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青：搏杀在生物科技前沿
文/曹 莉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十年之内做一个世界首创工程，并从实验室做到了产线，实现了 98%以上的资源化利用。收获成绩的同时，也意味着科研人员使命的结束。2008年，在项目投产之后，林晓面临新的方向抉择。这时，他回到中科院继续读博，并获得了公派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学习的机会。
做企业的“外脑”
北京赛科康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产学研合作单位，目前是主要向有色金属、煤化工、新能源等行业提供全套环境污染防治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林晓及其团队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
“我们所的这个公司是我在美国访问学习期间成立的。我从葫芦岛这个项目中涉及到的材料制备中发现我们介质循环的技术在整个有色行业是很普遍的一个需求，国外也没有人在做这个事。”从美国回来以后，林晓看到了介质循环技术更大的 应用空间。“如果我不做，这个技术可能也就到档案室保存了。研究单位的科研经费大部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做完的成果没有向社会转化，实际上是资源的浪费。所以我当时把自己的职业路径稍作调整，开始了新的尝试。”
林晓和他的团队首先与传统钢铁和有色金属企业合作，做传统行业的绿色升级。“我们是做了一些环保的事，但是从它产生的价值来看，不仅是环境效益，也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合作的许多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比如华友钴业的产能占到全国钴业产能的 40%、世界的20%，比世界排名第二的企业多一倍。但这个企业在 2012年与我们合作以前在全世界才5%的比例，国内都排不了第一。”
随着与企业的深入合作，他们进入到新能源汽车和电池行业，主要负责废电池的回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给许多行业带来新的价值。尤其像新能源这个行业，我们国家在5年的时间 里从排不上号到现在全世界 50% 的新能源是我们来生产，在实验室是跟不上这种快速发展的节奏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间接支撑了这些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轮环保风暴过去以后，我们的合作方没有一家因为废水处理的环保有问题停产的，基本都在扩产，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动力电池蓝皮书》的编制。”
林晓在求学的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三位院士导师，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本科期间他有幸进入王静康院士的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生期间他的导师是张懿院士，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期间，他师从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John C. Crittenden. 从不同导师身上，林晓了解到不同的领域。“三位导师都是化工背景，只是他们各自的应用面和专注领域有所不同。王先生从事医药结晶等化工行业，张院士侧重于清洁生产，Crittenden院士的研究已经从化工转向可持续发展等环境生态方向了。不同领域的学术交叉对我的工作产生蛮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帮一些新能源行业去做整个产业链的构建，包括做战略新兴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设计，这块也是我在国外跟 John 交流的时候学到的思路。”
林晓称，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人员，他研究的需求和路线更多来自于跟企业的互动，而不是国家项目。他们更像是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一个科研团队。“其实老外了解我们可能还会比国内多一些，他们可能更好理解。前段时间有十几家欧洲的小企业想进入中国，他们的国外投资公司通过展会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帮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策划。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给企业做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企业的外脑。”
林晓表示，国外企业更加有战略布局意识，而国内的企业，目前可能更多的是随从，关注于如何用更少的成本和更大的努力去做事。实际上，在科学密集型的行业，投入更多资源并不一定能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我们更多地希望能给企业提供从研发到生产的科技创新体系的这种支撑。” 林晓谈到。
国内很难见到像赛科康仑这样主要以研发人员为构成的公司。“我们这边每年从清华等高等院校招大量的研究生，光博士后就有3个。博士后过来还不做研究，是做行业调研、科技转化，了解行业需要什么技术。这块可能跟大部分企业的结构都不一样。”
做学界与产业的“桥梁”
“现在我们用经验和来自于产业界的信任，帮我们周边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科学院其他研究所的同事，去做他们技术的产业化。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连接点，对科研界我是体系内的，大家都对我们很熟悉；而产业界，我成为他的一个外脑以后，他对我有一个信任。基于此，我们可以把不同行业间的转化渠道缩短。”
在这一过程中，林晓发现，企业对于高新技术的需求与科研单位已有技术成果之间存在断层，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技术转化的困难。许多研究人员获得的研究方向和命题来自于国家发布的科研项目指南，虽然也有产业报上来的需求，但是经过了高度的精炼和抽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问题。对研究人员来说， 成果转化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不知道成果具体在哪些单位可以直接应用。“大家都是一部大机器中的零部件，你这一部高铁有 n 个轮子，如果不经过整个车辆系统的调控，A轮都不知道 B 轮怎么运转，无法做到同步高速发展。”
另一方面，国家的规划战略中已明确写出要加大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力度。林晓介绍，在美国，企业请他的导师 John做咨询服务，包括坐飞机的时间在内，一小时是 1000 美元以上。而林晓本人，国外亦有企业给出 180 美元 /小时的价格。但目前在国内，让企业给一个技术或者科学家支付咨询费，还难以实现。“大家都知道这个领域谁是大牛，但是企业很矛盾的是，我把院士和大牛请过来以后，第一他能不能在我这待够半天、搞清楚我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是针对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些理论听着挺有道理，怎么把它变成我的实际生产力？国内不少企业现阶段还不具备对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这个阶段是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情的。”
林晓认为，以目前国内的产业 结构和发展阶段来说，科技服务要以实体的技术承载形式来进行。“把技术变成一个高精尖的设备，企业用完以后能够产生直接效益，企业就认这个。”
林晓表示，接下来他准备把能做的事做得更宽一点。第一，协助传统有色行业向新材料制备转移；第二，进一步支持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做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一个连通平台。“我们做的工作跟产业直接相关，同时作为科学院的单位与政府有更多的交流。我们可以把行业的一些实际情况，甚至不在常规的行政收笼信息口径范围内的东西告诉技术领导部门和科研管理机构，让他们更加了解行业的情况。”第四，帮助青年科研人员实现成果转化。“每个研究人员做的都是一个点状技术，在跟产业产生联系以后，我知道产业需要的是一个集成化、系统化的技术，但它也是由不同的小技术而组成。我们既可以帮产业寻找技术，也可以帮科研人员把他的技术研究向产业化方向做一个微调，以更适合产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