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朱光亚，核物理学家，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当代科技领域的一位帅才。他曾多次说：“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成为中国原子弹秘密计划的重要一员
朱光亚，1924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宜昌。由于勤奋好学，考取了当时国内最好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迁，汇合于昆明而组成的。这里汇集了许多著名学者。数理化方面有：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王竹溪等。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和先后进入的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四人志趣相投，成为好友。20世纪40年代，由中共领导的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倒行逆施，朱光亚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刚，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听取地下党的指示。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从此，核武器成为强国显身手、瓜分势力范围的重要砝码。美国要垄断原子弹，苏联在全力打破垄断，英国与美国订立秘密合作协议，法国有独立的发展原子弹计划。中国朝野对此也产生了遐想。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忆：“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想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他请那时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想办法。俞大维向蒋提出，造原子弹，首先要向中国数理化方面的专家请教。在蒋的支持下，于是俞大维先找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去重庆商量。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教授建议：除了专家、教授外，必须在理、化、数三个领域中，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与他们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蒋介石令俞大维秘密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批了50万美元作为研制经费。经蒋同意后，吴大猷先生选了朱光亚和我。曾昭抡选了唐敖庆；数学方面华罗庚推荐孙本旺（后到美国又选了徐贤修）。”朱光亚在征求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后，与唐敖庆、王瑞酰、孙本旺、李政道一起，于1946年8月随同华罗庚先生从上海乘船漂洋过海去美国。他们于当年9月的一天，满怀希望，登上美国西岸的旧金山。但他们的愿望落空了。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在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是没门啦，你们各奔前程吧！”他建议，大家分别到合适的大学任教或选择专业学习深造。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他一边作为吴大猷教授的研究助手，一边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成绩优异，成绩全是A，连续4年获得奖学金。他的试卷卷面清晰、干净。老师们认为阅读他的卷子是一种享受。老师、同学爱称他“KY（光亚）”，称赞他“做起实验来很拼命”。朱光亚于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发表了三篇前沿课题研究成果，小有名气。1949年6月，他完成《用D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和Hf的衰变机制》博士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时年25岁。朱光亚待人谦和、热情，有组织能力，威望高。曾经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组织一些爱国进步活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鼓励大家学成之后回国参加
新中国建设。1950年2月27日，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FCA）的旅费“救济”，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告别女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给国人一个交待，朱光亚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武器》（商务印书馆1951年5月出版），对怎样发现原子能、原子能在工业上的运用、原子弹是怎样做成的、原子弹带来了什么、氢弹的秘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原子战争等做了简明的阐述。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在他后来的事业中得以发挥。由于那时中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这本书还未引起大的反响。
核物理研究的骨干
1950年春，朱光亚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武汉市，与父母兄妹聚会。本想在家多住几天，与家人多说说话。可是只过了4天，一张加急电报催促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赴任。这位25岁的副教授很快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不久，朱光亚被派到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他曾兴致勃勃地对我回顾这段特殊经历：一天，北京大学一位主管干部的同志悄悄通知他：某某时间、某某教室，带上钢笔去参加考试。他按时到场，才知道是参加英语考试。卷子上有一些生疏的单词，如：鼠、蛇等爬虫，走兽，飞虫，传染病，神经战，细菌战，化学武器等等。考试后不久，他们很快集中，穿军装，秘密到达朝鲜板门店。这位爱好文体活动的科学家，很快又变成了深思熟虑的谈判专家。在后来的工作中，他又把深思熟虑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朝鲜回国不久，1953年春天，他作为业务骨干由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组建物理系。他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兼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系主任等职务。他讲课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很受欢迎。陈佳洱、宋家树院士就是朱光亚当时的学生。
1955年，朱光亚被调回北京大学。1957年，朱光亚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前身）。这是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和高级核科学技术人才的培训基地，由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著名科学家主持。朱光亚担任副室主任（室主任为著名科学家何泽慧），带领青年科技人员进行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的研究。后来朱光亚兼任原子能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协助所长钱三强工作。那时正是我国核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朱光亚从各方面展示出他的才能。
成为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带头人”
1955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随即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和核武器，宋任穷任部长。1958年，二机部成立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又称九所（核武器研究所），局所合一。李觉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在北京西北角的两栋红砖四层楼，周围是高梁地和菜地。一条残存的元代护城河和一座孤零零的石桥静静地凝视着一个新事物的诞生。这里就是中国核武器的诞生地。1957年，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谈判原子弹技术援助问题，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但是，苏共中央单方面撕毁
协定，1959年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很快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科学技术带头人”。1959年7月，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委托钱三强急速物色一位负责原子弹设计最后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经过酝酿，由钱三强推荐并经过二机部党组批准，调朱光亚到九所参与组织领导工作。为什么要选他，钱三强总结：第一，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既与年长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员的尊重，因而他可以调动整个研究室力量支持新成立的研究机构；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实践证明，他果然把担子挑起来，很好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35岁的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抓科研生产，重点负责核物理方面。从此，他以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
手中一支笔指挥科技大军
有年轻人问，朱光亚这样著名的科学家为什么发表的著作不多？其实，我们打开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档案，就会看到朱光亚撰写、修改及批阅的大量文稿，但其中多数至今还是保密的，不能发表。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聂金、加弗利洛夫和马斯洛夫给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和郭英会讲过一次技术课。苏联专家要求不要做记录。讲课人在黑板上边写边擦。听课人只记下一些零星、不系统的材料。事后，听课记录放在档案室无人问津。1960年6月，吴际霖想起来这件事。朱光亚立即亲自带领人员进行整理，经补充、修正、核实，形成一份较为完整的材料。6月15日，朱光亚在全所组长以上技术人员参加的会上，讲明了研制原子弹的目的和要求，详尽地介绍这个资料。这就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重要一步——业内人称道的“朱光亚交底”。1962年，原子弹起爆元件获得重大突破，内爆法的关键技术获得验证，中子源明确了主攻方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基地的建设已有初步规模。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领导研究后，由朱光亚执笔完成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简称《两年规划》），上报中央。同年9月，朱光亚主持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对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出全面规划，提出了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问题和核试验爆炸分两步走的创新方案，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起到了重要作用。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对《两年规划》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领导参加，又
称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全力以赴抓这项工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分别于1964年10月16日和1967年6月17日成功爆炸。
调到国防科委的初始日子
朱光亚由于突出的科技组织指挥领导才能，于1970年与钱学森一起被中央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除了处理大量复杂的业务工作外，家务事也不少。他的夫人许慧君在干校，大女儿和二儿子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他还要管小儿子上学、吃饭等等，真是又当爹又当妈。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他还有有家不能回的难题。朱光亚在北京的住处许多人都知道， “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头头常常光顾，不利于工作，不安全。有人提出钱学森的楼上有空房，但考虑到两个大目标人物住在一起不安全，这一提议被否定了。朱光亚暂时被安排住在宾馆。后来，有关部门在朱光亚原来住处加强了警卫，他才得以回家住。不久，调来警卫员马建臣，山东人，高个，浓眉大眼，部队的优秀战士，报到后立即被派去九院的三线单位，把朱光亚从北京搬去三线的保密柜和物品运回北京，保证首长顺利开展工作。司机陆政强，杭州人，个头与马建臣差不多，是优秀汽车驾驶员。我与这两人的性格都有点内向，不爱多说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小班子，配合朱光亚默默无闻工作着。朱光亚善于将庞大、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理出纲与目，纲举目张，全局一盘棋，化难为易。各项目的技术报告、试验方案、理论方案、出厂报告、会议纪要，他都一一过目，核实、修正，指出问题，提出办法，甚至亲自誊清，送有关同志阅办。一旦某单位出现问题，理论方案与实验结果不一致，朱光亚立刻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并到现场查看。我们跑得最多的线路是：北京-青海-新疆。没有飞机坐火车，没有火车票上火车后再补票。有一次，黑夜里，朱光亚带着我、警卫、司机，穿过桦树林，越过崎岖的山路，从青海高原直奔兰州一个军用飞机场。我们的吉普车直接开到停机坪，空勤人员在做起飞前的准备。不一会儿就听说：飞机有毛病了，不能起飞，正在向北京报告。原来这是一架伊尔18。地勤人员发现飞机发动机启动时有杂音，又发现靠近螺旋桨的一位地勤人员没有戴帽子，问他是否戴帽子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于是怀疑这位地勤人员的帽子被吸进飞机发动机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架飞机肯定是不能起飞的。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另派来的飞机到了。大家赶忙登机，继续前行。朱光亚在空爆核试验时，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通常派我去上百公里以外的爆炸现场，主要是去熟悉情况，在现场经受锻炼，有时候也为参观核爆炸试验的首长们服务。一次，朱光亚让我陪同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去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点。老将军对核试验工程建设很熟悉。他开玩笑地指着被原子弹炸坏的铁塔对同来的人员说，不要碰这些有放射性的东西，碰了不能生孩子的。空军副司令王定烈是核试验基地的常客。保障核试验所用飞机的安全是空军的责任。核爆炸前带核弹飞机带着模拟弹，反复对着地面投影点进行投弹练习。他当众宣布：“谁要把弹投进这个投影点里，我的一个月工资就归他了。”我国空爆试验数十次，投下的模拟弹不下百次，可就没有一个能投中的。他设立的这项奖金无人能领。
1976年，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参观核试验回去不久，在一次直升机事故中身亡。从此，为了保证这些科学家的安全，钱学森、朱光亚等被禁止乘坐直升机。
得到朱光亚一句话真是不容易
朱光亚做事细致，深思熟虑，不轻易表态。圈内人都知道，“得光亚一句话可不容易。但是又要有光亚的一句话事情才好办”。他分析问题全面、深入、准确，在领导、科技人员、机关人员中树立了威信。1969年，国防科委机关人员到青海基地了解一次空爆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正值“文革”时期，这里发生了爆炸事故。当时，战备要求加速研制核武器，而“文革”中的无政府状态又让工作很难推动。作为九院副院长的朱光亚工作十分困难。他无可奈何地对上级机关来的人说：“许多事情不能不管，可是
又推不动。”他主管科研、生产，还得参加运动，做检查。造反派的头头要夺他的权，要他交出保密柜钥匙和文件。朱光亚回答：“是党中央交给我保管这些文件的责任没有上级命令，我不能交出。”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敌人破坏，要清查，并且向周总理写了报告。国防科委机关检查工作的同志说：“核试验产品行不行，要听光亚一句话。”朱光亚说：“产品理论方案、某部件的问题需要检查、核对、复算才可以下结论。”朱光亚的意见被同时上报周总理。周总理十分重视，听了三次汇报，基本上按朱光亚的意见批示解决了问题。否则核试验会受到影响，损失就大了。对朱光亚严谨、严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作风，周总理十分赞许。一天深夜，核试验场区灯火通明，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只等党中央下达核爆炸的“零时”。这次核试验总负责人刘西尧拿着向党中央请示核试验“零时”的电报，来征求朱光亚的意见（他和朱光亚住在同一个地窖，一人一半）。刘西尧问：“怎么样？光亚，没有意见，我就签发了。”朱光亚默不作声。刘西尧数次催问，朱光亚慢条斯理地说，他从广播了解到周总理几时开会，几时接见某外宾，现在可能刚躺下休息，现在发电报会影响周总理休息。刘西尧十分赞赏朱光亚考虑问题的周到细致，连说： “好，好。缓发这份电报。”核试验中，要求每一个人做到“周到细致，万无一失”。朱光亚就是一个榜样。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院士在朱光亚院士80华诞时，写诗庆贺：细致安排争好省，全盘计划善沟通，周旋内外现玲珑。”这是对朱光亚的恰当描述。
海纳百川，从善如流
“在科学问题上，由于专业繁多、相互联系复杂，更要开展技术民主。注意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智慧与作用，群策群力，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这是朱光亚的名言，也是他一生工作经验的总结。他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业务基础，同时善于归纳、吸收各方意见。对不同意见反复斟酌，不轻易否定。有一次，他同几个人修改报告。有一个词，我坚持了两次都被他否定了。第三次，我还坚持。他说“就按你的改”，像他这样的大师，没有博大的胸怀是做不到的。我真正很后悔自己“一根筋”，在一点儿小事上与他纠缠。我初当秘书时，在众多的专家、领导面前不敢发言，他鼓励我，给我机会。一次，审查核试验纪录影片时，我说：“我觉得有一个表达核试验放射性总剂量与时间、距离关系的画面不准确。应该改一下。”朱光亚鼓励地说：“对，这里就按黄铭说的改。”还有一次，我说：“其实，核武器系统，难就难在用宏观的活动控制微观活动这个环节上。”朱光亚也点点头，给以鼓励和支持。后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我做的英文译文练习也请他看。他竟在用过的台历纸上，一字一句地认真修改起来，令我非常感动。
勇于担当，果断决策
从善如流绝不意味着逃避责任。朱光亚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出现紧急情况时，是“一言九鼎”，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一次空爆核试验，按程序，应当在投弹飞机起飞前，放最后一次探空气球。由于“文革”中秩序不正常，这个气球没有按时升空。朱光亚果断命令我下达他的命令“立刻放气球”，使核试验能够顺利进行。一次，邓稼先向朱光亚报告，发现当时的核弹头突防性能有问题需要解决。事情紧急，经费紧张。朱光亚与张爱萍商量后，命我立即草拟报告（通常这种任务是由主管业务部门执行的），由张爱萍签名，朱光亚副签，直接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批准拨出专款。我们马上组织了“抗核加固”专业组，开展这方面的研制工作。后来我调到科技部二局即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朱光亚多次告诫我：“这笔钱来之不易，要管好，用好。不要‘撒芝麻’，每个项目分一份。要重点投入。”有一次核试验，用的是新的机种——强击一5型。它具有格斗和轰炸两种功能。核炸弹是新研制的小型化核炸弹，体积小、重量轻、当量适中。投炸弹采取甩投方
式，也是新技术。数种新技术一起试验，环节多，协调复杂。讨论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进行一次带弹着陆试验。有的认为没有必要，是浪费时间。最后，朱光亚决定做一次飞机带有真实雷管的带弹着陆模拟试验。试验结果雷管没有爆炸，带弹着陆模拟试验成功。接着就是核弹爆炸试验。当日，晴空万里。飞行员杨国祥奉命驾机带着核炸弹滑过蓝天。他知道这项任务意义重大，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要平静。他默诵着投弹程序：“在预定高度平行飞；第一次飞机通过爆心投影点；转一圈，拉平，调整高度，对准靶心，投弹。”可是核炸弹牢牢地贴在飞机的肚子上，甩不下来。解锁的爆炸螺没有爆炸。地面指挥员鼓励杨国祥：“沉着应战。再来一次。”可是第二次核炸弹还是甩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按预定方案要把核炸弹甩到荒漠里。但是，这个方案也实现不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带核炸弹返回机场着陆。由于已做过了带雷管的飞机着陆试验，局部地区居民也进行了疏散和转移，朱光亚胸有成竹。他不顾劝阻，坚持在现场指挥，不到地下防空指挥中心。直至在场的其他首长说是中央要求保证他的安全，他才去地下指挥中心。飞机着陆后，他在停机坪欢迎杨国祥下飞机，表扬他的英雄行为，并且命我整理英雄事迹，上报表扬、嘉奖。我当即奉命完成任务。朱光亚说，这次飞机带弹着陆
虽属不得已，也是好事，逼迫我们提前做了飞机带弹着陆试验，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物力。周总理曾指示，二机部，不光是爆炸部。因此，朱光亚在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核武器研制上的同时，也参与了二机部、国防科委许多重要事务。比如，抓核电。他与当时的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视察位于浙江省沿海的我国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选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核潜艇核动力反应堆、生产堆、研究堆的发展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些事朱光亚也有所参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婉拒军衔
朱光亚长期在国防战线工作，运筹帷幄。原子弹、氢弹原理性试验后就是一系列的定型工作。为了保证核武器的实战能力，运输工具需要固体化、小型化；要进行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的一系列研制、试验、协调；进行下一代核武器的研制、试验，这些无一不需要朱光亚的安排、计划、沟通和周旋。但朱光亚喜欢的称号不是首长、指挥员。准备向他授军衔时，他婉言谢绝。访问希腊时，他喜欢保留北京大学教授的头衔。
朱光亚为人谦逊，实事求是。当时，一位调到中央领导岗位的人让他讲课，要求讲科普性的，而且只让他一个人讲，不找其他人了。朱光亚说：我只是核物理学家，我只能讲我专业范围的。其他学科还得请有关人员讲课。后来，有关方
面按他的意见进行了安排。朱光亚生活俭朴，吸烟、喝酒是为数不多的享受。吸烟是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形成的习惯。大家知道停战谈判是硝烟下的唇枪舌剑，既要据理力争，又要全神贯注思考，拆穿阴谋诡计，抓住战机。舌战后的寂静是难熬的，只有靠抽烟消磨时光。当时他学会把烟吐到空中，形成旋转的烟圈。后来，他数次戒烟都没有成功，但他不后悔。他的酒量惊人，我没有见过他醉酒。开始有人对我说，那么多人给首长敬酒，你应该去“挡驾”。我想，也是，首长醉了是要误事的。但我刚喝一杯，两腿就发软，败下阵来。从此，我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有人请教朱光亚养生之道，他会自喻地说： “吸烟、饮酒、不锻炼。”我跟随他十多年，没有见过他生过大病，住过医院。
2004年12月25日，适逢朱光亚80华诞。为了宣传并弘扬朱光亚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根据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和中国核学会的建议，国家天文台决定将这颗1996年在朱光亚诞辰日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并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提出申请。经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讨论通过，国际小行星中心于2004年11月26日发布第53139号公报，通知国际社会，第10388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朱光亚星”。从此，这颗天体承载着朱光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科学精神，遨游寰宇，光耀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