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宝贤堂法帖》文物价值
要：永祚寺俗称双塔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摘 年），是太原的标志性建筑。寺内现存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和《古宝贤堂法帖》分别为明代弘治二年（1489
年）晋世子朱奇源集刻，和清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太原知府李清钥从李氏家藏法书中选镌而成，20 80
世纪 年代从傅公祠迁置于永祚寺碑廊。本文以二部法帖为例，通过校勘诗文刊本、先贤手迹和散佚书论，阐述了二帖的文献价值，并从二帖的异同对比说明了其艺术价值。
关键词：《宝贤堂集古法帖》《古宝贤堂法帖》 异同 文献价值 书法价值
太原永祚寺内保存的宝贤堂丛帖石刻共有二种，其一为明弘治二年（1489
年），晋府世子朱奇源奉其父晋庄王朱钟弦之命，以宋《淳化阁帖》、《大观帖》、《宝晋斋帖》等为底本，在太原集刻的大型丛帖《宝贤堂集古法帖》，即《大宝贤堂（法帖）》；其二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太原知府李清钥从李氏家藏法书中选镌而成的《古宝贤堂法帖》，即《小宝贤堂（法帖）》。上述两种丛帖是先贤馈赠的国之魄宝，是中华文化永续传承的历史见证，两种丛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文献价值
二帖均以汇集先贤法书为宗旨，反映其时其人丰采，记录了前人手迹，反映了各时期书法艺术成就，同时，各法书也为后世的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对后世研究文字学、文献学和古代文化诸方面都有极大的价值。
古人凡入帖的内容，往往是书札、诗文、吊问之属，可供欣赏清玩。文人兴之所至，逸笔遄飞，书体自然奔放，百态横生。睹先贤墨迹，犹见其人之高致，然而就在这古人的手书中却得以保留了当时的文字资料，以之校勘古籍、订正文字，较传世刊印之书更为确切。以下以例说明。
1.
诗文刊本校勘古人诗文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会因为版本的不同，产生文字的差异，后世者往往莫衷一是，不知何者为正，对于这样的问题，最有权威的校勘， 莫过于去古未远的前贤墨迹，这也是史料学中的“唯远”原则。
如：《初拓宝贤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中收录的宋太宗御笔崔颢诗《登黄鹤楼》，此诗在流传中一直存在异文。康熙年间成书的《全唐诗》（扬州诗局本）中有“昔人已乘黄鹤去，兹地空余黄鹤楼”，而帖本则为“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从诗意上看，白云黄鹤有色彩，且不重复，故“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此句应为正本。此外，《全唐诗·登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在帖本中则为“日暮江山何处在”，对比上下句，“乡关”更符合诗的意境，但是此处的“江山”远较“乡关”大气磅礴，似可理解为宋太宗有意改之，体现出宋太宗不同的胸襟和眼界。此外，帖本中的“春草萋萋”，亦与传世诗作中的“芳草青青”略有差异。
另有《全唐诗》（版本同前）唐人张继《重经巴丘》中的“日泛仙舟醉碧澜”，而帖本中为“常泛仙舟醉碧澜”，从诗意上讲，“常泛”比较客观，“日泛”则过于绝对。且“日”是入声，“常”为平声，从平仄角度看，“常泛仙舟醉碧澜”更为合理。该诗传世刊本的“往事冥微梦一般”，与帖本中的“往事微茫梦一般”也略有不同，从词义上讲，“冥微”生涩，而“微茫”却平实易解，且“冥”属上声（仄声）字，该句为“仄仄仄平仄仄平”，近孤平，是不对的。这足以说明早期法书胜于传世刊本的地方。
2.
先贤手迹遗存《宝贤堂集古法帖》中收集有包括东汉才女蔡
文姬，魏晋、十六国时期谢安、桓温、杜预、山涛等人法书，在《淳化阁帖》、《绛帖》等刻石散佚的今天，《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对于保存先贤法书真迹显得尤为珍贵。同样，《古宝贤堂法帖》中还收录有包括《宝贤堂集古法帖》集刻人朱奇源等明清文人的法书。因此，可以说二种《宝贤堂帖》均保存了先贤珍贵的手迹。
如东汉才女蔡文姬，虽说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人们大多只知道她写过《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却极少了解她的书法。在《宝贤堂集古法帖》卷第一中就收录了有她“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的名句，这对我们研究蔡文姬及汉代历史来说，是一段弥足珍贵的材料。
3.
散佚书论留存宝贤堂帖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但长久以来人们只把它视作书法作品，这是极其狭隘的，如《初拓古宝贤堂法帖》序言末有载：“初拓本付出版社出版，此实为书法界的一大快事”，这个评价远不足以说明此帖出版的文化价值，因为从书学的角度，此帖绝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临习的范本，其内容中还包含有很多可供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
《初拓古宝贤堂法帖》在收录的诸多名家墨迹后均附有精辟论断，且大多出自历代名家，又并不多见于其他著录，因而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如黄庭坚所书《赠刘子三竹赋》之后，有赵孟頫跋语：
“昔米南宫谓‘东坡画字，山谷描字’，后人递以斯言为二公之优劣。殊不知米老当日之意特为二公运笔迟缓而发耳。今观于山谷之书，纵横流丽，亘绝古今，其得意之际，即公颠翁犹当避席，况其下耶。此正公诗中所云：‘文湖州之用章，有成竹于胸中’者也。”
此段跋语刊刻上石者，目前仅见两处，其一为《初拓古宝贤堂法帖》，其二为《东平刻石》，足见其珍贵程度，且抛去书法理论价值，其本身就是一篇精妙的书法作品。
二、《宝贤堂》二帖的异同与书法价值
1.《大、小宝贤堂》之异同《宝贤堂集古法帖》（俗称《大宝贤堂法帖》，以下统称《大宝贤堂》），明代晋藩王世子朱奇源奉其父晋庄王朱钟铉之命，于弘治二年（1489
年）以《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宝晋斋法帖》为底本，
12又增以晋王府藩邸所藏荟萃成的丛帖，全帖共
124
卷，汇集自先秦至明代 位书家的墨迹宝翰，初藏于晋王府宝贤堂。
《古宝贤堂法帖》（俗称《小宝贤堂法帖》，以下统称《小宝贤堂》），为太原府知府李清钥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在太原集刻的四卷石刻丛帖，
21内容自唐宋以降，直至清初，涵盖了 位书家的法书精品。《小宝贤堂》刊刻完成后，因晋世子朱奇源集刻的《宝贤堂集古法帖》曾放置于宝贤亭，遂李清钥将《小宝贤堂》置于此处以此来纪念朱奇源刊刻《大宝贤堂》之功绩。
《大宝贤堂》自行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许多人对法帖的学习与认识，主持刊刻的朱奇源曾自言：“虽昧于鉴赏，不能尽如古人之用意，然较之诸家亦颇精矣，因命之曰宝贤堂集古法帖。”此外，清代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傅山评其：“圆秀遒媚，出周、肃上，二王钩勒，犹为精妙。”由此可见，《大宝贤堂》虽为古代法帖的复制品，在反映魏晋笔法方面略有不足，但其既为王府巨制，又有傅山赞誉，也绝非是《东书堂》《肃帖》等所能比拟。且《大宝贤堂》在传达书家精神和笔趣上相对准确，更贴近原作。而《小宝贤堂》因其所成年代较晚，在知名度、影响力上远不及《大宝贤堂》。2.《大、小宝贤堂》之艺术价值
傅山在《宝贤堂集古法帖》后跋曰：“古人法书，至淳化大备，其后来模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逮至有明，则有肃藩之《淳化》，仍其旧名，卷次不少变更；周藩之《东书堂》、晋藩之《宝贤堂》，则稍有颠倒增益。今此三本，并行人间，《汴帖》模勒无丰采；《肃帖》丰肥，浓态侧出；晋帖圆秀遒媚，出周、肃上，二王钩勒，犹为精妙。独献之授衣一帖，不及《肃帖》远甚，然肃本此帖亦不及汝刻也。”据此我们可知，傅山眼中的《宝贤堂集古法帖》较有明以来的其他刻帖，摹勒更为圆秀遒媚，刻工更为精湛。
对《大宝贤堂》的评价我们尚有幸从清初文人的笔下了解一二，但关于《小宝贤堂》的评价，我们却很难见到相关论述。为更好地分析二者的艺术价值，我们从二部刻帖中分别选取了同作于元祐三年（1088
年）的《薄酒丑妇歌帖》（大宝贤堂）和《刘明仲墨竹赋》（小宝贤堂）来做对比，以期窥知其中一二。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书法以行、草
见长，并自成一家。
古人作书，因纸张较小而字形不大，故多用笔锋调换而就。黄庭坚的行书多为大字，用笔凝练有力，行笔曲折顿挫，章法极具创意，节奏变化强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图一中的《薄酒丑妇歌帖》与图二中的《刘明仲墨竹赋》皆为元祐三年书就的行书作品。所不同的是，就碑石尺寸而言，《薄酒丑
0.6 0.4
妇歌帖》横约 米，纵约 米，而《刘明仲墨竹
1 0.35
赋》横约 米，纵约 米，加长的碑石扩大的空间对刊刻者来说，无疑更易发挥。所以，《刘明仲墨竹赋》相较《薄酒丑妇歌帖》，字型更大，更为舒张。
王府巨制《宝贤堂集古法帖》在傅山眼中的已 是刻工犹为精妙，经过上述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古宝贤堂法帖》的刊刻也是极为传神的，这虽然与刻石尺寸的增大不无关系，但亦离不开刻工的精湛技艺与李清钥的悉心监制。可以说，大、小《宝贤堂》是集古代书法之大成者。
大、小《宝贤堂》几经风雨，迄今留存有始于宋代的《绛帖》刻石、成于明代弘治年间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清初补刻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以及成于清初的《古宝贤堂法帖》刻石，可以说，大、小《宝贤堂》不仅是书法史上的瑰宝，更是祖国文化取之不尽的宝藏。
参考文献
1.《初拓古宝贤堂法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1月第一次印刷。
2.《宝贤堂集古法帖》，文物出版社，2002 年 3 月，第58 页。
3.《全唐诗》，扬州诗局本。
4. 清乾隆《太原府志》，古迹卷，凤凰出版社，2005年。
5. 永祚寺碑廊现存清傅山题跋刻石。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双塔寺文物保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