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海派”工笔人物画的收藏与投资
书画收藏，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种保值、升值的手段，而且在文化上可以充分享受到生活情趣和艺术熏陶。
众所周知，在货币不断贬值的时代，股票、房产和艺术品是对抗通胀最有效的三件法宝，尤其是书画，又被称为“挂在墙上的股票”。书画收藏，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种保值、升值的手段，而且在文化上可以充分享受到生活情趣和艺术熏陶。而其核心的内在流通价值，则必须通过现代的艺术市场予以体现。在今日书画市场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人物画作品的拍卖价格及投资回报率高得让人咋舌：《华祝三多图》是清末工笔名家任伯年已知的单件最大尺幅、最具代表性风格的作品，被称为“任伯年之王”。2011年由西泠印社拍卖，当时的成交价是1.67
亿元。
1997年，这幅《华祝三多图》在拍卖会上亮相，由于此作为“海派”收藏名家钱镜塘先生旧藏，故当时吸引了很多藏家追捧，后被台湾买家以266 万元收入囊中，此价创当时任氏作品市场价的新高。2005年又推出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成交价高达 2800万元，8年中价格翻了10倍。有趣的是， 2011年再推此作，更是引来各路藏家追逐，后以1.67亿元的天价成交，轰动当时的艺术收藏界。从题材上来说，《华祝三多图》是为上海富商方仁高七十大寿所作，“三多”，指多福、多寿、多子，人们通常以寿桃或者其他清供图代替绘之，而任伯
年独辟蹊径，选用古代典故，把寿星比作古代的帝王尧。任伯年是我国清末杰出的花鸟、人物画家，又是清末“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则比较全面。我们知道国画通俗意义上分为山水、花鸟、人物，他却无一不能，堪称奇人。由于他受家传影响，重视写生，又能融汇诸家画法，并吸取外来西洋绘画之水彩色调之长，所以他的作品勾皴点染，格调清新。虽然任伯年的艺术成就高超，但其作品目前的市场价位也实在是有点高不可攀，其实任伯年字画价格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涨幅明显落后于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1991年他的《花鸟》（四屏）在拍卖会上以23万港元成交，同年他的《钟馗》被拍至76万港元， 1993年他的十二开《花鸟草虫册》在拍卖会上以95万元成交。这些价格在今天看来，只是其爆发前的沉默。任伯年是清末“海派”画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自清末起，在“海派”粉墨登场的艺术家，浙江籍贯者占有总人数的六至七成，比如任伯年就是浙江山阴人。因此，“海派”艺术的几点关键特性，似乎相当符合浙江画家、浙江人的性格和一贯的行事作风。比如:浙江人的艺术风格下笔多浓墨苍劲、富丽重彩，作品具有清晰可感的强烈视觉冲击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浙江艺术家有很多人是画工出身，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文人画孤芳自赏的眼光看来，也许有落俗之嫌，然而“落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如钱慧安(1833-1911)，作为清末民国“海派”工笔的核心人物，用笔用墨，丰富多变，虚实相间，浓淡相宜。虽不能用冰清玉洁来形容，但也算生动传神、别样风情。和任伯年相比，钱慧安的真正价值，目前仍有待发掘。虽然其所作多幅画作被上海博物馆及天津博物馆收藏，北京翰海、嘉德拍卖公司等也对其作品作重点推出。现在他的画每平尺高达数万元，一幅四下对裁约四平尺的人物画精品可拍出五六十万元，但比起任伯年的千万、上亿元的纪录不断被刷新，相对来说，钱慧安的画作反而正是默默吸筹的最佳时期。浙江画家性格普遍外柔内刚，且善于灵活应变，而不至于陷于僵化。因此，“海派”画家大都具有兼收并蓄、继承并发展的勇气。正是这种不甘于守成且原地踏步的精神面貌，才开创了清末民国“海派”画家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并保证了“海派”艺术发展之树的万古长青。任熊(1822-1857)也是清代晚期著名画家，“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许多“海派”画家
一样，也是个绘画全才：人物、花卉、山水、翎毛、虫鱼、走兽，无一不精通。他的人物画对衣纹的勾画向来十分精彩，铁画银钩，很见功力。特别是一些临摹陈老莲的作品，活灵活现，相当传神。任熊的书画作品是博物馆的重要收藏品，因此流入市场并不多，价格也并无太多炒作。1986年5月香港出售的《十万图册》是4.2 万港元，第二年3月出售的一幅扇面就达到18万港元的高价。1991年4月卖出的立轴《春风及第之图》也达到11万港元。任熊画作的价格在“海上四任”（任熊，弟任薰，儿子任预，侄任颐）中是较高的，仅次于任伯年（任颐）。从各大拍行的成交数据来看，任熊画作的价格受任伯年风头正劲的影响较大，成交价一般都能较估价要明显高升，形势一片喜人。上升到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化精神追求的层面上，“海派”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最能体现浙沪传统文人的气节、抱负与高雅情趣。除了先前谈到的接地气的老百姓较能接受的栩栩如生的风格之外，一种高雅的淡泊的文人风格，也在“海派”工笔艺术中独树一帜。清末民国“海派”工笔人物同为十大名家中的一对师徒——潘振镛（潘雅声）和沈燧(沈馥岩)，便是“风雅海派”的典型。潘振镛、沙馥、吴友如又被称为“清末三杰”，意为此三人的工笔人物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准。潘振镛出身于绘画世家，祖父潘楷精于花卉，父亲潘大临精于仕女。幼年的潘振镛便耳濡目染精妙家学，才六七岁的他便能画人物，众人纷纷奉其为神童。父亲去世后，潘振镛为生活所迫，曾当过短期商店学徒，但他不甘就此消磨时日，仍专心习画。潘振镛画仕女师法清代著名画家费丹旭(晓楼)，用笔遒劲挺秀，设色淡雅，清丽绝俗。花卉和书法师法著名画家恽寿平。其人物画与沙山春、吴嘉猷(吴友如)被称为“三绝”（三杰）。潘振镛的传世作品甚多，著名的有《贵妃图》(长卷)、《明妃出塞》、《西施浣纱》、《霸桥风雪》、《寒江独钓》等。除上海博物馆藏有其作品外，西安华清宫、福建陈嘉庚纪念馆亦都有收藏。和其他的“海派”画家一样，潘振镛曾往来上海、杭州、南浔、桐乡等地，敬求其画者甚多，真可谓生意兴隆。潘振镛天生刻苦勤奋，长卷大轴，应之不倦，画作颇丰。
沈燧是潘振镛的得意弟子，其画风隽雅秀丽，颇得师风。
民国初年，出于文人强烈的济世情怀，潘振镛在上海偕其画家弟弟潘振节，与当时的另一位名家高邕之等发起组织“豫园书画善会”，以鬻画所得，半充义举，一时得到众多“海派”画家的喝彩和支持，响应者越来越多，至今成为“海派”艺术的一段佳话。但与其艺术成就相比，师徒二人的作品价格仍然与其艺术水准太不协调。对于爱好“海派”艺术的收藏爱好者来说，这两人的确是可以关注的重要“海派”仕女画九大家。以同为“海派”大咖任伯年为例，其最好的吸筹时间早已过去，而潘、沈两人现在正像两朵羞答答的玫瑰在角落里静悄悄地开。特别是潘振镛，作为“清末三杰”之一，其潜力不能低估。2003年，潘振镛的《汉宫春晓通景》在中国嘉德获价26.12 万元；2004年中贸圣佳推出的《仿各家人物》四条屏以 56.3 万元的价格成交；2005年，潘振镛的作品价格增幅更大，其中《仕女》四条屏在中国嘉德以156.2万元的高价成交； 2016年春拍的艺术市场上，潘振镛的一幅《花神图》以236 万元的价格成交。艺术品投资，既需要资金的实力，也需要文化修养和对时机的把握。“海派”作为清末民国的重要画派，在花鸟画有已贵为天价的任伯年、吴昌硕，也有尚未步入上升通道的人物画“三杰”。但是，真正的实力是谁也夺不走的，是金子总有闪光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