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横水墓地出土人首纹青铜短剑研究
2018 摘 要：山西博物院 年《争锋———晋楚文明特展》中展出的一把青铜短剑颇为引人注目。这把 3青铜短剑出土于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为扁茎式，剑身装饰人首纹，并铸有 字铭文。这种形制的青铜短剑出土数量不多，带铭文者更是少见，是研究西周时期人首纹青铜短剑的一件重要标本。本文从青铜短剑的起源入手，对考古出土和传世品进行了简单梳理，通过铭文释读等，认为这件器物是西周时期带铭文人首纹青铜短剑之孤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西周短剑 人首纹 楚公逆
青铜短剑是早期青铜剑的重要类型之一，就西周时期而言，青铜短剑的分布范围较广。2006
年山西省绛县横水墓地出土一把青铜短剑（图一），
22.5 3
长 厘米，宽 厘米，剑身细长，扁茎，无格，茎上有方形凹槽及两个圆孔，较为特殊的是在剑身装饰人首纹（图二），光头、大圆眼、三角形鼻、小口、夹颌、尖耳，耳垂处有象征耳孔的圆点装饰，并在人首纹的上部铸有铭文，曾著录于《山西考古大发现文物精华》中。这类型的青铜短剑因形似柳叶，故被称为柳叶形青铜短剑。关于此类型青铜短剑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新石器晚期遗址中，较广泛地存在一类具有细石器特征的石刃匕首，或称之为“石刃骨短剑”，如：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2]、[1]
[3]、兰州花寨子遗甘肃东乡林家遗址
[4]、永昌鸳鸯池墓地[5]等均有发现。址从形制上看，这些地区发现的石刃骨短剑与西周时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可能是柳叶形青铜短剑的发展雏形，对其形制的发展演变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周时期考古遗址中，如陕西
长安张家坡[6] （原报告称该标本“很像是匕首，可能是后世短剑的滥
[7]、觞”）、陕西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陕西岐山礼村[8]、河南洛阳庞家沟[9]、 北京房山琉璃河[10]、甘肃灵台百草坡[11]、湖南资兴旧市[12]、山西天马—曲村[13]、湖北随州叶家山[14]等地墓葬中均出土过与此剑形制相似或相近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关于这类人首纹青铜短剑的地望问题，在出土范围较广的情况下，有学者认为是西周时期王畿地区及其周边的器物，特别是关中西部以宝鸡为中心的区域是柳叶形青铜短剑的主要流行地，其他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可能是受这一地区的影响。
目前发现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多素面无纹饰，少数剑身有纹饰，包括夔龙纹、蛇纹、兽面纹、云雷纹等。而横水墓地出土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装饰的人首纹饰较为少见。从全国范围来看，装饰人首纹的青铜短剑，目前已公布资料的有：江苏省仪征破
1
件[15]、陕西省扶风县齐镇山口西周中期墓葬出土
1 1
[16]、湖南省长沙金井出土 [17]、陕西华出土 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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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东阳出土 件[18]、广东海丰出土 件[19]、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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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旧藏 件[20]、上海博物馆旧藏 件[21]，北京
2 1
件[22]，其中
故宫博物院旧藏 件相传为河南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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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村墓地出土，另 件形制则略有不同且人首长有头发[23]。另有一些遗址出土的此类型短剑，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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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首纹头上长有犄角，如广东曲江石峡出土 件
1 1
件[25]、陕西省少陵原出土香港大屿山东湾出土件[26]。在这些遗物中，与横水墓地青铜短剑人首纹饰最为相似者只有陕西华县东阳和长沙金井两地出土的青铜短剑，这也更加充分说明了横水墓地青铜短剑的独特性和稀缺性。
关于剑身装饰人首纹饰，已有多位学者发表过看法，沈从文认为青铜兵器和其他器物上反映
[27]；俞伟超倾向的形象来自异族劲敌的可能性更大于异族牺牲，认为大概是模拟俘虏来的外族，是一
[28]；徐良高认为这种纹饰种祭祀所用牺牲的象征物正是战争致厄术和祭祖祈胜这一原始宗教现象在器物上的表现，反映了古人对战胜敌人的愿望和信心[29] ；詹开逊认为带人首图像的兵器，都与“猎首”习俗有关。进入阶级社会后，作为猎首陋习的遗俗，人首纹就被铸于一些特定的兵器之上，这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30]；陈亮认为这些短剑上的人面纹饰可能是氏族祖先或他们崇拜的英雄武神式的人物[31]。
这类青铜短剑的剑柄除少数与剑身合铸为整体外，多数是与有机物质组合装配而成的，由于年代久远，有机物质已腐朽不存，剑已无全貌，只能从剑柄上的凹槽和圆孔特征来推测其装柄方式，其大概是利用两片木板将茎部夹住后卡入凹槽，再利用销钉从圆孔中穿过将木片进行固定。无独有偶，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葬中曾出土一把柄部保存较为完整的青铜短剑，其装柄方式是在扁茎两面用两片弧形木板夹合，通过茎上的穿孔将木板与茎穿钉固连，并于木板外缠绕麻绳，
[32]。从中而且还将柄末端插入铜质中空的剑首中可更直观地了解这种扁茎剑柄与木板的组合，最终在木板外还需要缠绕麻绳的方式使剑柄稳固。
横水墓地出土的这把人首纹青铜短剑，纹饰采用模压法和阴线雕刻法两种方式制成。人首双目为正圆形，其纹饰较宽、边缘整齐、底子平整光滑，这是采用模压方式压制而成的，手工雕刻则不 可能形成这种正圆形。人首纹轮廓、耳、鼻、口部线条相对较细且宽窄不一，边缘不齐，底子粗糙，这是采用阴线雕刻方式制作的结果。目与鼻衔接处两种工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铸造工艺采用双合范铸造而成，纹饰制作工艺首先在剑的阳型陶模上压制、雕刻纹饰的阴纹线条，然后将阳型陶模翻制成阴型陶范，再将两块阴型陶范拼合成待铸范腔，浇入铜液冷却后就形成青铜短剑表面的阴线纹饰。从剑身为银白色和剑锋残断及刃部有多处磕碰痕迹等方面分析，其脆性很大，其原因是合金
20%以上。锡在成份中的锡含量太高，推测应超过青铜合金中的作用是增加硬度，锡含量越高合金硬度就越大，颜色就越发银白色，但硬度增加的同时脆性也在加大，当遇到与物体碰撞时就越容易折断和磕碰，这就是剑锋残断和有多处磕碰痕迹的原因所在，所以就会形成剑身现有的残缺现状，由此也可以认为此剑是战争中使用过的实用兵器。
关于人首纹青铜短剑的断代问题，陕西省扶风县齐镇人首纹短剑在原简报中作者根据同出器物的器形、纹饰、铭文定为穆恭时期[33] ；吴镇锋在《陕西西周青铜器断代与分期研究》中定为西周中
[34]；江苏省仪征破山口出土的人首纹短剑，肖楚期龙将之与陕西扶风镇人首纹短剑比较，认为其年
[35]；邹厚本对比同出的青铜礼代接近，属西周中期器综合研究后认为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晚期[36]；高西省认为与扶风出土的人首纹短剑形制相似，似可早到西周晚期，并认为可能是仿中原西周早期人首纹短剑在当地铸造的；湖南长沙金井出土的人首纹短剑在原报告中根据出土器物对比定为春秋早期，但与其他的人首纹短剑相比也应为西
[37]。横水墓地出土青铜短剑在人首纹周时期之物
上部铸有“楚公逆”3
字铭文（图二），从右至左横向雕刻，为其断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关于楚公逆之名，早在宋代就有楚公逆钟的出土记载，著录于王复斋《钟鼎款识》和赵明诚《金石录》中。1993
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晋穆侯墓）又出土一套有楚公逆铭文的编钟，而这把人首纹青铜短剑是继楚公逆编钟之后有楚公逆记载的又一新发现。
[38]，熊孙诒让考定楚公逆即《史记·楚世家》之熊咢
799咢即位于周宣王二十九年（前 年），卒于周宣
791
王三十七年（前 年），出土楚公逆编钟的晋穆
811侯即位于周宣王十七年（前 年），卒于周宣王
785
四十三年（前 年），与楚公逆熊咢相当，都在位
于周宣王时期，所以这把青铜短剑应为西周晚期之物。从横水墓地出土器物的年代和对楚公逆其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多位学者对这类型青铜短剑在年代上的认识，其地望问题也有了准确的归属，是西周时期有确切铭文记载的青铜短剑之孤品，实为研究西周时期人首纹青铜短剑的又一佐证。 [1] 云翔《试论石刃骨器》，《考古》1988 年第 9 期。
[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 年第 4 期。
[3]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1984 年。
[4] 甘肃省博物馆《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 年第 2 期。
[5]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 年第 5 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 年。
[7] 卢连城、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8] 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岐山礼村附近周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2），1978 年。
[9] 蔡运章等《丰国铜器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6 期。
[10] 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 年第 5 期。
[11]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12] 湖南省博物馆《资兴旧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辑刊》（1），1982 年。
[13]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期。
[1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 11期。
[15] [36] 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
[16] 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 物》1980 年第 4 期。
[17] [37]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金井出土春秋时期越族铜器》，《湖南考古辑刊》（2），1984 年。
[1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县东阳》，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9] [25] 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4 年。
[20] 傅聚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越族铜剑》，《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6 期。
[21] [23] 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 年。
[22] 罗越《中国青铜时代的兵器》，伦敦，1956 年。[24] 麦兆汉《粤东考古发现》，香港考古学会专刊之二，1975 年。
[2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少陵原西周墓地》，科学出版社，2009 年。
[27]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
[28] 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的变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29] 徐高良《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考释》，《考古》1991 年第 5 期。
[30] 詹开逊《人首纹器与“猎首”含义》，《中国文物报》1992 年 4 月 19 日。
[31] 陈亮《先秦人面纹扁茎短剑试论》，《东南文物》2001 年第 1 期。
[32] 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 年第2期。
[33] 周文《新出土的几件西周铜器》，《文物》1972 年第7期。
[34] 吴镇锋《陕西西周铜器断代与分期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90 年。
[35] 肖楚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38] 孙诒让《古籀拾遗》，中华书局，198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