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看唐代外来宗教发展

阴 阴星月

摘 要：唐朝初，由于持“一视同仁”的开放态度，不少外来宗教得以进入中国，但最后仅有以祆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三大外来宗教组成的“三夷教”之说能够留在世人的视线中。那么需要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迅速从众多外来宗教中脱颖而出，并立足于唐代至少二百五十年呢？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看，笔者以为想要在唐朝时迅速发展宗教，需先以上层统治者为发展契机，融合主流宗教，并深入本土文化才能得以发展。

关键词：三夷教 宗教发展 景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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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年，大约在公元 世纪，东方教会遍及中亚，并不断向东发展。由于唐太宗对外来宗教秉持“一视同仁”的开放态度，不少外来宗教得以进入中国，其中当时的祆教（拜火教），景教和摩尼教被广泛传播，合称为“三夷教”。

虽然在武宗灭法时，这三个外来宗教都曾遭到致命打击而销声匿迹，但它们在唐朝的土地上都至少兴盛了有二百五十之久，在特定的时期甚至左右着唐朝的政治格局（如安史之乱）。那么，它们能同期传入宗教中并脱颖而出，迅速成长发展并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其中必有一定的发展战略可寻。

在“三夷教”中，最早传入的是祆教；摩尼教与祆教发于同源；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东渐的成果。当然，在当时佛教已经占居主流地位，其发展极为昌盛。由于佛教在汉时传入中国，所以不能当做“唐朝西方宗教传入后”的研究对象。由于祆教几乎不传汉人，也就导致其“不译典”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祆教没有自己的经典，祆教信奉经典《阿维斯陀》（Avesta），认为阿胡拉·马兹达是光明和正义的代表[1] ），这样的特点导致了很少能发掘出有关于祆教的相关文字材料。除此之外，祆教的殉葬方式极其特殊，唐代政治家杜佑在《通典》卷一九三《康居》条中记录“国城外别有贰佰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2]这种二 次殉葬，不设棺椁的殉葬方式又使得相关冥器出土量极少。因此，有关祆教的文献文物都十分少，研究起来难度较大。摩尼教因与波斯国教祆教相悖，教徒被处以酷刑，不少教徒因此而逃到中亚和印度，受到回鹘的信奉，因此中原内陆地区也少有文物。而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仅是一件兼具“文物”与“文字”性质的重要文物，而且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亲眼观察、分析，因此在本文中以景教为例，以该碑为线索，进行有关唐代外来宗教的讨论。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中的一个派别，因其创始人提阿长老和隐士聂斯托利而得名“聂斯托利派”。该流派认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其“神性”被依附于“人性”之上。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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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世纪 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这种理论被认定为异端并受到批判，创始人聂斯托利也因此遭到了流放[3]。虽然其信徒大多因此而离开他，但其学说理论却在波斯（今伊朗地区）得到意想不到的响应，并不断被传播到世界各地。随着唐朝的开放政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往来十分频繁，再加上唐太宗在民族宗教方面的宽容政策，聂斯托利的学说随着商人和传教士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印度、中国等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1625

年），于明熹宗天启五年（ 年）西安西郊至盩厔县一带出土[4]。碑体黑色，碑头上有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