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国家博物馆新征集晋侯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2004
摘 要：国家博物馆 年新征集一件晋侯簋与一件曶簋，通过分析，两件簋年代均为西周中期偏早，
M6、M7 M7可具体到穆王偏晚阶段，两件簋最有可能出自晋侯墓地 组墓葬，作器者晋侯应为晋侯墓地 的墓主。
关键词：晋侯簋 晋侯墓地 西周中期偏早
2004
国家博物馆 年新征集一件晋侯簋与一件曶簋[1] ，两器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大小也很相似。对这两件簋朱凤瀚先生已撰文探讨，认为两器 均是晋侯所作，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约在穆王时。其中晋侯簋是晋侯为其妻子所作，曶簋为晋侯自作器，曶乃晋侯之字，并认为两件簋有可能流散自晋
M6、M7侯墓地，最有可能出自晋侯墓地 组墓葬， M9
[2]。但是作器者晋侯也可能是晋侯墓地 的墓主
[3]的本文拟在朱凤瀚先生研究基础之上对晋侯簋年代及相关问题略作补充。
晋侯簋形制为带盖，侈口，微束颈，垂腹，双兽首半环形耳，耳下有尖钩状小珥，圈足，圈足底部呈阶状；盖沿及圈足各饰一周斜角云纹，颈部饰一周夔纹，主体纹饰下皆有云雷纹衬底，圈足外底饰盘龙纹；器盖同铭，依朱凤瀚先生隶定为：“晋侯作
17.3、通高 18.8 厘米（图一，1）。
田 簋”；口径
从形制上看，与晋侯簋相似的有卜孟簋[4] （图一，2）、叶家山 M111 3
出土曾侯犺簋 [5] （图一，）、4 5
簋[6] （图一，）、廿七年卫簋[7] （图一，）、八月卫簋[8] （图一，6）、 图一，7）、长甶簋 图一，8）、晋
[9（] [10（]
簋
[11]、录簋[12]、周至县出土作宝簋[13]等，以上人使寓簋几件簋中除曾侯犺簋、卜孟簋年代为西周早期外，其余诸簋年代均为西周中期偏早[14]，所以晋侯簋应不出此年代范围。
上述几件簋整体形制虽很相近，但仍有区别，我们认为可分为早晚两组：第一组共四件包括晋侯簋、曾侯犺簋、卜孟簋、 簋；其余七件为第二组。申论如下：第一组四件簋圈足较高且直，第二组七件簋圈足较矮且内凹，晋侯簋圈足下足阶也明显较高。此外，第一组四件簋中除 簋圈足为素面外，晋侯簋与卜孟簋圈足饰斜角云纹，曾侯犺簋
圈足饰一周兽面纹，第二组七件簋中圈足装饰普遍朴素，其中四件圈足为素面，另外三件圈足简单饰一到两周弦纹。
我们认为以上所划分两组簋中第一组簋年代早于第二组。西周时期圈足簋圈足演变规律为由高、直（或斜直）渐变为圈足变矮且内凹，同时圈足
M111 [15]，叶家山下足阶变化也是由高变矮 出土曾
[16]。侯犺簋可视为西周时期带盖圈足簋较早的形态从纹饰方面来看，第一组簋年代也表现出偏早的特征。晋侯簋盖沿及圈足、卜孟簋圈足均饰斜角云纹，卜孟簋盖沿、颈部饰夔纹，曾侯犺簋盖沿、颈部及圈足各饰一周兽面纹，这几种纹饰均流行于西周早期。晋侯簋颈部饰一周夔纹，所饰夔纹非常特殊，主体纹饰中间填以横置的“S
”形纹饰，类似的M6197
[17]、现藏夔纹另见于曲村墓地 出土霸伯簋
[18]、现于法国巴黎塞努斯奇博物馆的一件分裆鼎
[19]及英国私人收藏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的一件壶
[20]，以上几件器物从形制上看年代均为藏的一件壶西周早期，所以这种特殊的夔纹也流行于西周早期。第二组七件簋中廿七年卫簋颈部及盖沿饰窃曲纹，八月卫簋、 簋、晋人使寓簋纹饰相近，颈部与盖沿均饰顾首分尾鸟纹，这两种纹饰均流行于西周中期，录簋所饰鸟纹也多见于西周中期。所以上述两组簋无论从整体形制演变规律来看，还是从纹饰风格来看，第一组簋的年代均早于第二组
M111簋。再仔细比较晋侯簋、卜孟簋与叶家山 出土曾侯犺簋三件簋腹部特征，我们发现卜孟簋腹部整体为圆弧状略外鼓，倾垂不明显，最大径位于腹中部，曾侯犺簋腹部近直，而晋侯簋最大腹径靠下，倾垂较为明显，更接近于廿七年卫簋与八月卫簋腹部倾垂程度。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青铜器演变的一个大的阶段特征表现为垂腹。综合考虑晋侯簋的形制与纹饰特征，我们认为其年代虽早于上文所分第二组簋的年代，但不会早于卜孟簋与曾侯犺簋，即不会早到西周早期。
下面试着推断晋侯簋的绝对年代，从晋侯簋、簋铭文本身不好推断其绝对年代，但是可以从上文所分第二组器的年代中试着推断。首先是两件卫簋，关于廿七年卫簋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李学勤先生定为穆王时器[21]，韩巍先生定为恭王时器[22]，本文从韩巍先生所说，认为从廿七年卫簋器身所饰窃曲纹及耳部所饰重环纹来看其年代不能早到穆王二十七年。八月卫簋的年代朱凤瀚先生定于 穆恭之际，给出两种可能，穆王五十四年或恭王四
[23]。关于
年簋的年代，按 与卫两人为兄弟关系， 为兄，卫为弟，朱凤瀚先生考订 簋作器仅
[24]。与长甶簋同出的另有一件比八月卫簋晚一年长甶盉，两器为一人所作，长甶盉目前学术界主流意见认为作于恭王初年[25]，则长甶簋年代应与其相去不远。综上，上文所划分第二组簋的年代除廿七年卫簋年代稍晚，其余可明确断代的年代均集中在穆恭之际，所以综合晋侯簋形制、纹饰来看，本文认为其年代定于穆王晚段较为恰当。但是考虑到青铜器形制演变规律并非是新旧两种器形之间绝对的消失与替代，原先的器形与新出现的器形往往会共存一段时间，而且器物的形制与纹饰演变并不同步，年代稍晚的器形也可以饰风格偏早的纹饰，所以晋侯簋的绝对年代也有晚至穆、恭之际甚至恭王时期的可能性。
朱凤瀚先生认为晋侯簋可能出自晋侯墓地M6、M7
组墓葬，但是由于在晋侯墓地中，上一代晋侯的器物往往会出现在下一代晋侯的墓葬中，
M13所以作器者晋侯也可能是晋侯墓地 的墓主人[26]。本文同意朱凤瀚先生的观点，认为晋侯簋出自
M6、M7
晋侯墓地 组墓葬，关于作器者晋侯是晋侯墓地哪座墓葬的墓主，我们倾向于认为是晋侯墓
M7 M6、M7
地 的墓主。关于晋侯墓地 组墓葬的年
M113
代，由于晋侯墓地 甗的发现将最早的一组晋侯墓年代下移到穆王时期[27] ，紧随其后的两组晋侯墓的年代也跟着向后略作调整，李伯谦先生
M6、M7
认为晋侯墓地 组墓葬的年代可以推定在
[28]，与本文所论晋侯簋的年穆、恭之际或恭王时期
代吻合。
综上，本文认为国家博物馆新征集的晋侯簋年代为穆王晚段，但也有可能晚至穆恭之际或恭
M6、M7王时期，该件簋应出自晋侯墓地 组墓葬，
M7倾向于认为作器者晋侯为晋侯墓地 的墓主。
9 19
晋侯墓地共发现 组 座晋侯及其夫人的
8 M6、M7
墓葬，其中 座被盗，尤以 组墓葬被破坏最为严重，为晋侯墓地的相关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同时在外流散的被盗自晋侯墓地的诸多青铜器中也极少有确定是该组墓葬出土的。范季融
[29]，李伯谦先生认为其最有可先生收藏一件晋伯卣
M6、M7
组墓葬[30]。吴镇烽先生编能出自晋侯墓地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中收录了两件晋侯簋[31]，形制相同，为双兽首耳圈足簋，器身
通体饰瓦棱纹，张懋镕先生将其年代定为恭懿时M7
[32]。面期，并认为此两件晋侯簋出自晋侯墓地
8
对晋侯墓地 座墓葬已被破坏的现状，将在外流散的出自晋侯墓地的青铜器尽可能“复原”到晋侯墓地具体墓葬中，或许是推动晋侯墓地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条途径。
[1] 吕章申《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 年。
[2] 朱凤瀚《对与晋侯有关的两件西周铜簋的探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2012 年。
[3] 本文同意朱凤瀚先生的观点，认为晋侯簋与曶簋为一人所做，下文为行文方便，仅论述晋侯簋。
[4]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 年。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1 期。
[6] 钟柏生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 年。
[7]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三卷），巴蜀书社， 2005 年。
[8] 朱凤瀚《卫簋与伯 诸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9] 吴镇烽《 器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6期。
[1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2]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十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4] 卜孟簋吴镇烽先生定为西周中期偏早，但是对比叶家山 M27 出土作宝彝簋，笔者认为其年代可早到西周早期。
[15]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6] 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 年。
[17]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8] [19] [20] 转引自陈小三《特殊风格铜器的分布与其生产作坊分析———以西周早期的几组周文化风格铜器为例》，待刊。
[21] 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文物》2000 年第 5 期。
[22] 韩巍《 簋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古代文明》第 6 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
[23] [24] 朱凤瀚《卫簋与伯 诸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25] 韩巍《由新出青铜器再论“恭王长年说”———兼论西周中期后段青铜器的变化》，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6] 朱凤瀚《对与晋侯有关的两件西周铜簋的探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2012 年。
[27] 孙庆伟《从新出 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 年第 1 期。
[28] 李伯谦《晋伯卣及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等《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 年。
[29] 首阳斋等《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30] 李伯谦《晋伯卣及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等《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0 年。
[31]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04736 号与 04737 号簋。
[32] 张懋镕《试论新见晋侯簋的归属》，《四川文物》2011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