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色绳（中篇小说）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美国]埃兹拉·庞德

时间在圆形挂钟里的脚步声淹没了整个堂屋。

堂屋像苍老的祖父，表情孤寂黯淡，简陋的家具上面，覆满了岁月的烟尘，香火熏得黑乎乎的神龛上，“祖德流芳”四个精神饱满的大字，勉强能睁开眼睛，看见我和弟弟趴在堂屋的桌子上写作业。

圆形挂钟里传来时间的脚步声仿佛入睡者的呼吸般均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像是一小截柴禾枝，在耳朵里断掉了。惊心动魄，令人恐惧。或许，时间就是这样，心无旁骛，不留余地，只争朝夕，一秒钟扑向另一秒钟，一个尽头紧挨着另一个尽头，机械而又漫不经心地将自己怀中隐形的刀刃落在事物或生命的皮肤上，一如耐心、卓越的匠人。

“同学们啊，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戴灰色框架眼镜的语文老师白圣山，经常在上课间隙，摘下他无比拉风的“望远镜”，面朝一下课生龙活虎，上课时昏昏欲睡的我们，唇角蹦出这句老掉牙的话来，敲我们警钟，要我们务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疯得不晓得自己是谁的时候，想想家里含辛茹苦的爹娘。他说，世间许多东西都可以浪费，唯独时间不能浪费。为了不让这话引燃不必要的误会，他进一步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你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并且，完全取决于你们今天的努力。

每次，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摊开自己那双脏乎乎，永远没时间洗一洗的手掌，注视着淤积在指甲盖下面的垢痂，一言不发。不晓得白老师口中的“未来”是什么东西，也无法想象它究竟长什么样子，我羡慕的是他戴着的那副框架眼镜。我和同学们对他的眼镜着迷程度不亚于对《安徒生童话》，或者《聊斋志异》。

知识就是力量，在我思维活跃的脑海当中，一副眼镜，无疑是知识的最好说明

书，想想看，只有知识才能让眼睛需要一副眼镜作为伴侣，而斯斯文文的一副眼镜把你的大半张脸挡在它后面，足以在瞬间将你和那些灰头土脸的普通人区分开来，这是多么值得开心和期待的事情！我渴望也深信自己早晚会得到一副属于自己的眼镜，然后，每天我会戴着它——睡觉也不分开，到人多的地方去，去展示一副眼镜的魅力。当然，作为它的主人，我再也不用担心父亲的责骂，我的眼镜会告诉他，我长大了，我甚至可能会让他对我产生一些敬畏和恐惧，要晓得，他是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的“困难户”。

忙碌的一天即将画上句号。乡村公路上，草木蓬头垢面，呼啸的车辆渐渐稀少，庄稼地里忙得热火朝天的农民伯伯，嘴上叼着长长的烟锅子，跟在甩来甩去的牛尾巴后面，慢慢悠悠，踏上被两旁的杂草夹得紧紧的羊肠小道，往家里赶。

暮色渐浓。傍晚不是夜晚。我的意识里，夜晚，从来不是个空洞的概念，它和我一样，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就像是尚未被秃顶的科学家们研究过的古老生物，有自己完整的生命。不晓得是因为我和弟弟的作业没有做完，还是母亲头发里的汗水珠儿没有干透？眼下，沿季节的走廊滑动的朴素而又仁慈的大地，以及它皮肤上的芸芸众生，仍在光的栅栏里徘徊。夜晚，这只尚未被秃顶的科学家们研究过的古老生物，尚未把空气喷上墨汁，刷上那种让眼睛的存在失去意义的黑漆，就像唐僧引领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以及白龙马去西天取经那样，引领着闪闪发光的星辰和萤火虫，收复断裂带，收复我们的村庄。它的失地。

断裂带天黑之前的傍晚有些奇妙，鬼魅，仿佛一株小草、一粒沙子、一只蚂蚁孤独地置身尽头，或者，身体正被恶作剧似的推向边缘。对岸磅礴的山脉与皮肤上安静的草木在习习秋风的吹拂下，如同小学生，也就是我们脖子上的红领巾那样醒目，自然。仔细看，就会发现，草木身上的颜色已经有些松弛，宛如岁月在母亲脸上不经意留下的皱纹。清漪江的水一如既往地流淌，水声哗哗啦啦，清澈得能看到河底的沙石，以及成群结队的鱼儿，它们带着小小的茫然，在祖先们待过的河流里幸福地活着。我和弟弟都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条鱼儿。尤其是夏天，尤其是我们满头大汗的时候。它们比我们过得好，它们没有家庭作业，不会遇到“小明同学”，不用耷拉着脑袋到白老师面前背整篇的课文，也用不着做家务活，扫地，烧水，扯猪草，洗衣服，去镇上的小卖部帮父亲买烟、舀老白干，或者，鼓起勇气红着脸做贼似的给母亲买她需要的舒而美牌卫生巾。

腰酸背痛。每一秒钟都像是被拉长了一百倍，所以，我和弟弟都觉得我们已经趴在堂屋的桌子上写了很长时间作业了。事实上，我们才写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样子。姿势一如既往，我们的文盲父亲对此有过形象的比喻：“浑身像是没长骨头似的。”我们的文盲父亲不喜欢我们用这种“懒得烧蛇吃”的姿势写作业，就像他不允许母亲打扮得花枝招展上街赶集一样，他喜欢的永远都是些关乎生存，朴素、实用的东西。不能像我们一样在知识的海洋里乘风破浪，但父亲总是不失时机地约束我和弟弟，把我们的言行牢牢控制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要我们往东我们往东，要我们往西我们往西。

时间在圆形挂钟里的脚步声，正在被另一种声音取代。此时此刻，我脑袋里的反射弧，就像从烟囱里挣脱出来的炊烟，越来越长，我心烦意乱，家里那群畜生又闹起来了。为什么不把猪圈俢到山上去呢？我的脑袋要爆炸了。

弥漫着柴米油盐味的灶屋后面，铺着玉米杆和菜籽杆儿的猪圈像是炸了锅，畜生们已经饿得团团乱转。两边简易粗糙的门框，是一条浅浅的竖状凹槽，门扇是由九块长方形木板子构成的圈门，被几颗臭烘烘的猪脑袋撞得嘭嘭响。畜生们一边轮流撞门，一边鬼哭狼嚎，焦躁的呐喊声如雷贯耳，响得能把屋顶的烟囱、黑瓦和专门用来补光的亮瓦一股脑儿震上天去，好像有人拿着水果刀欺负它们，在把它们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似的。为尽快填饱肚子，折腾出如此大的动静，搞得鸡犬不宁，真是没有一点出息。为啥把这群废物买回来当神仙一样管吃管喝，就是用来伤害我们无辜的耳朵的吗？这些叫人坐如针毡的饿死鬼，不晓得它们这样肆无忌惮的叫唤会影响我们写作业吗？我们讨厌这种耽误我们学习的行为。每天傍晚时分，我和弟弟都要试着用成年人的语调将畜生们奚落一番，使用的词汇通常来自我们正在学习的某一篇课文，在沉重的事实面前，我们渴望准确无误的表达，而且不乏内在的感情色彩。遗憾的是，猪只长肉，不会长心，听不进我们的话，说它们，骂它们，和对牛弹琴毫无区别。我们比兔子尾巴长不了多少的耐心很快就像冰一样地化掉了。实在忍无可忍，我和弟弟就到灶屋里找根结结实实的木棍，上面最好有些疙瘩的那种，然后跳进猪圈，收拾它们。母亲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制止我们的暴力行为，好像她的眼睛一直在我们身后盯 着似的。母亲生怕我们把她的猪吓傻了，吓得不长肉了，命令我们兄弟两人不许再干这样的事，她凶巴巴地跟我们说：“你们手上的木棍不长眼睛，我手上的木棍可是长得有眼睛！”母亲这样说话，我和弟弟十分伤心委屈，毕竟，我们才是她的儿子。凶起来的母亲身上有父亲的影子，她对这些畜生，比对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好，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儿子，猪才是她的儿子似的。畜生们是母亲的宝，为此，我和弟弟不得不想点别的办法，来减弱噪音的影响。

堂屋中央的方形桌，就像延安，是我和弟弟学习的革命老区。据父亲说，它的年龄足足超过半个世纪，我们都可以认它当祖父了。我想，半个世纪比起母亲搁在铁盒里的那些乾隆通宝、康熙通宝之类的古币，压根算不了什么的。据说，父亲小时候也是用这张普普通通的桌子写作业，每次想到这个，我会很沮丧，灰心，口苦，喉咙冒烟。我试着让自己想象自己二十年后的生活场景，儿子，我的儿子，就在这张估计已经老得站不稳的桌子上写作业，而牛高马大、身强力壮的我，整日在地里满头大汗挥舞着锄头，祈祷丰收。

复杂的人生作业，留着以后再说！眼皮子底下，一道跟小明同学有关的应用题，让我绞尽脑汁。作业几乎写完了，只剩这道题找不到突破口，若不是这道题拦着，我早就大功告成。我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我把汗都急出来了，愣是没有一点进展。题读了一遍又一遍，其中有几遍，我还是倒着读的。不知是不是老师故意为难我，还是小明故意为难我，反正，要不是有所顾虑，我真恨不得把这道题一个字一个字地从作业本上挖出来，扔到院子里喂鸡。小明同学优越的家境让我既羡

慕又嫉妒，一天到晚不是买这就是买那，买东西不说，还要我们这些同龄人帮他算账。如果我的名字也能像小明同学这样频频出现在我们的数学课本，我们的试卷上，也许，我不会像现在这么讨厌他的存在。我不喜欢小明同学，给他帮了多少次忙，他没有感谢过我，连一句像“谢谢”这样简单的客套话也没有。

当然，这道数学题，就算做不了，我也不会请教弟弟。我不放心他在数学这个科目上的智力水平。小我一岁，与我同班的弟弟坐在我的斜对面，鼓着小眼睛，不时东张西望。谢天谢地，弟弟似乎遇到了麻烦。我瞟了一眼他的作文，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他皱巴巴的作文本上，只有一个可怜巴巴的标题：《我最难忘的事》。今天，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让我们以“我最难忘的事”为主题，写一篇不少于六百字的作文。我的作文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写好。虽然语文成绩一般，但写作文对我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易如反掌。我的作文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事是我在公路上捡了六百多块钱后来物归原主》。我确实在赶集的时候捡到过一块钱，不过具体是买了棒棒糖还是冰淇淋，我忘了。

收回目光，准备继续埋头苦思冥想之际，我弟弟，这个不时用舌头去舔自己鼻涕的家伙，忽然停下手中转得飞快的橘红色钢笔，一本正经地跟问我：“大川，你晓得猪为什么那么笨吗？”

我弟弟喊人素来喜欢直呼其名。我没想到弟弟会问起这个，诚实地摇了摇头，表示不晓得。我确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如此抽象的问题。也不太擅长去思考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老师不是经常说吗：一心不可二用。

“这些畜生之所以那么笨，完全是它们 自己撞门撞笨的！”

弟弟迅速抛出答案，乐得前俯后仰，差点摔倒。

我扯出耳朵里的棉花，认真听了听畜生们在猪圈里一边撞门一边鬼哭狼嚎的声音。往耳朵里塞棉花，以免受到畜生们不必要的干扰，影响我们完成作业，这个效果不错的办法，是弟弟无意中想出来的。如今，已经成了我们放学回家做作业之前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棉花是我们从棉絮上偷偷扯下来的，不是母亲放在衣柜上面的备用棉絮。那太显眼了，容易被发现。是我们自己被子里的棉絮。做到这一点并不麻烦，被子上的浅白色拉簧一拉，要多少，就有多少。平时在家里，母亲和父亲睡一间屋，我和弟弟睡一间屋。我们兄弟两人已经过了喜欢挤一个被窝睡觉的年龄，所以，偶尔看到父母睡觉仍然盖着同一床被子，很长时间我由衷地为他们愧疚心酸，毕竟，他们是为了我们能有自己的被子盖，才如此委屈自己。他们总是把好东西留给我们。有时，想到以后我长大了，也得走上这条路，为儿女操心，为他们的成长发光发热，我就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长大。我愿意永远给人当儿子。

我和弟弟睡的是同一间屋，同一张床，但我们的被子各是各的，弟弟的被子是弟弟的被子，我的被子是我的被子，我们耳朵里的棉花，也不可能是一个妈妈生的。要是我在弟弟的被子里扯走一小撮棉花，弟弟就会从我的被子扯走一大坨棉花；要是我在弟弟的被子里扯走一大坨棉花，那么他还会变本加厉。如此恶性循环，估计我们的被子都没得盖了。我和弟弟当然不希望因为这点破事发生内讧，更不希望母亲发现我们的耳朵里有棉花。要是发现了，结果只能是悲剧。如果用棉花

塞耳朵的事被母亲发现，我和弟弟不会有好下场的，估计耳朵会被痛心疾首的她毫不留情扯掉——她以前尝试过揪着我的耳朵让我摆脱地心引力脚不沾地；或者，屁股开花——就算是庄稼地边上最不起眼的花，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时候都开，但我和弟弟屁股上的花，就没有那么娇气了，也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时间、地点，说开就开。

母亲一个人在灶屋剁猪草，青草干脆的喊叫声跟畜生们的粗嗓门比起来明显处于弱势，不过也能听得见，毕竟，灶屋到堂屋的距离更近。父亲去向不明。我和弟弟放学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过他的影子，他没在家里也好，我和弟弟不用把身上的皮肤绷得那么紧，家里的气氛也没有父亲在的时候那么死气沉沉。说起来，我们家，和断裂带其他家庭没什么分别，家里的大事芝麻事都是男人说了算。我们家父亲说了算，家里的一切都属于父亲，除了这些简单得有些过分的生活设施，还有母亲、我和弟弟，就是圆形挂钟里的脚步声，也是父亲的。不属于时间本身。父亲把我们，也就是母亲、我和弟弟，以及家里的一切，视为他的财富，他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拥有者，随心所欲地约束我们的行为，支配我们的意志，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

在家里，父亲很少打骂我和弟弟，不过，对于母亲，他倒是有些苛刻和残酷，经常动手动脚，好像不经常那么锻炼锻炼，手脚会生疮、生锈，武功全废似的。父亲将他在生活里的大多数不快转移到了母亲头上，而我和弟弟似乎早就习以为常，婚姻是两口子的事情，还是等他们自己解决好了。

母亲剁完猪草，算是完成了属于她的 一份作业。很快，猪圈里传来畜生们狼吞虎咽的声音。接下来，母亲就该为我们做晚饭了，她整天都和这些琐事捆在一起，不过我想，除了做饭，也许世界上也没有她更擅长的事情了。

作业终于写完。我快速地把作业放回书包，仿佛稍微慢那么一点，猛扑过来的夜晚就会把它们一下子抱走似的。

我和弟弟掏出了耳朵里的棉花，包在一张废纸里面，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塞进灶孔。不过，即使被她撞见，也会没事的，棉花的外面穿着衣服呢，反正，我们又不是把钱塞进灶孔。我们没那么多钱。

母亲以前就告诫过我和弟弟：“千万别把写着你们名字的本子搁火里烧了啊！否则，厄运就会雨点一样降临到你们头上。”说完，她又立马补充道，“也不能弄去擦你们臭烘烘的屁股。”写着谁的名字，谁就要倒霉？为了验证母亲没有故弄玄虚，我和弟弟试过把我们讨厌的同学的名字写在纸上，扔进厕所。

我写的是我的死党江啸天的名字，死党，准确点说是以前的，而不是现在的，现在，我们早已形同陌路。江啸天的良心被狗吃了，我每次买干脆面都要拿出来和他分着吃，和我同父同母的亲生弟弟，有没有这样的待遇，也要看我的心情。他呢，吃个夹心饼干，也要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吃，慢慢地吃，好像生怕别人分享了他的美味似的。如果不是被我去厕所小便碰巧撞见，我可能永远不明白友谊的小船真的说翻就翻。我被江啸天一直蒙在鼓里，他比起《儒林外史》里的吝啬鬼严监生，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苍蝇与屎尿味齐飞的厕所

里，我和江啸天就那样狭路相逢了。“江啸天，你这个没良心的，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让我们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秦始皇去吧！”说完，我感觉我的心碎了。然而，臭熏熏的厕所里，就着半块夹心饼干细嚼慢咽的江啸天同学似乎把我当成了空气，把我说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无动于衷。我讨厌这种不尊重人的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也许，江啸天知错能改，把手上半块夹心饼干给我，大事便可化小，小事便可化了，我们跟从前一样，还是好得可以穿一条裤子的死党。我其实并不太想吃他手上那半块夹心饼干，我要的是他的态度，我即使吃了那半块夹心饼干，也吃的是态度，是友谊。并且，那半块友谊饼干我不会全都吃到肚子里，别人用嘴咬过的地方我肯定碰都不会碰，不是我嫌他脏，而是这种吃法确实不怎么卫生。江啸天这个吝啬鬼对我的恼怒非但不理不睬，还把剩下的半块友谊饼干塞进嘴里，面无表情、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负面情绪瞬间全面爆发，于是，我朝着他的背影喊道：“狗日的江啸天，把吃我的干脆面还我，不然，老子马上去告你！”江啸天回过头，嬉皮笑脸地跟我说：“干脆面早就被我屙厕所里了，你要我还，自己去捡，你要告我，就去告我的屁股！”人脸比马脸长，嘴巴吃了让屁股还，真是混淆是非，岂有此理，我打不过牛高马大的江啸天，要是打得过他，我肯定马上追过去一顿暴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瘦得一阵风似的我，只好把这份耻辱，默默压在心底。

弟弟写的是一个名叫杜娇娇的女孩的名字。杜娇娇是我们班上的大明星，她父亲是我们断裂带的副书记兼副乡长。她不但学习好，还能歌善舞，说话就像百灵鸟 似的好听，长得也好看，仿佛全世界的优点和美好，都以生命的形式在她身上体现了。我不晓得弟弟为什么讨厌我们班上最耐看的女孩，或许，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是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弟弟以前把杜娇娇的名字在练习本上翻来覆去地写，我就晓得弟弟有心事，弟弟和我一样，对杜娇娇有一种如影随形的渴望，或者说，好感。弟弟把杜娇娇的名字写在纸上扔进厕所，把这样美好的一个人的名字泡在粪便和污水之中，完全超乎我想象，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在暗处的我已经对杜娇娇没有任何念想，即使弟弟抛弃了她，她在我的心目中，也仍然属于弟弟，毕竟，只有弟弟，为这么一个人，用过那么多的碳素墨水。

我和弟弟把我们最讨厌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扔进了厕所。

事毕，弟弟眼泪汪汪对我说：“哥，我的心好痛哦！”

于是，我的心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痛了起来，不是为江啸天，而是为了杜娇娇，我皱着眉头跟弟弟说：“哥比你更痛。”因为我也喜欢杜娇娇。事实证明，母亲的话，压根就不会起什么作用，更不至于致人死地。因为无论是江啸天，还是杜娇娇，到今天为止，还是老样子，一如刚刚从女娲河钓上岸来的鱼儿，活蹦乱跳的。没有一头扎进错误的浑水里面，我们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毕竟，先前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行为，不过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并且，良心上会谴责自己斤斤计较，小题大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吃晚饭的间隙，我侧着脑袋看了看堂屋圆形挂钟里的时间：六点四十九分。黏

稠、嫣红的鲜血在皮肤下快乐地涌动，心跳的频率加快，枯燥的时间平常很难让我如此这般为之兴奋。我很快算出了时间，还有四十一分钟。也就是说，再过四十一分钟，柳邦德叔叔家就要开始放录像了。如果把以天安门、长城和烤鸭为核心的祖国妈妈的首都——北京——除外，每天晚上七点半，柳邦德叔叔家，就成了我们这个冷清乏味的村庄，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心目中，最最神往，最最想去的地方了。团里团转，上百户人家，只有柳邦德叔叔家里买了一台功夫明星成龙代言的爱多VCD，可以看录像，武打片、喜剧片、鬼片、科幻片，还有，大人们才能看的生活片。我和弟弟没有看过生活片，大人们不让我们看，估计是太恐怖血腥了，怕影响我们学习。那台也没有几斤的爱多VCD，却似一段巨浪，掀起了岁月沉睡已久的激情，让柳邦德叔叔的家成了我们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也成了我们这些孩子心目中每天晚上七点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结束以后，最最神往，最最想去的地方。正如从录像里捡来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柳邦德叔叔家放录像也是要收费的，成人一个五毛，孩子们呢，不要钱，说是不要钱，隔三岔五，老婆去世多年的柳邦德叔叔还是会点名让我们从家里带点“土特产”给他，一把豌豆尖，一个南瓜，或者花生、核桃之类。按他的说法，这叫作“可持续发展”。我们尊重柳邦德叔叔的做法。人情世故，我们还是懂得的。不过，在柳邦德叔叔家看了那么多次录像，他几乎从来没有为难过我和弟弟，主要是，他和父亲关系好，经常在一起打麻将。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看录像的时候，柳邦德叔叔捉小鸡一样把我从座位上拉了起来，上下扬了扬手上的五块钱， 说：“把你的脚杆借我用一用，帮我跑个腿，去街上买两包红梅烟。”反正，我是不会跟他讨价还价的，我的脑袋里装的又不是豆腐渣，他就是不说，我也清楚拒绝的后果。

下午放学回家在路上我和弟弟商量好了，做完作业，吃过晚饭，我们就去柳邦德叔叔家看一场录像，运气好，看两场。第二场大人们要是想看生活片，我们就只能看一场。

正方形桌子，母亲，弟弟，我，一人一边。刚好三缺一。父亲没有回家，父亲的脚还在茫茫的夜色里，没有跨进门槛。不用问眉头紧锁的母亲，我已经猜到，父亲一定又是到街上的麻将馆打麻将去了。父亲的麻将瘾比他的烟瘾更大，母亲只在我们面前偶尔抱怨几句，在父亲面前，她的声音永远是卑微的，恭恭敬敬，像个没事人一样。

已经七点整了，圆形挂钟“铛铛，铛铛，铛铛，铛”地响了七下。我感觉即使用胶水把屁股粘在凳子上，我也坐不住了。再不出门，恐怕来不及，去柳邦德叔叔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走的是夜路。稍不注意，脚就会踩空，落到田埂下面去，和蛐蛐们做朋友。

我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弟弟却似乎没有注意到时光的流逝，他津津有味、吧唧吧唧地埋头吃着饭，像个没事人一样。晚饭是金裹银，炒土豆丝，凉拌茄子，泡菜。我不喜欢吃金裹银，只吃了一小碗，弟弟吃得多，已经是第四碗了。

弟弟的记性难道是被狗吃了，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

弟弟的耳朵里难道塞着棉花，没有听到圆形挂钟里时间的脚步声？

“嗯哼。”我说。“嗯哼”是我和弟弟之

间的暗语。

弟弟这才抬起头来，看看我，又侧着脑袋看看圆形挂钟里的时间。继续埋头吃饭。七点十分，弟弟终于吃完，接连打了几个饱嗝。弟弟曾经说过，饱嗝是从嘴巴里打出来的屁。

“妈，你把碗筷收拾一下，我和哥哥去看录像了啊！”弟弟大人似的指挥母亲，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他是她的家长，她是他的女儿似的。

“早点回来，路上注意安全！”母亲没有像以往那样阻拦我们。这让我的心情多少有些忐忑。以往我们都是要求爷爷告奶奶取得母亲的同意才出门的，今天有点不一样。不一样。

我和弟弟终于出门了。我们带了手电，它是我们黑夜中的领路人。柳邦德叔叔的家在半山腰上，和到镇上的方向刚好相反。断裂带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眼睛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很难立足。如果不想人仰马翻，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弟弟打着手电走在前面，他让我用手拽着他的衣角，以免摔倒。

走在被野草夹得紧紧的乡间小路上，漫天星辰，蛐蛐声此起彼伏，阵阵秋风，还有镇上数不清的小小的灯火，都让我们感到安全，让我们的心头涌起一丝无名的欢乐与渴望。一直到柳邦德叔叔的家门口，我和弟弟都没有说话。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话多不过是某种幼稚和肤浅的表现，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毫无用处。

今天看录像的人不多，十来个吧，不超过二十个人。大多数是孩子，跟我和弟弟一样，在小学读书。孙富美娘娘也混在其中，她家跟我们家住得很近。她老公这些年一直在外面打工。据村里那些喜欢嚼 舌头的女人们说，孙富美娘娘不是省油的灯，凶得很，她们还说她，下巴上长胡须的女人一般都很凶。再凶，也不过是个女人，我不信她老公打不赢她。我喊了句“孙富美娘娘”，算是打了招呼。

一群人挤在柳邦德叔叔家堂屋里的十多条长板凳上。柳邦德叔叔家神龛上也有“祖德流芳”几个字。不知为什么，想到他家里没大没小，孤身一人，我总会有一种地球快要完蛋了的感觉。不止一次，我听到大人们在他背后议论，说他放录像不该收钱，甚至还有人说，如果没人到他家看录像的话，他可能连电费也没钱缴，说得就好像如果没有他们，柳邦德叔叔就没办法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了似的。

录像尚未开始。堂屋里闹哄哄的，有几个没教养的捣蛋鬼把一根长板凳翻过来搭在另一根长板凳上，坐起了跷跷板。真是把柳邦德叔叔的家当幼儿园啦！

“今天放啥好看的？”弟弟问旁边的一个正在嗑瓜子的小女孩。

“你问我，我问哪个？”小女孩理直气壮地回答。

吃了闭门羹的弟弟，直接走到正在爱多VCD旁边，用一块抹布擦拭光碟的柳邦德叔叔面前，问他：“今天放啥好看的？”

“《碧血剑》，武打片，根据金庸的武侠小说拍的。”柳邦德叔叔不紧不慢地告诉弟弟。

录像剧终的时候，柳邦德叔叔站起来，冲大伙儿招了招手，说：“散了吧，散了吧，今天不放了，欢迎大家明天七点半再来！”

一伙人的脚板就像抹了润滑油，眨眼间，化在了茫茫夜色里面。

堂屋只剩下我，弟弟，还有孙富美娘娘没走。我们可以结伴回去。

“大川，小引，你们怎么不回家呢？你们要在我这儿守到天亮才回家吗？”柳邦德叔叔似乎在下逐客令。

“我们不回去，我们跟孙富美娘娘一起回去。”弟弟瞟了我一眼。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在这儿跟你们叔叔说点事。”

孙富美娘娘突然开了腔，她硕大的胸脯波浪似的一起一伏，什么事呢？白天不说，非要等到晚上才说。

“我们不着急，等你一路嘛！”弟弟似乎不想走。

“你们先回去，不然，以后不准来看录像了哦！”柳邦德叔叔大声说道，仿佛录像里的那把削铁如泥的碧血剑，斩断了我和弟弟继续等待的念头。

“孙富美娘娘，柳邦德叔叔，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要看‘生活片’呢？”

“我们不看‘生活片’。” 柳邦德叔叔板着脸。“我想看。”弟弟仿佛在哀求。孙富美娘娘在一旁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还小，长大了慢慢看。”

你们还小，今后长大了慢慢看。就像只有等天亮了眼睛才可以把世界看得清清楚楚一样吗？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想长大，我只想这样寄人篱下，给人当儿子，在老师面前装孙子，白天学习，晚上睡觉，睡觉之前，看几部录像。孙富美娘娘这么说，明显是在敷衍我和弟弟呢！

我和弟弟从柳邦德叔叔家里出来，他立马把门关上了。

“他们肯定在看‘生活片’！”弟弟和我一边往回走，一边肯定地说。

不知为什么，刚才经历的一切，孙富美娘娘和柳邦德叔叔熟悉又陌生的脸孔，让我忽然想起从前的死党江啸天。我对弟 弟说：“人都是自私的。” “哥，我突然好渴望马上长大。” “为什么？” “等长大了，我肯定要买台爱多VCD，我们两个好一起天天看‘生活片’。”弟弟激动地说，好像他看过生活片似的，好像马上他就要长大了似的。大人们说，生活片小孩子不能看。

“我还是喜欢成龙演的武打片，周星驰的喜剧片。”我表示，“我不喜欢‘生活片’，人没办法去喜欢一个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不喜欢没关系，可以尝试着喜欢。”弟弟说完，话锋一转，他咂着嘴巴告诉我：“大川，我想吃学校门口的麻辣烫，我好久没有吃过了！”

麻辣烫，我也好久没有吃过了。父亲最近赌运不佳，已经很久没给我们掏过零花钱了。家里，母亲从来不会给我们拿零花钱。我想了想，说：“明天，哥请你吃。” “你有钱？” “我有办法。”我告诉弟弟，“肯定没问题。”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睡下了，听到我们进屋的声音，母亲故意在她的卧室里咳嗽了一声。我和弟弟也准备睡了，刷牙、洗脚还是省了吧，明天要上学呢。睡前弟弟到母亲和父亲的卧室绕了一圈，回来后，我听见他冲我嘟囔了一句： “你爸在外面打麻将，现在还没有回来，真的是，无可救药啊。”

清晨，星辰重新锁进抽屉，大地再次返回光的栅栏之内，恢复了原形。

堂屋里的圆形挂钟“铛铛，铛铛，铛铛，铛铛”地响了八下。该出门上学了。对我而言，上学的心情和清明节去给祖宗们上坟的心情，毫无区别，一模一样。

弟弟早早起了床，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早饭还能吃什么呢？估计又是金裹银，至于面条和稀饭这样的伙食，在我们家几乎不存在。吃它们不耐饿。

在我们的卧室，弥漫着一股子脚臭味的黯淡空间里，弟弟用力扯开我故意蒙在头上的被子，大声问我：“大川，怎么不起床？你不上学？你以为今天是周末啊？”

我相信，弟弟已经把我说要请他吃麻辣烫的事情落在昨晚去柳邦德叔叔家看录像回来那条被野草夹得紧紧的乡间小路上了。他记性不好。但是，我没有忘。我在等待时机成熟。

我缓缓睁开眼睛，说：“你先走，我马上起床。”

“再不走就迟到了哦。第一堂课是白老师的哦。”

弟弟说完，背着他那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浅蓝色书包，冲出了卧室。弟弟一走，我心里的第二块石头就落了地。母亲是我心里的第一块石头，不过，她已经出门扯猪草去了，扯猪草是她每天早上的第二份作业，第一份作业是给我和弟弟做早饭。

也许是出于担心不争气的父亲把钱拿去打麻将输掉，提高麻友们的生活质量，母亲总是小蚂蚁搬家一样，把家里的钱藏来藏去。但无论她怎么藏，我总能找到蛛丝马迹，就像夏天的时候父亲只要用他的指甲在我们的胳膊上轻轻一刮，就能判断我们是否偷偷到河里游泳。

我蹑手蹑脚闪进他们卧室。一阵翻箱倒柜，我在母亲和父亲的枕头下面发现了 家里的钱。不是一个枕头，两个枕头的肚子里都藏着钱。一个枕头里面塞的是面额稍大的块票，一个枕头里塞的是角票。不过，已经没有去年那么多了。钱在缩水，估计是父亲打牌输多了。家里的钱表面上是母亲在管，但实际上父亲才是当家的，他要用钱的话，让母亲拿多少，母亲都必须给他多少。而我只能偷。

我有些犯难——这个情况——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随便拿几块吧，觉得少；多拿些吧，母亲肯定会发现。犹豫一番，我拿定主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钱，不留一点锅巴的，塞进了我的书包。留着也是留着，我想，钱又不会生孩子，说不定不争气的父亲哪天就把它们输光了呢。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种舍己为人的想法淹没了我的做贼心虚。我甚至为我这样做有利于我们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丁丁自豪。

就这样，我从容地将作案现场伪装一番，把母亲衣柜的衣物和床上的被子、床单统统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然后，背着书包，一阵风似的朝学校跑去。

没跑到学校门口，我已经追上了弟弟。他望着气喘吁吁的我，故作惊讶地说道：“大川，你跑得好快啊，跑这么快，急着去见秦始皇呢？”

“去见秦始皇”是个隐晦而又讽刺的说法，毕竟，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去见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是很不吉利的。我讨厌这种拿死人名字开玩笑的幼稚行为，虽然曾经当着偷偷在厕所吃夹心饼干的江啸天，我也有过这样的错误行为。“去见秦始皇”在班上用途广泛，老师们搞题海战术作业布置多了，我们想去见秦始皇；老师们体罚我们，我们就会讨厌他，恨不得让他

立马“去见秦始皇”。弟弟的话让我突然整个儿地失去了激情，就像一块被扔进水中的鹅卵石，孤立无援，最后无助地躺在河底下，望着温暖的生命从头顶冲过，却没有一丝渴望。为了请弟弟吃个麻辣烫，我无畏地铤而走险，然而，以为会有光亮，结果碰到的是一盆冷水。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原谅弟弟对我的小小伤害，毕竟，书包里偷了那么多家里的钱，也有他一份。于是，我从书包里摸出一张五块的钞票，递了过去。

“拿去，请你吃麻辣烫。”我说。心底涌起施予的快乐与满足。

弟弟仿佛被我突如其来的慷慨行为惊呆了，迟迟没有伸手迎接，过了半分钟，他才如获至宝一般，接过礼物。他把五块钱死死揉作一团，捏在手心，担心钱突然长翅膀飞走了。弟弟的态度拐了一个弯，他几乎是眼泪汪汪地跟我说：“哥，从小到现在，就是你爸，也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么多零花钱呢！你何止是我的亲哥，你简直就是我精神上的又一个父亲！”

我想，弟弟的说法并非是胡言乱语，俗话说，长兄如父。他的话虽说有点肉麻，令我无所适从，但我还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毕竟，礼多人不怪。见上课铃没响，学校操场的嬉闹声震耳欲聋。于是，我说：“走，我们哥俩去吃几串麻辣烫！”

王婆婆已经把卖麻辣烫摊子摆出来了。煤炉上的大锑锅里，红辣椒和油水在翻滚，串着海带、土豆片的竹签密密麻麻。

“来来来，来吃麻辣烫，两角钱一串，顶呱呱好吃！”王婆婆一如既往地大声吆喝着。

名副其实。人没走拢，我已经闻到了麻辣烫那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每天从这 儿过路，我都要放慢脚步，多咽一会儿口水，麻辣烫的味道实在太香了，香得学校里的旮旮旯旯都能闻到，让我恨不得用小刀把空气一片一片切下来，当肉吃。

我和弟弟一人一口气吃了十多串，真过瘾啊。弟弟吃得尤其过瘾，嘴角的油珠珠也来不及擦，又拿起一串。我已经吃不下了。但弟弟说，“大川，我还想吃。”

“想吃就吃呗，随便吃，随便吃。”我告诉弟弟，“那五块钱你留着以后再花，这儿的钱我来给。”

或许是嫌两个人吃着根本不过瘾，我和弟弟不愧是从同一个娘肚子里钻出来的，心有灵犀。苟富贵，勿相忘，我们都觉得有必要请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跟我们一起吃麻辣烫。反正我书包里的钱一时半会儿花不完。我让弟弟到班上叫人。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一下子叫了十多个同学，雄赳赳气昂昂地赶了过来。我们十几个人把王婆婆的麻辣烫摊子围得密不透风。我忙得不亦乐乎，一边热情关照着这些前来为我和弟弟捧场的家伙，告诉他们，“多吃点啊”“别拘礼啊”，一边享受着他们通过眼睛和微笑传递出来的感激和敬意，同时，又不忘提醒王婆婆手脚麻利点，给我们再多准备些麻辣烫来。

结账的时候，我问王婆婆：“好多钱？”

王婆婆数着竹签，脸都快笑烂了，她说：“五十九块六角钱。”我说：“便宜点嘛！”王婆婆的笑脸立刻变成马脸，她说： “娃儿勒，我们这是小本生意，不赚钱的，莫法少。”

吃过麻辣烫，还没有来得及走进教室，我就听见母亲站在学校门口的花坛旁边尖声尖气地吆喝我和弟弟的名字了。我

装作没听见似的进了教室，好让审判和不幸来得稍微晚一点。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害怕，好像肚子里的那些恐惧早就被王婆婆的麻辣烫烫翻了，没有任何反应。母亲的声音未免太大，覆盖了整个断裂带中心小学。为了看稀奇，教室里的同学们像出笼鸟儿一样飞出了教室。弟弟也在外面，混在人群中间。

我恨不得找个墙缝躲起来之际，弟弟出现在教室门口，他用那种生怕我听不到的声气喊道：“大川，快出来，你妈在喊我们！”

情非得已，我和弟弟，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母亲，步履沉重，仿佛在走向生命的终点。

弟弟似乎才意识到了什么，他幸灾乐祸地跟我说：“阿弥陀佛，你死定了！”

母亲连哭带嚎，两只布满老茧的手，似铁爪一般，准确无误，使劲儿地揪住我和弟弟的耳朵，弟弟立马大呼小叫起来。

“两个败家子啊败家子啊败家子啊！呜呜呜，快说，你们哪个偷了屋头的钱？呜呜呜，你们是不是要把你们的妈妈气死？呜呜呜，你们把你们的妈妈气死了你们只有喝西北风！呜呜呜。”

母亲伤心欲绝，说话的时候，喷了我一脸口水。

“他偷的。”弟弟疼得龇牙咧嘴。他一说完，母亲立马把揪着弟弟耳朵那只手松开了，她对他说：“去老师那里给你哥请个假，说今天妈妈我在家里教育教育他，让他长点记性。”

“明白了，妈妈！”弟弟深深朝母亲鞠了一躬，朝着我眨了一下眼睛，转身向学楼跑去。

“幺儿，学习认真点，今天放学回来妈妈给你炒你最爱吃的番茄炒蛋！”母亲目送 着弟弟的背影。“妈妈，要得！”弟弟头也没回。“败家子，钱呢？”母亲停止了哭泣，问我，目光透着的愤怒，能在瞬间将我击穿。

我指了指我和弟弟一样，破旧得像是从路边捡来的书包。自从去年晓得我和弟弟每天放学，为了节省体力，总是把书包搁在地上拖着背带往回走，母亲就洞悉了我和弟弟每人为啥一学期都要背烂五六个书包的原因所在，她当着家里香火熏得黑乎乎的神龛上那些菩萨发过誓，再也不会给我们买一个书包。

“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败家子！”母亲说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眼睛里坐着的泪水没有干透。

“妈，你是骑自行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试图讨好母亲，软化她的怒意。

母亲没有理我，一只手死死揪着我的耳朵，另一只如同皮划艇运动员手上的木桨，飞快地前后滑动。她走得飞快。我不得不侧着身子紧随其后，像一只身不由己的螃蟹。

已经插翅难飞。一顿饱揍，一顿痛骂，估计是免不了的。既然免不了，我想，那就顺其自然吧。风波早晚会过去，一如黎明终将到来，不过，眼皮子底下，我更加渴望风波早点归复平静，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不再摇摇晃晃，就像脑袋扎进木头里的钉子。我想到了这会儿可能还在某个麻将馆里眼窝深陷的父亲，他曾经连续三天三夜打麻将不下桌，我和弟弟在学习方面要是有父亲这般浑然忘我的精神，恐怕成绩在班上也不会倒数。这个彻夜不归的人，让我忍不住悲从中来，要是他在家里，我未必有胆子偷家里的钱，虽说我无意将自己犯下的错误归咎于他。是的，

我确定，确定自己已经失去了对父亲的骄傲与认同。正如这九月瑟瑟的秋风，绚烂的阳光，像是用洗洁精洗过的蓝天白云，失去了意义。我难过无比，想到了死，一了百了。于是，我伤伤心心地哭了起来，好像自己真的就快死了一般。

母亲放慢脚步，转过头。粗糙、刻薄的嗓音，透着深沉的挖苦，让我很不自在：“生活不相信眼泪，你哭个球！”

我不得不跟她解释：“我没有哭球，我在哭我。”

“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你妈妈我是一角钱都想掰成两半花，你倒好，用钱跟水龙头放水似的！”应该感谢母亲洪亮无比的大嗓门，恨不得让整个断裂带的人晓得她养了个傻瓜儿子，偷了家里的钱，拿到学校请一大伙人吃了五十九块六角钱的麻辣烫。这场由我一手翻开的风波里面，母亲才是主演，而我，现在不过是她用来实行一个乡下妇人为数不多、弥足珍贵的权力的道具。

危难时刻，祖父苍老的身影，还有，挺着大肚子的柳青娘娘，如同雨后的彩虹，划破了我家门口的那片空气。柳青娘娘是我父亲兄弟的女人，他们和祖父祖母住在我家隔壁。我跪在圆形挂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中，母亲手上的黑色皮带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脊背上，实话实说，疼痛早已麻木，像被风吹走了似的。

见来了救星，我哭得更加喘不过气来。家丑不可外扬，母亲却一点面子也不留给我。她不给我面子，我还不想活了呢，哭死算了。

“住手，哪有这样打自己亲生娃儿的？”祖父的声音明显有些生气，在生气的后面，还有几许轻蔑。

“你儿子整天就晓得打麻将不管孩子，我再不教育，怕是翅膀硬了，要飞上天。”母亲气鼓鼓地说。

“你们莫管闲事，让她打，打死我好了！”我干嚎着。

柳青娘娘细声细气地说：“嫂子，天大的错误，地大的错误，给他好生讲讲道理，他长得有耳朵，他听得见。”

“呜呜，我晓得他长得有耳朵，可没长心啊！呜呜，我怎么就这么造孽，养了这么个畜生哦，呜呜！”母亲像是来劲儿了，哭起来。

母亲哭起来，我便哭得没意思了。索性不哭。

“大川，快起来吧，柳青娘娘看得好心疼！快看看你的背上，好多血痕，哎呀呀！”柳青娘娘用手轻轻抓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扶起来。

“等他跪！不准他起来！”母亲吼道，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

要不是祖父的意外表现，我本应顺势倒地，闭上眼睛，再也不睁开。然而，眨眼之间，我七老八十的祖父，一把山羊胡子白得像是用雪染过一样的祖父，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无比的举动，在我怒火中烧的母亲面前，他的两片膝盖一弯，“扑通”一声，跪在堂屋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孩子他妈，你大人大量，不要打孩子，他的错误，我来承担。”祖父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家族的字典里还没有人这样打过自己儿子，而且还是孩子他妈！”

事发突然。母亲呆住了。柳青娘娘呆住了。我也呆住了。空气，凝固一般，只有时间在圆形挂钟里咔嚓咔嚓的脚步声，只有我们的呼吸和心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公公给儿媳下跪了。这还得了？

“爸，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是做啥？

快起来，快起来……”母亲反应过来，她把手上的皮带扔在地上，想要伸手去拉跪在地上的祖父，不过，某方面的禁忌，让她迅速把手缩了回来。

“我不在乎我这副老骨头膝下有没有黄金，我只是心疼我的孙子！你打的是他，也是在往我的心上钉钉子。我再三给你们说，养儿不是养女，养儿是防老，你现在这样打他，今后不把你送到养老院去才怪！”祖父酸溜溜地说道。我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片空白。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状况，都说老人是老了的孩子，养老院？就是老年人的幼儿园吗？于是，我问祖父：“养老院是不是老年人的幼儿园？”祖父没有理会我的问题。“大川，快起来，快把你祖父拉起来！”母亲命令我。

我装着没听见，我想，你要我跪下我就跪下，你要我起来，我偏偏就不起来了。把我当什么人了？母亲见我无动于衷，来气了，照着我的屁股又是一脚。

“也给我来一脚吧，也给我来一脚吧！”祖父一边说，一边将我搂在他的怀里，像鸡妈妈护着它的小鸡。“大川，你的耳朵聋了？” “没有啊！”我说，“反正，不是我让他跪下的，要拉，你自己拉。”

母亲没辙了，她眼泪花花地说：“好了，好了，大川，快把你祖父扶起来，我求你！”

长到这么大，母亲从来没有求过我。人心是肉长的，况且，同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让紧张的气氛渐渐松弛下来，不能太过分，我告诉自己。于是，在圆形挂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中，我蜗牛一样慢吞吞站起身来，生怕速 度快了会有高原反应似的，我用手拍拍蓝色运动裤上的灰尘，将仍然老老实实跪在地上的祖父扶了起来。或许是长年不洗澡的缘故，祖父身上弥漫着一股堪称剧烈的陈腐味儿。我瞬间觉悟，这也许是祖母和祖父分床睡的原因所在。刚才，祖父搂着我的时候没在意。现在，那股味道扑鼻闪电般来袭，我感觉，它像一辆开足了马力，迎面而来的面包车，几乎将我撞昏。

“大川，中午去我们家吃饭，祖母给你柳青娘娘炖的土鸡。”祖父说完，便将他枯瘦的手掌搭在我的肩膀，几根手指紧贴着我血泪斑斑的皮肤，感觉如同一支支冰凉的针管。

“嫂子，你也过来一起吃。”柳青娘娘笑盈盈地冲着母亲说。

“不了。”母亲毫不客气地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除开祖父祖母，以及我父亲的兄弟，就是柳青娘娘的丈夫，连柳青娘娘自己也承认，她小山一样隆起的肚子里即将面世的小生命，有我和我弟弟的一份功劳。柳青娘娘新婚当晚，祖父祖母用糖果和装着两块钱的小红包作诱饵，成功打发掉了在场渴望参与闹洞房的所有女孩，只留下我和弟弟，请我们兄弟两人在布置得非常漂亮的婚床上“胡作非为”，据说这样有助于提高婚床上的“阳气”，我和弟弟并不排斥这样的纵容，甚至热血澎湃，仿佛承担的是一项极其庄严的使命，的确是一项极其庄严的使命。透过一大家人热切而又善意的眼神，我和弟弟已经无须探究本地所谓的风俗习惯，或者那些神叨叨的迷信说法，我们已经晓得，他们希望柳青娘娘能生个男孩儿，延续血脉，当然，双胞胎也不会嫌多。众所周知，计划生育只允许生

一个，究竟是生男孩儿还是生女孩儿，造化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恐怕是闹洞房得选对人。

一顿饱餐过后，我打着响亮、快活的饱嗝，把发生在上午的不快忘得干干净净。时间是最好的去痛片，果然。午后的时光百无聊赖，柳青娘娘挺着大肚子让我陪她在院子里晒太阳、聊天。她在做一些针线活，脸上荡漾着清晰可见的幸福和喜悦之情，她告诉我：“你说你柳青娘娘能不能干？”

“我觉得你能干。”我察言观色，一边说，一边高高竖起大拇指。

“哈哈，能不能干，不是你说了算。”柳青娘娘显然没有把话说完，她告诉我， “你这个弟弟的衣服，这几年都不用愁了，心灵手巧的我把他从出生到三岁的衣服通通做好啦！”

柳青娘娘说“你这个弟弟”的时候，白皙的手掌在肚皮上画着圈。

“太棒了，将来，我一定好好带他，白天上学读书，晚上跑到柳邦德叔叔家看场录像再回家睡觉。”

“不用跑那么远，以后，我们自己买一台，在家里看。”柳青娘娘许诺。

“柳青娘娘，你看过‘生活片’没有？什么是‘生活片’？”我一面用手拍打着正在脚踝上抽血的蚊子，一面抛出这个在内心深处盘绕已久的疑问，期待能从柳青娘娘那儿找到答案。

“生活片……我……也没看过。”柳青娘娘似乎不愿意告诉我真相，她的脸上忽然间升起一片红霞。

“孙富美娘娘昨晚在柳邦德叔叔家看生活片了的。”我心直口快。

“好多人看的？她一个人？”柳青娘娘 的脸色突然变得神秘莫测。

我简单思考一番，立即否定了她的推测，“不，不是一个，是她和柳邦德叔叔，两个人。”

“你确定？”

“确定。” “哦，我明白了，两个人。”如此浅显的数学问题，说“明白”，未免夸大其词，我想，柳邦德叔叔也不是那样的人嘛。说孙富美娘娘昨晚在柳邦德叔叔家和柳邦德叔叔一起看生活片，仅仅是我和弟弟的猜测，不过，两个大人关在屋子里能做什么呢？总不会，大眼瞪小眼吧。

“这个骚货，真不要脸。”柳青娘娘喃喃自语。

“为啥骂她？” “你不懂。”柳青娘娘短短一句话把我抵得死死的。

这时候，一夜未归的父亲忽然走进院子，在我们的视线里一晃而过，进了我们自己的屋，连起码的招呼也没打。赢就是手红，输就是手背，父亲眼窝深陷，没精打采，明显是手背，明显是又输了。久病成良医，习惯成自然，父亲的输赢实际上都写在脸上，能看出来。

“小引他爸打麻将肯定是输了。”我居然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小引他爸，也是你大川的爸，怎么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

“小引在我面前，在别人面前，把他们都说成是‘大川’的。”

“你们太有趣了。”柳青娘娘哈哈笑着。我注意到，她的胸脯几乎是平的，没什么波浪，跟丰乳肥臀的孙富美娘娘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就是跟面色枯萎的母亲比起

来，也只能稳稳当当地占下风。

前后不到十分钟，父亲又从家里出来了，他依然把我和柳青娘娘当成了空气，匆匆忙忙从我们面前穿了过去。不过，很快，他就退了回来。一进一退，给我一种奇特的感觉，我感觉他的眼睛没有长在脸上，而是长后脑勺似的。

“大川，你怎么没去上学？”父亲冷冷地问我，显然，母亲没告诉他我干了坏事。父亲问我的时候，顺便瞟了柳青娘娘一眼。

“我生病了……”我支支吾吾地表示，然后，迅速切换话题，“爸，你又要打麻将去了？”

“给你们挣点生活费。”父亲大言不惭。

“家里的钱没被你这个败家子输光就是万幸了。”我这么想，但没让这句话跑出我的喉咙，变成声音，抵达父亲的耳膜。“你们慢慢耍，我走了啊！”父亲说。父亲走后，柳青娘娘问我：“大川，你爸是不是打麻将老‘背书包’？”

“‘背书包’，背什么书包，他又不念书。”我回答。

“‘背书包’就是‘输钱’的意思。”柳青娘娘解释。“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说。“柳青娘娘告诉你一件事，但是，你得答应我，不许跟你妈说。”我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你爸打麻将输了很多钱，现在屁股上已经欠了好多债了，不光是街上那些熟人，七月六号下午三点，他还在我们家借了一千块钱，借钱不说，还让我们保密，千万别让你妈晓得。”

柳青娘娘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又像是美国佬的原子弹在日本佬的广岛炸开了那 样，一下子在我的心里炸开了。好端端的心情瞬间粉碎，魂飞魄散。我真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听到这些话，恨不得分分钟把自己的耳朵扯下来，扔进鸡圈里，喂鸡。有那么短短一瞬间，我看到的是臂缠黑纱的父亲驾着一辆破旧的马车，拉着我们摇摇欲坠的青瓦房子，快速冲下高高的，布满荆棘，没有回头路的悬崖。

“真是个胎神，把我们几辈子的麻将都打完了！”

我暗暗发誓，以后我要是沾上赌博，直接拿菜刀剁手。

柳青娘娘却在一旁哈哈大笑。

父亲到处借钱滥赌，最终没有瞒住。忍气吞声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一度产生自杀的念头，她犹豫着是否拿自己的生命做实验，向我们展示死亡并不是想象得那么遥远。仿佛，死亡才是最好的去痛片。

早已陷入泥潭的父亲，依然我行我素，希望自己在哪儿跌下去就在哪儿爬起来。更气人的是，掏空了家底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办法借到钱。

到家里讨债的人犹如过江之鲫，几乎踏残了我们家那道四五公分高的门槛。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回家，要是没有三五个人来家里讨债，心里竟然有些不习惯，会怅然若失。父亲总是不见人影，母亲只好一个人焦头烂额地应付，应付，应付。为了给父亲还赌债，母亲卖了家里那几头还没有来得及长大的畜生。我和弟弟做作业的时候，也用不着往耳朵里塞棉花了。一天傍晚。父亲不在。母亲又送走一批上门讨债的家伙。屋外飘起了小小的冷雨，在堂屋圆形挂钟咔嚓咔嚓的，机械而又凄凉的脚步声中，突

然间苍老了一大截似的母亲在我和弟弟面前交代起了后事。我和弟弟搁下作业，看到她腋窝下死死夹着一根结结实实的棕色绳，面色异常平静。

“大川，小引，妈不想活了，妈死了之后，你们千万不要难过啊！”母亲直言不讳，声音透着感伤。

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摇着头，眼泪珠儿像饱满的种子撕破土壤那样，哗啦啦流着。

“妈，你不能死，我们不想你死！”弟弟哭得撕心裂肺。

“下辈子，我还给你们当妈，照顾你们吃喝拉撒，供你们念书。”母亲顾影自怜地说着，泪水也跟着滑了出来。

“我们要亲妈，我们不要后妈。你要死，我们跟着你死。”弟弟滔滔不绝地哇啦着，文采飞扬。不过，我想的是，他平时写作文吃力得如同在发明汉字，那样恼火，也许正是因为缺少所谓的“真情实感”吧。

“你们好好活着，好好学习，将来当大官挣大钱，给妈争口气。”说完，母亲又告诉我们，以后放学回家的路上千万别相信陌生人的话，她担心那些要不到钱的债主会伤害我们。

当大官挣大钱。母亲就是这么说的。我把这句话在脑子里整整写了三遍。

“我和大川，一定给妈争这口气。”弟弟懂事地回答。

“大川，你爸不靠谱，你要靠谱，长兄为父，今后这个家你要多费心，照顾好弟弟，莫跟他打架，也不准同学欺负他，知道了吗？”母亲继续交代。

我说：“哪个狗日的敢欺负小引，我和哪个狗日的拼命！”

也许是觉得后事交代得差不多了，母 亲将夹在腋窝下的棕色绳转移到手上，她跟我们说：“你们认真写作业吧，我把饭菜蒸在锅里了，你们饿了，就自己去吃。”

说完，母亲拿着结结实实的棕色绳，向着死神出发了。

她顺着堂屋的梯子，噔噔噔地爬上木楼。家里的房子是青瓦房，砖木结构，木楼就在几间卧室上面，平时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母亲一上楼，就把梯子也提了上去。她这样做，明显是不让我和弟弟当她自寻死路的绊脚石啊！

我和弟弟目瞪口呆地望着木楼上的母亲，感觉天都要塌了。

弟弟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哥，我的心好痛哦！”

于是，我的心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痛了起来，我皱着眉头跟弟弟说：“哥比你更痛。”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在圆形挂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中，我脆弱的心脏，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妈！”

“妈！”

“妈！”

“妈！”

……没了梯子，楼是上不去了。我和弟弟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们把桌子掀翻在地，把堂屋里的所有凳子拍在墙的脸上。我们临时抱佛脚，拼命喊着母亲，希望她不要抛下我们。

终于，奇迹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她缓缓地放下梯子，回到堂屋，脚踏实地，把我和弟弟紧紧搂在怀中。

母亲哭着跟我们解释：“妈舍不得你们啊！妈放心不下你们啊！为了你们，这个

家就是穷得舔灰，我也要充满激情、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啊！”

母亲骗了我们，放弃了自杀行为。类似的情形，后来又发生过好几次，死亡的交通工具换来换去，几乎每次都有新意，有时是一瓶百草枯，有时是家门前的女娲河，有时，仍是那根结结实实的棕色绳。幸运的是，每次母亲都能踩下刹车，临时改变主意。就像每次见证母亲的软弱，我和弟弟的内心，都会变得坚韧、强大一些。

生活，仍在堂屋里圆形挂钟咔嚓咔嚓的脚步声中继续，继续朝崭新的二十一世纪走去。

冬天的时候，柳青娘娘如愿以偿生下一个男孩儿。孙富美娘娘在柳邦德叔叔家跟柳邦德叔叔一起看生活片的事情，也在断裂带，在我们周围，秘密传扬开来。当然，这事儿不是我和弟弟捅出去的。我和弟弟已经不喜欢凑热闹了。

穷困潦倒的日子，我和弟弟懂事了。我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

临近春节的一个周末，无所事事的我顺着堂屋里的梯子爬到木楼上找什么东西来着陡然看见那根棕色绳，那根被母亲盘了一个只有脑袋那么大的圆圈，挂在房梁上的棕色绳，看上去，像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句号。我踮着脚，试着让自己的脖子套进去。一股凉意，瞬间，从脖子上蔓延全身。我把脑袋迅速缩了回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棕色绳从尘埃累累的房梁上取下，托在手上，仔细打量一番，觉得它真是一件实用而又残酷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