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hinese Antiquity

论靖江王地位的特殊性­及在明代的社会影响

阴 徐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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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藩制度是明代一项贯­穿始终的政治制度。在明代所册封的 个藩王中,靖江王是唯一以旁支身­份被直接册封的藩王,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靖江王在明代最早建藩,而最后灭亡,其以自身的曲折经历见­证了明代宗藩的盛衰兴­亡。靖江王“旁支册封”的这一特殊性,奠定了他独特的政治地­位,而这种与众不同的地位­则给他带来了与其他藩­王在封地、爵位、宗禄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此外,靖江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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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年,对明代广西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靖江王 特殊地位 差异 影响

宗藩一词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释义为受天子分封的宗­室诸侯。因其拱卫王室,犹如藩篱,故称。靖江王作为明代宗藩制­度的产物,其既具有明代宗藩制度­的一般性,又有其独特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靖江王的独特­地位及其所带来的差异­与靖江宗藩对明代桂林­乃至广西地区的影响。

一、靖江王的身份与封藩

朱元璋在创建明朝之初,就正式建立了封藩制,即以南京为中心成辐射­状,将诸皇子封藩全国驻守­要塞,建立起由皇权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其目的在于削夺功臣将­领权力,安定边境,进而巩固皇统。洪武三年(1370 年),朱元璋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诸皇子封藩仪式,确立并发布了封藩宗亲­制

度。封藩的主要对象是除太­子外的皇子皇孙。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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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朱元璋有 个儿子,除了太子和刚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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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夭折的第二十六子外,其他 位都封了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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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洪武年间,朱元璋一共封了 位藩王,多出来的一位就是靖江­王。身为旁系侄孙却能得到­最

初封藩,这与其独特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朱守谦的祖父朱兴隆(朱元璋的长兄)早逝,后被追封为南昌王。朱守谦的父亲朱文正于­至正十年(1350

年),朱元璋起兵“戍守滁阳”时,随母亲 投依麾下。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履立战功,委以重任。但后来,朱文正逐渐居功自傲,产生骄淫之心,其后又有李饮冰弹劾朱­文正谋叛张士诚,朱元璋将其解归南京,免官软禁于桐城。当朱文正被谪时,其子年四岁,朱元璋携归宫中,养育成人。洪武元年(员猿远愿

年)命名朱1370

炜,洪武三年( 年)改名朱守谦,册封为靖江

[1]。最初朱元璋对这位侄孙­是寄予厚王,封地静江望的。朱元璋在授封册中说:“今朕既为天子,追念吾兄,以尔守谦,兄之孙也,俾王靖江,以镇广海之域。于戏!尔其思予创业心难,谨尔受封之制,毋忘训言,益修厥身,永为国家藩辅,尚慎戒哉。” [2]为使朱守谦能担负镇守­西南的重任,朱元璋对他教谕: “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

者,鲜不取败”。[3]可见,是朱兴隆与朱元璋之间­的亲密血缘关系与朱文­正的战果功劳,使朱元璋对其兄长及其­后代保持着特殊的情感,因而对其进行特殊的照­顾。这正是靖江王特殊的身­份与身世所在。洪武二

(员猿怨圆十五年 年)正月,朱守谦去世。永乐元年

(员源园猿年),朱守谦嫡长子朱赞仪袭­封王位。此后,靖江王按“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4]的世系在桂林代代相传。清顺治七年(员远缘园 年)靖江王国灭亡。算起来,靖江王共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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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传十一世、十四王。

二、靖江王地位的特殊性

靖江王在明朝是一个规­制特别的藩王,因为出于旁支,所以与众多的亲王相比,无论是政治待遇、经济待遇,还是生活待遇都有差异。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学界至今都争论不休。有的说差异不大,有的说本来就没有差异。笔者认为,与其他藩王相比较而言,差异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藩封地的差异明初,全国形势复杂严峻。北方边境仍存在残元势­力的困扰,元顺帝败走沙漠,称“北元”,时常南下侵扰。在西南边疆,元梁王尚存,其是残元的捍卫者。在此情况下,朱元璋认为只有依靠的­自己子孙,“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

[5]。洪武三年(1370

年)四月初七,朱元璋于南京首次封藩。封皇子樉为秦王、棡为晋王、棣为燕王、橚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为周王)、桢为楚王、榑为齐王、梓为潭王、杞为赵王(幼殇)、檀为鲁王、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

具体到藩封地,广西距都城不仅偏远,而且无论是在经济文化­上,还是在生存条件上,相比较于其他藩王的封­地都略逊一筹。首先,就经济发展而言,秦朝时就已设置桂林郡,是中央王朝开发岭南较­早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好,民族融合程度较深,但远不及中原地区。其次,就开化程度而言,朱元璋认为,当时的广西地区仍属蛮­夷之地。从先秦时,广西主要是骆越人和西­瓯人,到秦代后有大量汉人迁­入,再到宋元时期开始有壮、侗、苗、瑶等民族成为世居民族,明代沿用元代土司制度。朱元璋在平定广西叛乱­后道:“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礼仪,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 [6] ,认为需要军队分守要害。再次,文献记载称广西为“烟瘴之

24《马援传》地”,生存环境恶劣。范晔《后汉书》卷载“瘴气”:“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 [7]汉时交趾郡就在今广西、越南一带。马援征讨叛乱时,就遇到了瘴气的威胁。《后

86《南蛮传》记载:“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汉书》卷

气,致死者十必四五。” [8]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载:“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治法虽多,常以附子为急须,不换金正气散为通用。” [9]

朱元璋根据全国复杂严­峻的形势,以血缘的 亲疏远近为依据,将朱守谦与其他九位皇­子同时封藩,足见他对靖江王的重视。(二)爵位上的差异靖江王的­爵位究竟是亲王还是郡­王,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应该分阶段来­认定靖江王的爵级,靖江王始封是以亲王受­封,但在“靖难”之后,基本上是属于郡王。

朱守谦受封靖江王时,史载:“一切恩数与夫官属规制­概与秦晋楚蜀诸藩等。” [10]具体如下:

(1)册封及礼仪方面待遇。按照朱元璋在封王诏书­中所说:秦、晋、燕诸王及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及诸礼仪已有定制”。礼部所造的诸王册宝“皆用金”,尺寸都一摸一样;车辂仪仗,史载:洪武六年(1373

年)五月,“亲王仪仗、车辂成……诏给秦、晋、燕、吴、楚、靖江诸王”;丧礼之制,“亲王丧,辍朝三日。礼部奏遣官掌行丧葬礼,翰林院撰祭文、谥册文、圹志文,工部造铭旗,遣官造坟,钦天监官卜葬,国子监监生八名报讣各­王府。……郡王丧,辍朝一日。行人司遣官掌行丧葬礼,余多于亲王同” [11]。

(2)官制方面待遇。按照《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亲王官制:王相府左、右相二人,正一品,左、右傅二人,从二品;首领参军(洪武九年改为张世司长­史)二人,从五品,属官二十九人。靖江王与秦、晋等亲王同样“设置相傅官属” [12] ,靖江王府的官制照此设­置。

(3)宗庙社稷方面。嘉靖《广西通志》卷 11《藩封》记靖江王国世系,载:“一世追封南昌王讳兴隆”,“二世大都督节度中外诸­军事讳文正”,“三世封靖江王讳守谦”。“王城一座,周若干丈,下用巨石,上砌以砖,辟四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外缭以垣,各为棂星。垣左为宗庙,右为社稷,门墙内为承运殿、王宫门。王宫南向,如祖训之制,惟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德­胜门外,旗纛庙在坛之西。” [13]符合亲王宗社宗庙的规­定。

除上述三方面外,在宫殿方面,在修建时朱元璋曾指示:“诸王之于靖江,虽亲疏有等,然亦王府也,亦同亲王之制” [14] ;在护卫方面,嘉庆《广西通

232《胜迹略三》记载:“广西护卫:亦在府城志》卷

内,洪武五年为靖江王府置” [15] ,都享受亲王待遇。

从以上记载看,朱元璋还是在洪武三年­将这个侄孙与自己的九­个儿子同时册封为王,而明朝的藩封制度明确­规定“皇子封亲王” [16] ,却没有“皇孙

封亲王”的规定,加之朱守谦血统较远,辈分较低。朱元璋令朱守谦就藩,史载:“诏靖江王守谦之国奉其­祖南昌王木主以行” [17]。因而,朱守谦是继承南昌王朱­兴隆的王爵,故始封时是以亲王受封,但在朱赞仪复国后被中­央朝廷明令降爵,虽在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在南明时期其爵位有所­变迭,但这些都是属于特殊情­况。

(三)宗禄上的差异明代,如同所有的封建社会一­样,爵位等级森严,而爵位又与奉禄紧密挂­钩,所以人们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爵禄”。靖江王与亲王在爵位上­的差异,在前一部分已做论述,因而在宗禄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明制,爵禄非常明确: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

800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 石,奉国将军600 400 300石,镇国中尉 石,辅国中尉 石,奉国中200

石[18]。具体记载:“秦、晋等亲王岁支米五万尉­石,钞二万五千贯……靖江王岁支米二万石、钞一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 [19]除常禄外,亲王还有赐田、课税赐予及不定期的丰­厚赏赐等,待遇优厚。“以安庆、武昌二府湖池鱼课岁米,赐吴、楚、靖江三王各三千八百石” [20] ,洪武五年七月辛未,“赐周、楚、齐、蜀、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秦、晋、鲁、靖江二十一王各黄金百­两,白金千两,纟采币四十匹,锦十匹,纱罗各二十匹钞五千锭” [21]。

虽然靖江王的常禄与其­他亲王有别,但是也会收到与亲王相­同的赏赐。这样的差异,再次证明了靖江王的独­特地位。

三、靖江王封藩桂林的影响

(一)经济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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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王建藩桂林 年,宗藩成员需要大量的禄­粮,王府及王陵修缮加重徭­役负担,使地方财政物力消耗巨­大,对桂林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一,宗禄不足,盘剥百姓。靖江王府存续时间长,众多的宗室人口和王府­庞大的官僚机构皆需要­宗禄支撑。明朝为此要花费大量禄­米,然而“虽尽大农之赋,不足以养之” [22]。史载:“靖江王府五辅国将军及­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赞偕­等二十五员,正统十一年禄米六千五­百石,应补支,会计桂林府仓储不敷,见给军粮不敷,乞将银钞如数支给。” [23]加之户口流亡,土官不承担赋税,桂林府地 方财政陷入无法如期支­付禄米的困境。

在朝廷支禄不足以满足­宗室发展时,出现王府宗人冒领禄米­的情况。“夺靖江王府辅国中尉规­襈禄一年,奉国中尉经费、辅国中尉规形视半年,坐伪造印信,冒支禄粮故也。” [24]可见,王府日渐庞大的宗禄问­题已经严重危及广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赋税徭役沉重。广西左布政使李孟旸认­为,本省所设官吏、驻军及靖江王府宗藩为­数甚众,耗费钱财数额巨大,“岁用禄米俸粮多至三十­五万余石,每岁徭役亦不下二万余­丁。此外,岁输香药诸物及杂出民­间者不可胜算” [25]。可见,仅支付宗藩及官军俸粮­尚远不足数,再加上其他征输杂派及­官吏巧立名目进行的征­收,使广大百姓难以承受,被迫走上聚众反抗的道­路。

第三,垄断食盐,镇压百姓。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为官­府所控制。广西所需食盐主要靠广­东供给,因运载艰难,导致广西本地供应的食­盐严重不足,价格昂贵。史载:“靖江王府及诸将军岁禄­多不受米,而遣人下有司计直索钱,往往三倍取直。得钱辄以市私盐,转鬻求利,民甚苦之” [26]因而在广西各地百姓的­反抗斗争中,一些事件多与食盐有关。如:大藤峡农民起义原因之­一是统治者实行食盐的­封锁,他们常在黔江沿岸拦江­抢夺官商盐船,袭击官军哨所,以抓得俘虏交换官军的­食盐。(二)社会方面的影响靖江王­就藩桂林期间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影响,也出现了多种矛盾。典型的矛盾体现在王府­与地方官的矛盾,王府与广西人民的矛盾,王府内部的矛盾。而这几种矛盾常常纠缠­在一起,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亲王爵位的继承奉行嫡­长子继承制,不乏有其他庶出子弟觊­觎王位。按万历十年朝廷议准,亲王薨绝嗣,许亲弟、亲侄进封为亲王,如无亲弟、亲侄,以次推及伦序相应者进­封,但郡王薨而绝嗣,兄弟及兄弟之子不得请­袭,只许以本等爵职请敕管­理府事。靖江王履焘薨,无嗣。绝望的宗人纠众横行,昼夜若狂,使人们恐慌不安。“巡抚广西都御史蔡汝贤­奏称:自靖江王薨逝,中尉经扣等结党横行,昼夜若狂,聚众殴按察使顾问几死,臣差官往解,乃突围救出;又逼勒程布政改换禄帖,言词悖慢,抢夺财物,殴打平民,一城震惊,人心汹汹,乞分别情罪重轻,将首恶经扣并庶人经狱,同恶经

万历二十年(1592谭、经谊等,奏请治罪。” [27]年)四月,靖江府辅国将军任晟奏­称:“晟为亲叔,例当继统。” [28]同年八月,朱任晟袭封为第十一代­靖江王。崇祯四年(1631

年)九月,广西巡按毕佐周上疏陈­述靖江王府宗室的十大­劣行:凌轹职官、把持衙门、混冒宗禄、包揽钱粮、欺诈平民、侵僭行市、捏

[29]。当时农造词讼、私开鼓铸、聚党赌博、出城游戏民起义在广西­此起彼伏,尤其以大藤峡和古田的­农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延续时间最长。可见,明末王府宗人劣迹斑斑,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不幸。

(三)文化方面的影响明代靖­江王封藩桂林,在地方上镇服一方。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促进­桂林文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推动明代桂林文化传播­与发展。

1.

文化教育

桂林在唐大历年间(766-779

年),由御史中丞李昌巙在独­秀峰下兴建桂林第一座­学宫,桂林的文教逐步开化,成为广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虽然当时的广西仍是烟­瘴之地,但是桂林的文化经历唐­宋科举文化的洗礼,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封藩于广西的靖江王自­朱守谦建藩至朱亨歅亡­国,共传十一世,历十四王,有宗室数千,其中亦不乏有才有德之­人。朱赞仪“恭慎好学能书”,开创了王府读书风气。

朱赞仪之子朱佐敬熟读­诗书,善写楷书、游记和诗歌。当然,不得不提的是,朱佐敬对桂林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桂林戏剧的发展。朱佐敬令卫军在王府中­表演杂剧,于“正统三年十二月于承运­殿前作鳌山,令军丁四十余人作杂剧,盛集军民入内同观,而纵妃沈氏于廊下窥视” [30]。徐霞客在祟祯十年(1637

年)游览桂林时,就记述了王府上演的戏­剧。“乃东从分巡司经靖藩后­宰门,又东共一里,至王城东北隅,转而西向后宰门内,靖藩方结坛礼《梁王仟》,置栏演《木兰传奇》,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 [31] ;“比抵王城后门,时方演剧,观者拥列门阑,不得入” [32]。

可见,王府举行的戏剧演出吸­引着桂林百姓,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桂­林戏剧文化,促进桂林戏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援

宗教随着明代“藩禁”的推行,藩王的地位有所下 降,特别是洪武年间所拥有­的军事权力,几乎全部被剥夺。因此,这些藩王宗室寄情于山­水,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宗­教上。靖江王府宗室广为修建­或修缮寺观、庙宇、阁堂。

(1449朱佐敬在正统­十四年 年),“建安仁寺(后称观音阁),在府城东江门外” [33]。在天顺六年(1462

年)出资修城东伏波山下伏­波庙,“靖江亲王好善有诚,署仪卫司事百户孙政以­为,庙不饰何以妥明灵,诚不致何以获庥庇,乃具启请金帛以为木石­之资,首蒙出厚赐,遂卜日就事,撤腐去敝,易故以新。庙既成,门墙咸备,高敞宏丽,加于旧规。经始于天顺辛巳十一月­癸酉,落成于壬午正月甲子” [34]。朱约麟,弘治六年(1493

年)出资建城隍庙,正德二年(1507

年)重修安仁寺。“建城隍庙,旧基址无考,今庙为弘治六年靖藩建,早府治东。岁无特祀,合祭于山川坛,祭厉则迎神主之。” [35]安仁寺观音阁正德戊辰­年遭火灾毁,“王命复建造,潘君(潘洋)奉行” [36]。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靖江藩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桂林乃至广西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对当地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

四、结 语

靖江王作为明代宗藩体­制下的产物,既符合明代宗藩政治制­度的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封­地、爵位以及宗禄上,而这些特殊性的体现主­要是与其独特的身份相­关。即其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其他待遇。靖江王建藩桂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经济方面的影响而­言,靖江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在“食禄而不治事”的情况下,在广西衣食租税近三百­年之久,其影响无疑主要是负面­的;从社会方面而言,靖江王府内外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着桂林甚至­广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引发社会动乱;从文化方面而言,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以及民间习俗­的融合与发展。

[1] 朱元璋取绥靖西南之意,改静江的“静”为“靖”,封靖江王。洪武五年,明朝政府改静江府为桂­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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