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隐士（短篇小说）

傍晚五点，不，其实还没到五点，我在街上看到了火烧云。当时我正在过人行横道，我感觉像是自己一个人走过去的，其他人都没动，因为我看到了火烧云，所以那个瞬间只属于我。我以为冬天不会有火烧云了。这个时代、这个城市里也不应该有火烧云。它所保持的时间跨度大概就是我从人行道的这头走到那头，没有几步的距离，我身高一米七四，腿可能比同等身高的人腿长些，如果尽量走慢些，小碎步前进，这个瞬间也许会延长，就这样吧。整个过程我仿佛踩在光溜溜的冰面上，当然了，现在还没有下雪，再过两个月就会有了，要是再过个二十年，所有人都会踩在冰面上。自由飞翔。我走到街对面，往右拐去，顺着路走，红灯亮起，身边突然出现了人，这时候，火烧云不再是我关心的对象，我开始感到寒冷。走在我前面的两个女孩还在回过头来看着天边的云彩。她们仿佛才发现那片云。更多的人仿佛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云。我在他们 的脸上也能发现这么漂亮的云，我不必回头了，我更关心的是寒冷。北京真冷。这次出门没穿够衣服，大衣还挂在衣钩上，或者淑女般地躺在那张狭小的床上——那张我和茅茅共有的床。大衣也可能正披在她身上，这取决于她的心情。我们俩的心情都不好，大吵了一架，我出门，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但我现在好多了，因为见到了火烧云，还有他们脸上的火烧云。

电影是五点钟准时开映，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记得清楚时间并不能避免我的迟到。我对数字敏感，每次都记得清，可几乎每次都迟到，这已经成了我的恶习。没有女朋友能容忍我的习惯，除了茅茅。因为她比我更能迟到。有时候，就连迟到这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协调一致。她经常在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才进来。她迟到倒不是因为习惯，而是她实在太忙了。她的工作跟7-11便利店的灯泡似的，能亮二十四个小时。当然了，茅茅的钱赚得比我多，也比我更会赚钱。我掏出手机，再次确认

了票据上的时间。十七点整。走到影院，电影估计已经开映了十分钟。我的电影从十七点十分开始。比别人少十分钟。这个十分钟的片段对我构成了一个永恒的谜。看电影时，我总会不断通过所看到的部分去推测开头处没看到的部分。电影的时间往后，我的时间往前。每次我的推测应该不会准到哪里去，不过，我也不会真的去网上把电影找来，去看一遍开头。谁会在意开头讲了什么呢？我也不是特别在意开头。我只是觉得挺有趣，像在创作一样。每次我看完一部电影，我创作出了一个和原来的电影不一样的开头。我隔了差不多两年没有创作。没有小说，没有剧本，没有画作。来了北京之后什么都荒废了，但我来北京的本意是为了搞出点东西的。这边本来有几个朋友，一个钓鱼钓出了心脏病，在医院里躺到现在；一个送外卖的，给人送餐送失踪了；还有一个，稍微有点文艺气息，跟我最聊得来的，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年，有次在餐桌上，跟我大打出手，从此就把我从通讯录里删除。后来认识了茅茅，第一次见她是在某个饭局上（我几乎不参加什么饭局但我就是忘了在哪个饭局上认识了她），通报了姓名后，她马上就惊奇地说，你就是某某某啊，刘晨经常跟我提起的那位大作家。刘晨就是跟我绝交的那位朋友的名字。我吓了一跳，一问，才知道茅茅和刘晨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没想到刘晨还会向别人提起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恢复联络。茅茅知道这些事情，但她从不过问什么。她算是一个非常尽职的女朋友。对我来说。比以往的所有都好。心眼大，没有过分的占有欲，很有分寸。在床上，能让你产生强烈的联系感，像荒木经惟的写真，女人的 躯体和捆绑的绳子。你会乐意变成那根绳子。

我在影厅里坐下，银幕上黑白闪动，这是一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德国片子，从一个厕所欺凌的镜头进入，我开始构想前面十分钟的内容。十个男孩在胖揍一个男孩，后者大概只有扫帚那般大小。但是被揍一顿好像是一件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情。好，那就请继续揍下去吧。揍到影片结束。观众们都会乐意看下去的。可是那个小男孩还是站起来了，我感觉就像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似的，他用手指擦着鼻血，眼眶里泛着一丝轻蔑的、疏离的泪光，多么像我；我见过自己的旧照片，比眼前这个演员丑得多的小男孩，张开嘴巴号啕大哭的瞬间。我小时候没有太多值得高兴的事。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天空中会探出一只手指来把我像捏蚂蚁一样捏死。过了十分钟，茅茅从影厅入口进来，急匆匆地踏上台阶，我一眼就把她认了出来。她走得太急了，也许会摔跤，我心想，但她最终没有摔跤，朝着我的座位走来。四周昏暗。她身上穿着我的大衣，一件墨绿色的、帽子挂着貂皮的大衣。茅茅在我身旁坐下，我们谁也没有出声。我没想到她会过来。今天她不忙，难得休息，没错，我们约了看电影，这次我们都不应该迟到，可是两个小时前，她突然跟我说，她要去接她的表兄。她的表兄比我们百年不遇的准时的电影还重要。我们半年见一次她的表兄，她的表兄就住在郊外的县里，之前都是我们过去，这次他突然要过来。即便如此，我说，我们也不应该放弃电影，让他下次再过来好了。茅茅没有同意。她生气地说：你的生活就只剩下电影了吗？我说：还有写作。她说：滚蛋。我们开始吵架，起初我们吵得很厉害，可是渐渐

地，我发现她其实一点也没有生气，她在享受着这次争吵，我们大概有一年没有吵过架了吧，她此时的脸上挂着神秘的、火热的、红通通的微笑，我想，她是想以此来制造一些生活里的激情吗，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显得有些平淡了？她就不能向我直说？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她的忧虑？想到这里，我反而渐渐来气了，真的来气了，我一脚踢在床头板上，床头板没事，脚上的拖鞋却四分五裂飞了出去。她停下了语言。我也停下来。沉默了一分钟。她弯下腰，把身旁的拖鞋碎片捡起，往墙上一扔。啪的一响。我转过身去，看着窗外。一只麻雀在窗框上。她坐在了床上。我抬脚往窗边走。她眼看着我走向窗边。麻雀从窗框上跳下来，摇摇晃晃地，沿着窗户边的瓷砖爬。我改变主意，不打算走过去了。我回过身，看到她暗自叹了一口气。茅茅还坐在床上。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想都不用想，是她表兄。但是她没有接。她低着头，手机像按摩棒在怀里震着。我怒气冲冲地从房间里走出去。连大衣也没有穿。

她应该会去接她表兄的。可这个时候她出现在了影厅里，身上还穿着我的大衣。电影全程我们无交流。结束后我们从影院走出来，走了一段路，她才记起来，把大衣还给我。她里面还穿了一件紫色的羽绒服。我们开始不紧不慢地聊了几句，但更多的是接受着对方嘴里呼出来无差别的雾气。这么冷的天里，我和茅茅没有像往常那样牵着手走在大街上。我忽然觉得她有些陌生。是什么原因呢？她这段时间没有变胖也没有变瘦。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争吵，不是第一次疏离地走在路上。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走到天桥上，她突然对我说：你不觉得很荒诞吗？我愣了一下， 说：什么？她说：爱情。两个人之间的爱情，非常可笑。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刚才的电影，里面没有任何提及爱情的内容。我说：你是说我们很可笑？她点了点头。哪里可笑？我问。这种情感，捆绑在两个人之间，就很可笑，她说，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试一试三个人的关系。我说：你不爱我了？她说：不，三个人在一起，我会更爱你。我看着她的眼睛，里面闪烁着远处大楼表面霓虹灯的色彩。我觉得自己被说服了。她的瞳孔有股引力。每次盯着她的瞳孔过久，我都会乖乖让她牵着鼻子走。好，我同意她的说法，那么，我们应该找谁作为我们的第三者呢？她让我先想想。说实话，我脑袋里马上蹦出了一大堆人选，可是马上又从脑海里删除干净了。我怎么可能给她提供人选呢？要来也是她自己来。我告诉她我想不出来。她说：你觉得咱表哥怎么样？我说：你表哥？她说：对。我瞧了她一眼，说：你没病吧？她马上笑了，大概是嘲笑我刻意模仿的北京口音。她没有马上接话，但是我知道她没有开玩笑，从头到尾我们都在很认真地聊天。她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过了一会儿，她跟我说，要不再考虑考虑？我说：我尽量再找一找，肯定有更合适的人选。她笑着说：好，我们一起找。

夜色像猎豹窥视着我们的后背。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我都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正确的路线上。可是我们其实无事可做。我边走边回想着关于茅茅表哥的印象。他是一个高大的、话唠的、腿有点瘸的男子。显然，我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每个特质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我和他还有茅茅唯一一次合照，是在水立方前面照的，站在他身边的我像一个难民小孩。我根本不想和他站到一块。这时候，关于他

的一段叙述突然在头脑里蹦了出来，是茅茅跟我讲的，我有些惊讶，因为本以为我不会记住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消息。这段叙述是这样的：茅茅跟我讲起她和表哥童年时一起捉蜥蜴的经历。当时她8岁，他14岁。在山坡上，他们一起围攻一只蜥蜴，蜥蜴朝茅茅的方向逃跑，茅茅去追，在一棵树下摔倒了，眼看着蜥蜴就要从她的脚下溜走，这时表哥冲过来一个猛扑，就像电视机里的游泳运动员下水的姿势一样，刚好把蜥蜴抓在了手里。他的半部分身体全压在她上面。她当时觉得疼痛，本来应该是很疼的，但是她跟我讲述的时候，又说其实没有那么疼。表兄转过头来，手里攥着露出半只脑袋的蜥蜴，兴奋地冲她大喊大叫，他仍然压在她上面，他的脸和她只隔着一把直尺的距离。她感到了一丝陌生，但更多的是一种新鲜和欣喜，这种情感完全稀释了身体的疼痛，或者说，疼痛让她更加快乐。她第一次对男性有了新的认识。对性别有了新的认识。比第一次经血溢出时认识更深。包括那只蜥蜴，后来一直出现在她梦里。梦见蜥蜴就能到达高潮。当时被表兄压在身下的时候，她冒出一个想法：以后嫁人就嫁给他。一位长辈曾经开过类似的玩笑。非常天真，非常孩子气，直到茅茅和我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还会害羞得脸红。那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吧。我现在回想起来，越发觉得生气，故意让靴子后跟和路面擦出尖锐的声响。我不明白，如果茅茅喜欢的是像她表兄那样的人，那她为什么要跟我好？我和他根本上就是两种生物。她的表兄头脑简单、浅薄、眼里只有钞票，早年因为走私蹲过牢，给生意敌人暗算，弄了场车祸，折断了腿。茅茅经常在我面前提及他的那条腿，为此惋惜，要是那条腿 还好好的，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没对象，白瞎了这大高个。她表兄确实老大不小了，可我不觉得没对象对他来说是多么凄惨的一件事。他玩弄过的女人可不少。关于他那条腿，茅茅在我面前重复地提，就好像是我把他的腿弄断似的。她总是能轻易使你烦腻。使你生气。她的表兄也是。我不知道他每次怎么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在一起，能聊到天昏地暗。虎了吧唧的东北话。和他们在一起，我反而像个第三者。现在梦想快要成真了。

我们走进了一家酒吧。酒吧外边有一些高脚的圆桌椅，有一群人在那里抽烟。一开始我们只是想混进人群里抽根烟的，但是后来还是决定进去喝点什么。天太冷了，对我而言喝什么都不合适。来瓶电气白兰吧。服务员听清了我的发音后，告诉我他们这里没有这种酒。当然了，那就换成“北京隐士”吧。他们家自酿的啤酒，名字不错。茅茅坐在我对面，低着头，用手机跟别人聊天，大概是工作上的事情，她一天到晚围着工作转。我这才发现她的头发在酒吧的灯光下透出一种洋气的黄，她没怎么染过发，这比染出来的效果好，显得她年轻了好几岁。茅茅已经是一个老姑娘了。等她抬起头来看向我的时候，我问她：你表哥今天来了吗？她回答：来了啊。我说：那你怎么不去接他？她说：他后来跟我说不用来接。我说：为啥？她说：他有别的事情。我说：明天是不是还得见一见？她略带怒气地说：不然呢？这时候，服务员把啤酒递过来，她狠狠地冲服务员瞪了一眼。茅茅啜了一口啤酒，马上皱起眉头，口感一定很差，酒在她的喉咙里停留了几秒钟，最终还是滚了下去。你为什么老是这么讨厌他？她问。我说：我没有讨厌他。她说：你就是。我说：我

讨厌的是自己。她说：别说笑了，你才不讨厌自己，你可喜欢自己了。你是全世界最自恋的人，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可是这两者不冲突啊。正因为我非常喜欢自己，我才加倍地去憎恶自己。她说：一点也看不出来，你更擅长于自我保护。我说：别以为你很懂我。她说：我确实不懂你，我也懒得懂你。——我们的对话已经趋于某种别扭而无聊的程度，也许不开口会好些，不应该进酒吧，我们就应该无止境地在户外徒步下去。这样我们就会专注于脚下的路而不是对方。我不说话了，可茅茅依然唠叨下去，实际上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小，淹没在酒吧内的爵士乐里，可她就是不想让嘴巴停下来。过了一阵子，走来一伙男的，都二十几岁，其中一个戴鸭舌帽的问我：你们可不可以换下座位？他的意思是他们七八个人，应该坐在我们现在的大桌，而我们应该换到小桌上去。我向他撒了一个谎。我告诉他，我们也有十个人，只不过其他人都到外边抽烟去了。戴鸭舌帽男的点点头，礼貌地说了声，打扰。接着又对我说：我总觉得你面熟，应该在哪里见过你，你是不是经常去十里河那边的丘陵酒吧？我摇摇头：从来没去过。他说抱歉，认错人了，然后走开了。我回过头来，茅茅冲我笑。我说你笑啥。她说：你很会撒谎。我脸红了一下，说：你也不想挪地方吧？她说：是啊，我在夸你来着，干得漂亮。她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挺可爱的。那一瞬间让我回想起初次见面的场景。她今天涂了浅绿的指甲油，但是没画眼线，她很少不画眼线出门，所以她今天给我感觉怪怪的。刚才那个哥们，你觉得怎样？她问。我看了她一眼：你该不会看上他了吧？茅茅：没有，我只是好奇。我：好奇啥？茅茅：他好像 见过你。我：认错人而已。茅茅：你长得又不出色。我：这跟出不出色无关，是对不对路，刚好我长得比较像他的朋友罢了。茅茅：从他话里意思来看，那个人也不是他朋友。我：管他是谁呢。茅茅：我只是比较好奇。“只是比较好奇”，这句话她重复了一遍。

在酒吧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还没有把酒喝完。本来的目的也不是喝酒。我们都知道来酒吧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有三四十号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也不过两三个。一个服装讲究的中年男人（手背上有显目的烫伤疤痕）；一个在过道里不断踱步、气质看起来像厨师的年轻人；还有刚才要和我们换座位的那群人里面，其中一个戴墨镜、留着大胡子、身材健美的男人。对了，应该还得算上在吧台边上出现过一分钟的两位女士。她们长得极其相似，应该是一对姐妹，其中一位染了深栗色的头发。茅茅判断她们不是双胞胎。即使长得很像，可她们没有那种联系，她说。她们在我的视线里没停留多久就消失了。那时我突然觉得，和这两位谈恋爱也不错，还有茅茅一起。我之前还没有想好。现在我终于有余地去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在床上，我真的乐意和另一个男人分享茅茅的身体吗？或者是，茅茅，和另一位女孩一起，我有能力让她们同时满足吗？当然，单单这么一想，会觉得新奇，而且还有点兴奋，因为我还从未试过。电影里头倒是很多类似的情景。可是我们今天看的电影又不是《祖与占》。她仿佛比我更接近幻想，真空，艺术。她蓄谋已久，并非一部电影，或是其他什么契机的引发。也许八岁那年，她就做好了准备。她一定要嫁给表哥，因为现实的因素，又不能太露，太刺人，因此我

就成了中间那个缓冲带。只要我存在，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大兴安岭走到南岭。可是，问题在于，我爱茅茅，茅茅爱我，茅茅爱表哥，表哥爱茅茅，而我和她表哥是绝不可能相爱的。别说是她表哥，就算是找来一个和我搭调的人，我也未必会和这个人相爱。茅茅也是这样。我相信茅茅说的那句话。如果有第三个人的话，她会更爱我。比现在更甚。尤其是目前这个状况，爱情快要在北京的冷风中干涸了。她想拯救我们的爱，拼命寻找那个也许根本不存在的“第三者”。这有用吗？

我们走出酒吧，这时，夜空里已经有了薄霾。傍晚的火烧云突然从脑海里冒出来。我这才记起来现在已经没有火烧云了。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我意识里还把它留在天上。我们走到酒吧对面的路边，开始用滴滴叫车。隔着一条路，看着酒吧门前一群烟民，像一幕老默片，他们相互交谈，但是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我今天看到了火烧云，我说。什么？茅茅问。今天傍晚的火烧云，特别漂亮，我说，去电影院的路上看到的，你应该也能看到吧。没有，她说，我没留意，我忙着赶路，路上我倒是碰到了以前的老师。什么老师？我问。教钢琴的老师，她回答。她从小就学钢琴，我记起来了，学了十几年，但也没什么长进，本来在这方面就没什么才华，她自己说的，后来在社会上混，庆幸自己没有坚持弹下去。你跟他打招呼了？我问。他和我打招呼了，她说，我没理他。这时，出租车慢吞吞地开了过来，是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茅茅往车子的方向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那一瞬间我突然不想上车了，说不上是因为那种密闭空间让我反感，还是我压根就不想回去。我们那个十来平方米的出租屋，一样密闭，一 样恶心。茅茅打开车门，坐进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上去，坐在她旁边，这时我发现后座中间有一个凸起，类似扶手的东西，它把我们两个隔开了半米多远。非常远。虽然同在一辆车里。随着车子开动，驶离酒吧所在的那条小路，在大街上奔跑，街道两旁的围墙后边黑魆魆的树林往后退，我内心的恶心感越来越强烈，确实不应该上车，在车上，我和茅茅越来越远，也不会讲一句话。我回想刚才和茅茅的对话。一位年迈的钢琴教师，我尽量想象他的模样，头发也许三天没有梳，穿着一件肥大的棉绒裤衩，穿行在零下五度的空旷街头。这是我关于中国的钢琴教师的所有想象。一位老干部。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美好的形象，所有的中国式权威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说不定他在寻找着五层以上的高楼。谁知道呢。碰上多年以前的女学生，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好多少，她没有理会他，而是蔑视地歪过头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那个动作刺伤了他。报应。他一边苦笑着，一边猛地咳嗽，似乎要把所有痛苦都咳嗽出来——我一边想象着他的样子，一边咳嗽，差点要把胃里的啤酒给呕出来。我让司机停了车。茅茅直溜溜地盯着我。你先回去吧，我对她说。她说：那你呢？我在外面待一会儿，我说。她只看着我，不说话。给我一个晚上，我说，我能找到那个人，那个第三者。她深吸了口气，说，好。她显然不信任我。愚蠢的游戏。我从车上下来，听到她对司机说了一声，师傅，我们走吧。她在车里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觉得有点饿。今晚什么也没吃好像。本来我们应该吃点糖炒板栗的，就在电影院门口，之前每次我都会买一袋，在电影院里剥好了，等茅茅过来，亲自喂到

她嘴里。我特别喜欢她的门牙咬到我手指的一瞬。那个瞬间能让我感觉我们是相爱的。可是今天什么也没买。好像是唯一的一次。下车的地点挺荒凉，我甚至都不知道身在何处，路边的建筑被大片大片的尼龙膜包裹着，有些裸露的水泥墙上写着“拆”字。大概往前走一段路，才能看到商店。我想买点东西，不一定是烟。我总想买点东西，不然我觉得害怕。走到一座高架桥底下，巨大的阴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沿着大桥通往的一个方向跑去，风刮得耳根疼，路中间的几块铁饼差点把我绊倒在地。面前出现了分岔街道，我挑了一条看起来灯光比较充足的街道走进去，路越走越宽，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几个铜雕塑立在路中央。旁边是便利店，我走进去，挑了一包烟。其实我本来想买口香糖的。可是买烟好像更能让收银的小哥高兴一些。他估计要比我年轻几岁，90后，外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东北人，一听口音就知道了。如果我有兴致的话会跟他聊得更久一些。来自雪国的小天使。没上大学，高中一毕业就出来打工，多年打拼好像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多少，还是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天使嘛，皮肤白嫩白嫩的，越看越显小。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我只要一直待在他身边，他就会无止境地年轻下去。越来越小。一只肉鸡回归蛋壳。如果有人能让我变年轻，我倒愿意和他一直待下去。茅茅现在对年纪小的男生比较排斥，毕竟是上年纪了，她老嫌我不够成熟，而我总想变小。这位小哥她肯定也不会感兴趣的。我把烟装进口袋里，走出门，我感觉自己好些了。寒风还是不断渗进衣服里。我顺着来时的方向往前走，前面光线越来越亮，大概是走到了商业街，中心花坛里有一些彩色的射灯， 还有水池，有喷泉头，但没有水。池子里光秃秃的。冬天里一切都失去了效应。我绕着花坛走了一圈。这时，才意识到周围没什么人。我本以为这里就应该这么安静，符合我内心所期待的安静。可这里应该有人，现在才夜里十点半，也不算特别晚，这个地方，不应该这样阒静。我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等我准备抬腿要走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琴声。钢琴的声音，还是一台好琴，斯坦威的琴。我能分辨出来。琴声是从我对面的二层楼里飘出来的。右侧有开放式的电梯，可以直接上二楼。我望着对面楼层西式的尖顶，那里泛着橘黄色的微光。我犹豫着要不要上去。

最终我还是顺着电梯上了二楼。当我还在楼下的时候，琴声已经足够打动我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些音符于内心的撞击，越来越恰到好处。是舒曼的曲子。我一下子能辨别出来是因为我热爱过舒曼。他的曲子总有一种旺盛的表现欲，不是什么人都这么想表现自己的，有一段时期，过了那么一段时期，人就安稳下来了。这时候，表现反而成了可鄙的事情，尤其是自我表现。就像我现在的状况一样，我如今也不那么喜欢舒曼了，但是听到他的曲子还是有种莫名的激动。我蹑手蹑脚地走近琴声传出来的大厅，站在窗台一侧，眼睛瞄过去，是一个年纪在三十上下的男人，穿着白色的西装，端正地坐在琴凳上。我就瞄了一眼。我的重点不是他，反而落在大厅四周的摆设上，都是一些简单的摆设，看着这些，我觉得还挺安全的。如果不是它们给我带来的安全感，我会转身就走。弹琴的那个人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就是如此。他也只是这些物件组合的一部分。壁灯，挂画，地砖，架子，

桌椅，钢琴，弹钢琴的人。空荡荡的大厅，在我到来之前，除了他，一个人都没有。也许因此我把一切都轻淡化了。没有听众的音乐还值得聆听吗？还没等他弹完一首曲子，我就转身走进大厅，出现在他面前，似乎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他已经看见我了，但装作什么也没看到，聚精会神地继续弹奏下去。没有一丝波澜。这让我更加信任刚才的判断。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机器人吧，不然怎么会把舒曼弹得这么精准。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把最后一个音弹完，应该怎么和一个机器人打招呼？我还在想着这种问题，他反而先回过身，冲我点头微笑，你好啊。你好，我说。他长得远比我好看。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在他脸上照见了自己的嫉妒。我嫉妒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不是机器人了。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练琴呢？我说。过几天就要演出了嘛，他说，练得还远远不够。我说：舒曼的《狂欢节》，是吧？他看了我一眼说，是的，你也会弹？我连忙摆手说，不不不，我不会，只是听过。他说：发烧友是吧。我说：感冒都谈不上，别说发烧。他笑了笑。我觉察到了他说话口气里的一丝轻蔑。你喜欢贝多芬吗？他突然问。我说喜欢啊。舒曼呢？也喜欢。哪个更喜欢一点？舒曼吧，我回答。他又笑了一下，你知道吧，他说，我们街道办要搞一个新年演出，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弹贝多芬，可我弹不好啊，我只能弹舒曼。我说，那你让领导同意你弹舒曼啊。他说：不成，领导不吃这一套，还是让弹贝多芬。我说：那你练舒曼是在练个什么劲儿？他说：不知道，反正我弹不了贝多芬。我说：到时候上台了也弹不了？他说：弹不了。他和我对视了一眼，又说：我照样弹我的舒曼，可听众听到的是贝多 芬。哦，原来如此。我懂了，情不自禁地露出鄙夷的神色。可我到底在鄙夷什么呢？他的琴技不是我所能够鄙夷的。反倒是整件事情、整个荒诞的反转让我深深地鄙夷，连带着他和他的舒曼一起鄙夷了。这个年代的听众听不出贝多芬和舒曼的区别，也许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他们也听不出。这些经典好像也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位英俊的钢琴机器人，也不应该再练下去。不是练琴，是在操琴。操十八代的琴。琴比人还要重要。他仿佛看穿了我内心的想法，低下头，按了几个黑键，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不练琴，那一切就更没意义。他说服不了我。也没必要说服。我走到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前面坐下，我只是尽量想离他远一点。我就不应该和他说话，听他提到这些。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烟。他好像也不打算弹下去，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面。我小时候常做一个梦，他说。我看着他继续说下去。也不是很小吧，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老失眠，要么就梦见自己去了火星。我也不知道这个梦是怎么来的，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的纪录频道老放跟火星有关的纪录片，可我也没有什么当宇航员的梦想啊，我那时的梦想是当钢琴家，像郎朗、王羽佳那样，很奇怪，每天白天练琴练得手都快断，晚上却坐着飞船登陆火星，那番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经过太多次，整个太空舱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穿着笨重的登陆服，像只甲虫站在入舱口，合金升降梯被我踩在脚下。透过两旁各一排整齐狭长的长方形窗户，我看到淡紫色的星云在不远的夜空闪耀，飞船在向火星靠近，那颗红色弹珠在眼前越来越清晰，那种感觉，就跟生物课里用显微镜观察细胞的时候一样。如此美丽而静穆。空洞的宇宙和它灿烂的装饰品。那颗

星球就在眼前了，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感到了一种可笑的疏离。在梦境里，我应该是作为全人类的代表造访火星的，我承载着一个群体的夙愿，在愿望即将实现之时，我应该表现得欣喜若狂，可是，在那一刻，我突然好像又回到了现实，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为了钢琴比赛而努力弹琴的中学生。无数的比赛，无数的练习。我只是我。我很惊讶于在梦境里自己居然能保持这样的清醒。抵达火星时，我一个人沿着梯子从登陆舱走下去。一个人。身后是空洞。没有同伴。我踏在火星表面上，泥土松软，一股又一股波浪式的地表褶皱运动把我不断推向前方。我知道自己的使命之一是在火星表面上竖立起一个信息发射器，这个东西可以不断地向四周发射携带各种信息的电磁波。其中就有贝多芬或者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我站在那里，我能听得见，每个音符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我想，为什么非得是这些音乐呢？其实我不是特别懂它们，理解它们其中的激情。他们激情澎湃又弥足深刻，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以这样的面孔展示在外星人面前呢？你知道，在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梦境里，不会有太多深刻的道理。我只是觉得不快。我一脚就把那个发射器踹没了。是这样的。那个梦里，最后总会毁坏某件东西，要么是发射器，要么是飞船，要么是自己。我永远地留在了火星上。接着我醒来，发现自己还躺在地球的一张床上。赤身裸体的——我有裸睡的习惯——身上包裹的几斤衣被全消失不见。然后，像往常一样，起床，刷牙，洗脸，去上学。你能理解这种梦给我带来的深刻影响吗？它大概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里，我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说实话，那个梦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我每天都 不断暗示自己：不要再做梦了！入睡前我胡思乱想，可是没有用，几乎每晚都会做同样的梦。我觉得自己应该是生病了。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父母，老师，朋友，都没有。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梦只属于我。

说到这里，他停止了讲述。其实我也很难再听下去。有些超出了我的预料范围。我有些口干舌燥，仿佛说话的是我而不是他。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下，随即难为情地移开视线。其实我想知道，我对他说，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话题，这附近怎么就你一个人？他问：什么意思？我说：这一带，是一个大商场吧。他说：不能算是大商场吧。我说：那算什么？他想了想，说：就是一个地方，我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也不知道这里算什么。但是商场是绝对算不上的。我说：怎么几乎没什么人啊。他说：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在下面转了几圈才上来的，我看到了池子，花坛，灯光，就是没碰到一个人。我刚说完这句话，一个穿着皮靴的女人就从大厅前面走过。就在我眼皮底下。我跟着走了出去，在走道上目睹着那个女人穿过一端的铁门，沿着楼梯上楼。我靠着栏杆，朝楼下望去，好几个人在池子周围兜转着。有人手里的手机在暗处亮着光。过了片刻，又有人从过道走过，一男一女，擦着我的后背走过去。楼下的人数好像更多了。像一波又一波温柔的海水，从楼下一直漫涌到我的脚跟。黑色又温柔的海水啊。这里一直都有人，尤其是白天，他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还嫌这里太闹了。我一般深夜在这里练琴，也只有这个时间才适合。其他时候，既练不好，也影响别人。但我会提前好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在钢琴前面坐好，什么也不干，静坐着。我

也不会强迫自己去思考什么，我只是需要安静。我想在人群里获得安静，我本来就不属于那种能迅速安静下来的人。我说：我也是，我也很难让自己安静。说这句话时我眼睛还是瞧着楼下的海水和亮光。安静的彼岸很难想象，他说，你只是向往着它，可你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我说，那里也不是绝对的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另一套语言。一种只有元音的空间。啊。喔。呃。纯净的持久的奔流。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说：我很好奇，你关于安静的说法，你也需要安静吗？我的意思是——毕竟你的艺术，是声音的艺术。他回答说：有句话这么说，你说得越多，你表达的东西就越少。钢琴也是这么回事。你越用力、喧闹地去弹琴，注入的思想越多，乐曲本身的思想就越少。说到底，我们的工作只是还原，我们没有自己，就像一间装满了宝藏的屋子，我们只是一道简陋的木门而已。我说：门也有装饰的作用。他说：门只要被打开，它的意义就消失了。我说：有点像约翰·凯奇的想法。他的手指在栏杆上轻轻地敲着。那些音乐家也在寻求同声音的和解，他说，贝多芬是，舒曼也是，他们晚年的时候，快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声音逼疯了，你看他们那时候的作品，无尽的变奏，迂回，升腾，沉郁，恐惧，俏喜和悸动，最终变成教堂管风琴式的鸣响，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根本无法到达那个我们所谓的安静，想一想，是不是挺好笑？你我都可能到达。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停止创造声音。

凌晨三点十分。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距离傍晚的那场火烧云已经过去十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傍晚 那场云，又想和别人谈论起它。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和别人谈论它。它太特别了，它属于看到它的每一个人，但又不存在交互和谈论的可能。我不知道在北京是否还能看到下一次的火烧云。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他注意到它了吗？他说他当时坐在钢琴前面，面朝着人群的疑虑。那些人因为他古怪的举动而露出的疑虑。这些疑虑中，也会包含着天边的火烧云的影子。火烧云连接着人们的眼睛，也会传递到他的眼睛里。我好几次想开口问他，但忍住了。他回到大厅里，重新练琴。仍旧是那几首舒曼的曲子。我听了一会儿，拿出烟，点着。我站在那里抽了半包烟。过了一会儿，我回到大厅原来的座位坐下。困意渐渐袭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串琶音把我震醒，一看时间，已经快六点了。黎明之邀就到了，我可记得清楚。我拿起手机，拨通茅茅的号码，在等待音里我迅速在大脑里找措词，事实上也没有太多选择，但至少这个选择是理智的。电话接通后，茅茅那边的声音充满了睡意：喂？我：我已经找好了人选。她才意识过来，说：是吗？你找好了？我说：没错。她说：你那边怎么这么吵？钢琴声吗？我说：你过来这边吧，你来了就知道了，我给你发个地址。她迟疑了一下，说：好。挂了电话。那一瞬间我忐忑不安地想：她会真的过来吗？我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听那个男子弹完一首曲子，突然想起，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有必要知道他的名字吗？我站起身，走到他跟前，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说。什么？他问。我并没有问他的名字，而是一五一十地把我目前的处境、和茅茅的关系告诉了他。你愿意来到我们中间吗？我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来拯救我们的关系，她是这么

说的，不过，我更愿意把这个理解为——我们三个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将进入、将尝试一种全新的关系。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向他描述的时候，我尽量描述得首先更能打动自己一些。那男子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他说：等她来了再说吧。似是而非。不过也能理解。这本来就是最便捷的回答。时代需要便捷。我回到椅子上，再一次陷入漫长的等待中。

半个小时过后，茅茅出现在我们面前。来得真快，有点超出我的预料。她穿了一件暗咖啡色的长款风衣，之前我都没见她穿过这件，这件风衣衬得她身材尤其苗条。她朝我走过来，靴子踩在地砖上咯咯直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咱回去吧。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什么？她说：回去吧，就当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昨晚的事情是一个玩笑？她说：不。不是玩笑，你就当是玩笑。我说：我没把它当真，茅茅。其实，昨晚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不信你不爱我了。我也不信我们之间应该找一个第三者。她转过脸去，沉默了一下，把手插进衣兜里，她在思考着如何回答我才算合适，就连这点短暂的沉默也足以让我惊慌失措。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都没法改变主意，她说。可你已经犹豫了，我说。我没犹豫！她突然大声地说，脸上充满怒意。你怎么老是这么幼稚？她说，我也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就那么讨厌我表哥？我说，我已经说了不是讨厌他……她马上打断我，行了，咱也别争这个了，没意思。你回去先睡一觉，过一会儿表哥来，咱一块去见他。我说：你还记得昨晚我跟你说的吗？她说：啥？我说：咱约好的。她朝钢琴那边瞥了一眼，你说他？我说：对，你看到他了吗？他比 我年轻一点，长得也帅，最关键的是他会弹钢琴，会弹舒曼的曲子，你不是也会弹钢琴吗，你从小就弹钢琴，对，你舒曼也弹得很好。她说：我不怎么弹舒曼。我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对她说：过去瞧瞧吧。她总算勉勉强强地陪我走到那个男子身边，他们相互打了招呼。你的年纪看起来比我小得多，那男子对茅茅说。你真会说话，茅茅说，你是那种油腔滑调的人吗？不，他笑了笑，那种人根本弹不好琴的。听说你弹舒曼比较在行？茅茅问。其实我弹得已经不能算是舒曼了，他说，挺惭愧的，当我在弹舒曼的时候，我常常告诫自己，自己弹的其实是月光，或者悲怆。茅茅：舒曼好像没有什么叫月光和悲怆的曲子。我插嘴说：他指的是贝多芬。茅茅皱眉看我一眼，说：为什么？舒曼和贝多芬，他们的气质根本不一样。他和我对视，尴尬地笑笑。我弹一段给你听听，也许你就知道了，他说。那你弹，茅茅说着，转身坐到凳子上。有时候我觉得茅茅像一个室内的氢气球，不断往天上钻，可最终也只是趴在天花板上。她也许不会认真去听那个男子弹了什么，但她姿势端正地坐在凳子上，眼睛半眯着，嘴唇紧抿，像是在忍受着某种了不得的事情。一场风暴。我记得她有一次冲我大吼的时候，她是这么说的：你写那些东西，跟我弹钢琴一样，一样的傻逼！臭傻逼！她喊得那么用力，仿佛忍受了多么沉重的痛苦，如今，她脸上的神情跟那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机器人一般的男子只顾着弹他的琴，当弹到两个主题之间的转换处，到了潮水般的十六分音符时，他却突然慢了下来，慢得尤其离谱，一种十分刻意的克制，连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大概只有傻瓜才听不出来。这时，茅茅从凳子上猛地站起来，大

踏步往门口走去。我连忙冲过去拦住她：干吗呢？去哪？她冷冷地说：我听不下去，我要走了。我说：怎么能说走就走？她说：那你给我听清楚，首先，这个人弹得烂到家了，烂到没法形容，其次，我也不想再碰钢琴，我也不想再看到和它有关的东西，你懂了吗？我说：你说谎，我知道你还喜欢钢琴。她轻蔑地撇撇嘴：你根本不懂我。我早就不喜欢它了。我早就不喜欢你了。她每句话都像刀片剜进了我心里。她接着又说：听我的，好好想一想，和表哥好好相处，试一试。我突然想到了什么，问她：昨晚他在咱家睡的？她说：对，在咱家过的夜，反正你也不回来，我让他睡你的床。臭婊子，我心想，一股怒火直冲胸腔，反手一巴掌甩在她脸上。她猝不及防，被我打了一个趔趄，等她站稳脚步，马上一脚踢过来，正好踢在我的腰上。钻心地疼。我弯下腰去，她右脚又朝我踢过来，我用手挡住了。我伸直身子，准备给她脸蛋上来一拳，她却提前在我手臂上挠了一把，她的指甲很尖锐，我手臂出血了。我再次冲上去，朝她胸脯一拳过去，她后退一步，马上又冲过来和我撕打在一起。那个男子没有过来把我们分开。他好像什么都没看到。等他弹完这首曲子估计就过来劝架了吧，我们这样想，我们是真心希望他走过来把我们俩分开的，给个台阶下吧，可惜他并没有。我们仍然扭打在一起。有那么一瞬间，我竟然希望在场的是茅茅她表哥，他一定会把我们分开的。他那么高大雄壮。

后来，她抓起一只凳子，朝我扔过来。我往大门的方向撤退，往旁边一跳躲过去。我跑到走廊上，这时我看到了外面天边的云彩。时间是六点五十分。是这样的，它又重现了。我们的等待已经过去 十二个小时。它似乎一直在那里，从未改变过。那些安静地表露出丝袜奶茶般颜色的云。它不仅仅在证明着我的语言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我自身的真实。我在楼梯的转道处，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手上、腰间、腿上还有一阵灼烧的痛。我的头破了，血顺着脸颊流下来，可我很平静。这个早晨也是。茅茅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但我知道，她也在某处，像我一样。她同样在暗暗观察着这场夺人心魄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