联合调查组和宁陕县委的同志急忙追问。孟洪颇感为难地说：“谢满银老人去年病故了。他是个孤寡老人，他一死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怎么办？大家都焦急起来。这时，有一个围观的群众接话说：“生产队长丁祥禄知道，我听他说过，是他和谢满银老人一起去掩埋的。”于是，联合调查组来到了丁祥禄的家。丁祥禄领着联合调查组的成员走出镇口，又在镇外走了近1公里路程，到了一个名叫白家嘴的地方（西万公路104公里里程碑150公尺西北侧处），这里有3棵核桃树十分醒目，3位烈士的遗骨就被掩埋在树下坡地里。第二天，江口区公所和江口乡政府派人到白家嘴，在3位烈士的遗骨掩埋地打了木桩，牵绳加以保护。
缅怀英烈寄哀思
联合调查组会同宁陕县委派来的同志，于12月2日连夜写了关于张文津等三烈士遇害地点的联合调查报告，第二天赶赴宁陕县委汇报。宁陕县委当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常委会决定：由县委党史办和民政局负责，继续做好烈士遗骨保护工作，查清那位为三烈士当向导而遇害的农民;拨出专门经费，制作棺木，对烈士们遗骨重新安葬，树立墓碑，召开隆重追悼大会，以表人民的怀念和哀思。联合调查组先后向陕西省委和湖北省委汇报了调查经过和结果，并提出对三烈士的遗骨妥作安置和迁葬，立碑纪念。1985年初，陕西和湖北两省委派专人赴京，向任质斌、汪峰等领导汇报调查情况，并将调查报告等转呈李先念。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时候，当年的中原军区司令员、鄂豫陕边区创始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亲笔书写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并撰写了《向革命烈士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17期《红旗》杂志上。原鄂豫陕边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署主任，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的汪锋，亲笔书写了“骨埋秦岭传千古，血洒东江育新人——悼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的题词。原中原军区副政委、二纵政委，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任质斌，亲笔题词：“永远缅怀为中原突围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王震也对这几位烈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既是对先烈们英雄业绩的充分肯定，又是对革命后来人的极大鼓舞和鞭策。烈士们的亲属、家乡人民，以及生前好友也纷纷撰写了回忆录和纪念文章，悼念先烈英灵，启迪后人奋进。1986年，陕西省民政厅专门拨款，在宁陕县东江口建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烈士陵园;湖北省政府在武汉举行隆重的3位烈士遗骨安放仪式，把遗骨安放在湖北省大悟县烈士纪念馆，并在当地修了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