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孤独（短篇小说）

我们距离遥远，心却贴得很近。因为我们同样孤独。 ——题记 早春的风这么大。晚上十点半，终于从车站走到楼下，穿过花坛的时候，照例抬头看了那棵大樟树的树冠。在大风的呼呼声中，听见十四楼阳台上的风铃响得叮铃咣啷。铜管碰撞的清脆和尖锐，穿过树梢的窸窣，刺透夜里冷冷的黑，来到耳边。

闭着眼睛，仰起头侧耳。风铃的声音是回到家的信号。眯着眼，想要看看风吹动它的身影，可惜这栋并不多人住的楼里，竟没有一个窗户是亮着灯的。

有一些声响是陪伴，但它敲打着我的神经。

半夜里，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把我惊醒，爬起来，眯着眼从抽屉里摸出一根丝带，搬着书架凳来到阳台，把它结结实实 地绑住了。风吹得我也摇摇晃晃，赶紧从凳子上下来。

夜风真大，浑身起鸡皮疙瘩。阳台的两盆月季在朦胧的夜色中开着，三朵。

我很少睡不着，白天转成陀螺，回来挨着床就能睡。夜晚回到家，要以最快的速度卸妆、洗澡、爬上床，然后听到第二天闹钟准时响起。

只是现在，风铃一吵，睡意全无，抬起头，夜空中还有几颗星星。

我把身体背靠在铁栏杆上，把头伸到外面。

风扬起发丝。

一大早，正忙着刷牙穿衣的时候，手机响了。

一看来电是妈妈。害怕她打电话给我，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我打给她，她主动打来的时候，总像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很多年以前，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

来：那是星期五上午的十点零八分，告诉我叔叔去世了。

心咯噔一下。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瞬间。

发着抖接起电话。“妈……怎么这么早？” “也没什么事……就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现在都年二十六了，也没见你说什么时候回来……”她大概是拨通了电话，才意识到还不到七点半，说得犹犹豫豫。她常常清晨五点就起床，这个点对她来说不早了。

这一年有闰九月，特别漫长。已经二月了，阳历的新年早已过去，阴历的立春也过了，城市里面还丝毫没有要过年的气氛。地铁里公车站，依然人挤人。

“妈，除夕前一天才放假呢。要迟到了，晚上打给你。”

没等她再说话，我就挂了电话，踢着高跟鞋跑步出门。

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行政兼翻译，四年前从另一家公司跳槽过来。处理文件，准备会议，还常要出差，加班是常有的事。

因为妈妈的电话，一早上盘算着过年的事，要买回家的年货，要取多少现金封红包。上午在茶水间打碎了一个杯子，慌乱的时候才这样手笨。我跑到洗手间，关上门，闭上眼睛。

每当这时候，总有一个短发女子站在窗前抽烟的画面出现在脑海里。

我讨厌别人抽烟，也不喜欢抽烟。其实我也从没抽过烟，连仔细拿起一根放到鼻前闻，都未试过。

窗扇开着，她靠在窗前，侧身看着窗外。一手抱在胸前，一手夹着烟。

一支烟的时间里，她把烟嘴放到唇间，吸一口呼出来，烟云在窗边缠绕。烟渐渐烧到尽头。她捏着烟头在窗台掐灭。

她有一头碎短发，一张深红色的唇，她的身影随着消失。

晚上八点，度过了十二个小时之后，在车上给妈妈打电话。年前收尾的事情多得很，是有一段时间没打回去了，快过年了，还没交代哪天回家，难怪她要着急。几乎都在下班的路上打给她。她的问题总是“回了吗？吃了吗？吃什么？”偶尔多说一点，说几句工作的事。她倒也没认真听着，在电话那头嗯啊回应的时候，我知道她多半是一手拿着手机，眼睛没有离开电视。

每说起不易，电话另一头总是显得爱莫能助。絮絮叨叨开始说她年轻时干不完的农活，末了感慨一声：“人生事……人生事！”

对她不能施援手，又徒增伤悲，我总是遗憾地沉默。脑子里浮现出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在河童的国度里，还在母胎的河童可以选择是否降临这个世界。读这个故事的当时，确实想过，如果我也有选择的权利，我的回答一定是“不要！”像母体里的河童一样，化为一泡水。

想象着自己咆哮的样子，但我不能这么做。没体会过身怀六甲以及养育的含辛茹苦，大概也没有资格不珍惜平安健康地活到现在。只能在她的感慨里挂了电话。

听说放弃人生的人在六道轮回里也要受尽折磨。现在的自己不过是暂时有着一种怯懦的逃避心理。

“想得还真多啊！”自嘲一番。默默地走到听得到风铃声的楼下。

还是如期回家了。年二十九的晚上，

坐了长途夜班车，在摇晃中睡了一夜。

清晨的阳光照在祠堂前的菩提树上，叶子闪着嫩绿的光。

“呀，颖妹转来了！”我刚仰起头，就被拐角的声音吓了一跳，原来是住在巷子口的婶婶挑着桶去浇菜。

“什么婶来着？”我一边极力在脑海里搜索她的名字，一边哼哼哈哈地回答她： “是啊，是啊，回来了……”直到她消失在祠堂后面。从读书到工作，已经离家生活了十三年。这几年，有点害怕回家。回家的困难任务，是笑得一脸僵地努力回想前后巷叔叔婶婶们的名字。

听到拉杆箱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妈妈急急从厨房走出来。

大年三十早上的家里，哥哥和弟弟都已经在家了。他们都已成家，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年前就回来了。弟妹和一岁多的孩子一直和妈妈一起，在老家住着。

跟在妈妈身后的，还有奶奶，驼着背，拄着拐杖。

“嫲！”我提高音量喊了一声。她已经八十九岁，其实耳不聋眼不花。最爱听收音机里的潮剧，还能拿着放大镜看药瓶上的说明字。

她个子矮小，身体不错。脸上皱纹虽多，但肤色健康，一头过耳短发里黑发还是比白发多些的。

我笑脸盈盈看着她。她上下打量着我。

“我穿了四条裤子。”她跟我说第一句话。她瘦小的身子包裹在层层衣服里面。

“你给我买的衣服也穿在里面了。”她说着，从下摆翻起外套，翻出内里穿着的睡衣。

她还认得出我，没认错，我满心欢 喜。

那是一套法兰绒睡衣，长袖有领，轻轻软软暖暖的。白天了，她也穿着，套在几层大衣里面。

这是年前一个月在网上买的，快递了回来，堂弟交给她时，她一句没有挑剔。要知道，从前她对儿媳儿孙给她买的衣服鞋子，难得有喜欢的。

听堂弟说，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向所有见到的人展示这套睡衣。我简直受宠若惊。许多年来，我不曾给她买过衣服。上一次买，是我工作的第一年，在她还是八十岁的时候。过年之前一天，我和妈妈带着她到街上挑外套和袜子。看她欢喜的样子，我也很高兴。可惜年还没有过完，我就备受打击。在泰国的华侨亲戚给家里寄来了钱，年初一那天，她拿出一部分，给每个孙子包了一个大红包。她特意说明了缘由，郑重封给每个孙子。那个客厅的灯光明明很亮，作为孙女的我也活生生地站在孙辈之中。然而她看不到我。

我杵在那里，搓着手，又把手背到后面，尴尬地发抖。哥哥弟弟们都欢欢喜喜地接收红包，我满脸发烧。一股气堵在喉咙里，悄悄退到了门外。

从此以后，我再没主动给她买过衣服。

爸爸若是知道了，是要骂我的。从前他总对我说的话，是不要计较太多。

奶奶有三个儿子，只是都没有活过六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她经历了三次。

我也经历了三次。伯父去世的时候，我十九岁。在二楼

的小房间里准备高考。夜晚七点多，听到有人从巷口进来边走边喊妈妈的名字，急急地说：“坏了，坏了……”妈妈随即打开门，跟着走出巷子。

我没法再专心，踢着拖鞋跑下楼，跑出巷口，到了前巷伯父的家。马路边停着救护车。

似乎刚下过了雨，客厅里都是湿湿脏脏的凌乱脚印。里间乱哄哄的，挤满了人。听到有人说着：“没用了，没用了。”

“再试下，再试下……”是伯母哭喊的声音，“我刚刚去洗碗，转头进来就看到被子踢到一边……”

透过人群的细缝，看到医生最后一次在心脏处的电击，又撑开眼睛用手电筒照了照瞳孔。医生摇摇头。房间里静默了。随即有人说起了后事的料理。小叔是冬至日去世的，我在上午的十点零八分接到妈妈的电话，是我离家外出工作的第二年。妈妈说了一遍，我说没听清楚，不相信。她再说了一遍，我听清楚了，呆着不知如何应答。“请假回来吧。”妈妈说。见到小叔时，他已经躺在祠堂的冰柜里。我走近。他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额头也盖着布巾，露出来的脸庞，仍然那么好看。他是父辈三兄弟里，长得最好看的。他在夜里突发心梗去世，猝不及防。

守灵三天。冬天的夜晚居然下起了大雨，敲打在瓦顶，打在铺满了鹅卵石的天井里，打湿了祠堂的白幔。寒冷的夜里，我蜷缩在灵柩前的草席上昏昏然睡去。朦胧中，大堂哥走过来，为我盖上一件衣服。

小叔的死，给了爸爸很大的打击。在小叔的葬礼上，爸爸说他心痛难忍。不久后，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三年后，爸爸 也去世了。他经受了几年的病痛折磨，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天早晨，停止了呼吸。

我和妈妈、哥哥、弟弟都守在医院的床前。在那天早上，用棉签蘸了水给他抹过的嘴唇，还是湿润的。他闭上了眼睛，头发柔软，脸庞温热。医生拔出输液的针头，连带着汩汩流出的暗红色的血。这些场景里，都没有奶奶。七十岁时，她年岁已大。八十岁时，她年岁更大。似乎每次都是三五妯娌搀扶着她走到灵前，看她的儿子最后一眼。她神情哀伤还是淡然，记不得了。

奶奶的膝下，有五个孙子，两个孙女，四个曾孙。她现在一个人住在镇上的三房一厅，过年了，她才回到村庄里来，住上几天。套房是爷爷留下的，爷爷去世后，她和小叔一家一起住，小叔去世后，叔母带着儿子搬出去了，她便一个人了。她以前似乎挺享受这样的时光。一个人住，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起来，煲一壶热水，冲一碗燕麦片，麦片里加一点盐，再加两勺奶粉。喝完麦片，出门散步。顺路买回菜，总是排骨、青菜。早晨煲了排骨莲子粥，中午晚上再用排骨煮青菜。晚上十点前睡觉，睡前要拍手按脚，疏通经络。

她的陪伴，是一台收音机，她沉浸在每日连载的戏文里。每次去看她，她便开始讲戏文的台词。她讲潮州话。

“听不懂。”我一句也没听懂，傻傻看着她笑。她也呵呵笑，一句潮州话，对应一句客家话，解释起来。她是潮州人，爷爷是客家人。她嫁给爷爷后，便学会了客家话，虽然带着浓重的潮汕口音，但她的潮州话没有传给父辈一代，自然也没传到我这一代了。

她一个人住，媳妇孙子们去看她，

做饭的做饭，看电视的看电视，聊天的聊天，她一个人静悄悄到卧室去听收音机。该开饭了，媳妇孙子们轮流着喊：“妈，吃饭了！”“嫲，吃饭了！”她慢悠悠从房间里出来。

“嫲，吃饭了！”年夜饭，下午四点就开始吃了。此刻的她坐在巷子里的红色塑料凳子上，蜷着背，扶着她的黑色拐杖。在午后暖和的阳光里，看向我。

听到我喊她，她便悠悠起身，慢慢地挪动步子。进门要跨过门槛，搀住她的手臂使力，她缓缓抬起脚，迈过。花了好几分钟，才挪到餐桌上。

她思维清晰，只是动作缓慢。她默默地坐在桌旁，等菜上齐。旁边就是她的曾孙子，她想逗两句她的曾孙子。

“你喜欢吃什么？”虫一样扭动着身子的曾孙子才五岁，不理会她，还没有学会理会她。在城里生活的小子也没学会客家话，听不懂，更何况是奶奶带着浓重潮汕口音的客家话。

“阿嫲问你，怎么不回答？”嫂子拍了一下小儿。

一桌子人坐下来，叽叽喳喳，奶奶不说话了，开始吃饭。她大概也插不上什么。她的牙齿全没，上下两排全是假牙，每一口都要嚼很久。我见过她刷牙，摘了整副下来，脸颊便蔫了。

全家人都给她夹菜，挑软糯的夹给她。即便是青菜，也要挑嫩的煮得烂些的叶子。

“我吃饭要吃一个小时。” 今年端午前夕，在她那套房子中独自一人的饭厅里，她和我说过。

“因为要慢慢嚼？” “嗯，边吃边听广播，慢慢……”但那一次，没听到广播的响声。她说，收音机坏了。

“老是听不清，听不清。”她失望地说。

“真的坏了吗？”我拿起银黑色的盒子研究着，拨弄着开关，发现原来只是调频没调好。我仔细地边拨边听着每个台，调到了潮州台。

“是不是这个？”FM103.1正在播着广告。她细细听了很久，直到广告后开始戏曲连播，她才点了点头。

收音机放回去时，我看到桌子上有两个香菇，顺手拿了起来。

“怎么有香菇在桌子上？”一边说着一边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看清楚了香菇上长的白毛，赶紧抖手扔了。

她老眼昏花，早已看不清。打扫卫生和煮饭的阿姨也没有仔细检查这桌子。她每天在这张桌子上吃饭，听收音机，任它们静静地发霉。

饭厅里的桌子，曾经挤得坐不下一大家人聚餐吃饭。如今，剩她一人了。

我曾揣度她的心里是不是不曾有波澜，即便在伯父、叔叔、爸爸去世的时候，也只见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号啕大哭。她安静得近乎冷酷。我又这样想。

那次我吃了饭去看她。她刚要吃饭，硬是从高压锅里盛了一碗莲子排骨粥给我。她从前不曾对我这样热情过，我又想起，在那个热闹客厅的白炽灯下，我背着微微发抖的手。

妈妈说，这两年来，情景有些变化，从前去看她似乎都是冷淡，现在总不愿让人走了。堂兄弟妹们回来，陪她吃上一顿饭，她明显欢喜有人去看她了。

我端起碗，陪她吃。她低着头吃起

来。她满嘴整齐的牙，全是假的。

“我每天要吃一个多小时，一边吃一边听剧。”她又说。

我坐在她前面，看着她吃。就像现在这样。

她慢条斯理地嚼着。饭桌上只剩下她了。年夜饭吃了很久，祝福语说过几轮，小辈们也没足够的耐心等到她吃完。

“嫲，慢慢吃……”便一个一个起身走了。七八个人挤着的桌子一下子变得空落落。

“嫲，慢慢吃，我先洗碗了。”过了漫长的十分钟，我也起身。洗好了碗，她还在吃。我把碗垒好，关上碗橱，坐在她对面看她，她抬起头，又说：“我吃得很慢。” “慢慢吃。”我笑一笑。炮竹声四起，我走到窗边，关上窗。

看着她，这画面这样熟悉。我心里不舒服，不忍看。

我也常常一个人吃饭。老了以后，是不是也这样子？

在每天早上乒铃乓啷准备上班的一个小时里，快速洗了米，在电饭煲里设了定时，不管多晚回到家，喝一碗粥。我也给自己煮过莲子粥。在安静的屋子里，听着广播或者说书，喝一碗粥。电视倒也有，只是从未缴费，便也从没开过。

湿冷的南方城市，冬天时才5°C，朝北的房子，更是天寒地冻。

密密地关了门窗，坐在厨房里。厨房里有火气，暖一些。手机里打开“懒人听书”，播《白眉大侠》，单田芳说书，何其热闹，三侠、七杰、小五义，江湖里刀光剑影热火朝天。

在那一刻，竟想到了奶奶。坦白说， 这是很少有的。她独自一人，在灯下，坐在桌前吃饭，旁边是她最爱的收音机。灯一定是惨白的一盏小灯，她不舍得开大灯，即使她并不缺钱。

她的戏文里很热闹，她的现实里很孤单。我和她，竟如出一辙。听着说书的声音，窗外是下雨的声音。冬天冰冷的雨，把阳台上的月季都冻死了。我喝完碗里的黑米粥，在空旷的房间里，仍然冷得发抖。老家那边应该也很冷吧。

在网上选的一套睡衣，也不知大小，买最小码总不会错。也不知道奶奶喜欢什么颜色，就买鹅黄色的吧。

没想到她会喜欢。她晚上睡觉也穿，白天也穿在几层衣服里边。虽然还在春节，但已经二月份了，温度已回升，看着都觉得热，特别是大家挤在桌旁，热乎乎地吃着饭。大概老人怕冷，她不觉得热就好了。老人总说自己晚上睡不好，醒来得多。我小时候大概和她一起睡过的，竟完全不记得说过什么话。她倒是当面酸酸地说过我好多次：“你和外婆比较好。”我呵呵笑着，不置可否。

在印象里小时候，外婆担心我在外面饿着，总会偷偷塞给我零花钱，而奶奶从未有过。她有很多的子孙，不差我一个孙女。我是这样想的。长大了，更生分得很。

她是一个安静的人，不常与我们亲近，于是这安静变得近乎冷漠。我的性格里，有热情的一面，也有冷淡的一面。有时候想，也许热是遗传自外婆，冷便是遗传自她了。

当然我更喜欢外婆，妈妈嘴上不说什

么，但心里是赞同的吧。不过爸爸活着的时候，这话我不曾说过。他若知道，大抵是会生气的。

伯父去世后，还有爸爸和叔叔；叔叔去世后，只剩下爸爸。他曾担着很多压力，要照顾老母亲终老。可惜意志没敌过岁月和病痛。他若还在，境况是很不同的。

爸爸去世后，我常想起他的话。我可以自己赚钱了，又有何计较。只是每次去她独自住的房子看她，我坐在她面前，和她絮絮叨叨说些话，内心却是从不曾发生过连接的两个“存在”在对话。

也有时，相对无言。她便看着我，呵呵笑了。

终于吃完年夜饭，她在饭厅坐了十多分钟。鞭炮声没有断过。搀她到客厅，她坐在红木凳上，隔着茶几，我坐在她对面的矮板凳上，仍然不知要说些什么。

在糖盘搅了几番，拣了一颗棉花糖，递给她。她伸手接过，凑到眼睛前看。

所有人都早早洗好澡了，换下的旧衣也洗好晾起来了。放过年夜里的第一顿鞭炮，就开始派红包祝福新年了。

在客家的习俗中，工作了未结婚也要给老老少少派红包。回家前的一天，我去银行取了钱，拆开新的红包袋，一一数好，封上，在底下写好称谓。

先给奶奶拜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递上红包，她呵呵笑着，收起来。只是每年我的手，每次都像那次白炽灯下，藏在背后不自主地发抖。脸上微笑着，却控制不住。

我偷偷歇一口气。这对我来说竟是困难的任务。我打了自己的脸一下。

这几日，奶奶轮流在大伯母和我们家 吃饭。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大伯母一家和妈妈都要回娘家。哥哥弟弟要去丈母娘家，我和妈妈去外婆家。要剩奶奶一个人在家了。

“我也去！”年初一晚上坐在桌前吃饭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奶奶竟很迅速地抬起头。妈妈的脸色有点为难。我赶紧低下头。其实也无不可，但我不想说话。妈妈说，外婆一家太热闹，算起来已经十几二十口人，奶奶就不要去了。明天中午会煮好饭给奶奶吃了再去，奶奶睡个午觉，我们就回来了。

人老了，也成了拖油瓶。不知奶奶心里是不是这样想。她不言语了。

夹菜的声音、小孩吵闹的声音、窗外爆竹声四起，很快就掩盖了沉默。

她倒是常常一言不发，在嘈杂声中坐在红木沙发上袖着手闭目养神，仿佛这些热闹与她毫不相干。

妈妈和我拎着去舅舅家的年货出门时，她又坐在了妈妈种的花旁晒太阳。硕大一株三角梅花荫下，安静得像一株老树干。

傍晚回来。奶奶坐在客厅里，说要洗澡，坐在茶几前脱下层层衣服。我在旁边手足无措地站着看着，不知该怎么帮忙。

“过来帮我撕。”她的背上贴着风湿膏。一股淡淡的药味。

靠近她，掀开她后背的衣服，看到她的瘦骨嶙峋。她背上并没有什么老人斑，是健康的肤色。贴胶粘着皮肤，我不敢用力，一点一点掰开。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注视她。我曾掂量过，作为孙女的我，在她心中的分量。虽然远离家时，我也常常忘记

她。不知为何，这几天我竟贪婪地偷偷观察她，一层一层。

正在客厅里出神。她在浴室里喊水凉了。热水器不知为何突然熄了火。

“那我进来了。”我拧开门的手把，跨了一只脚进去。

家里的水，是用水泵从地下抽水到楼顶的水池，再放下来用。水压不够，热水器打着又灭了，凉水洒在桶里。她裸着身子，坐在矮板凳上。我心里想着不要看不要看，眼角却忍不住扫过去。脱了衣服的她，猫着身子，更加瘦小了。皮包着骨头。热腾腾的水汽氤氲在洗澡间，有水冲过药膏的味道。我一打开关，热水器又着了。“着了，着了，试试！” “嗯，热了。”她说着。我赶紧退了出来。

她洗了很久，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声音。我担心她会不会晕倒在里面，在客厅里侧耳听着里面的动静。有冲水的声音，便心安一下。听着墙上的老钟嗒嗒地响着，隔五分钟，到门口去喊她一声，听到她应一声，再走回来。

她穿着薄薄的的确良内衣出来了，腿上肤色很白，白炽灯下，皮肤似乎很细腻，看不出什么皱褶。她坐在沙发上一件件穿好衣服，又穿上四层的裤子，套上那件轻绒的睡衣。

看着她穿好衣服，又过去了半个钟，偶尔帮她拉拉衣袖。她动作慢，但丝丝缕缕都很清晰。穿好了，她又袖着手安安静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盘着腿坐在她旁边，眼睛瞄着电视。

“我妈当时把豆瓣酱缸搬到天井中晒……”她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她说起她 妈妈，那定是她二十岁以前的事了。

她居然回想起七十年前的事，悠悠然然，仿佛就这样一清二楚。

在那遥远的从前。我倒听妈妈讲起过爷爷和奶奶的故事。

那时候爷爷是学生，也算一个文化人，别人介绍他和奶奶相亲。爷爷十八岁，奶奶二十岁。那时候的相亲就是远远地望一眼。

奶奶远远地站在田垅上。远望过去，并不矮，在田埂上，油菜花和青禾的映衬下，高挑秀丽。就这样定下一门亲事。

妈妈也在奶奶面前讲过这个段落，还问她：“是不是这样？”奶奶笑笑，不接话。

这个段落，当然常常拿来教育我，当年的人定下一生一世如此简单。为何你这么难？我也笑笑，眼神不回避，也不答话。

她讲了豆瓣酱的开头，又停了下来。絮絮说了一阵，我大概是听明白了，原来她说小时候在天井的石墩上跳来跳去，摔了一跤，磕到了酱缸，磕到了眉骨，磕坏了眉毛。

“你看我的眉毛。”她用手摸着眉梢，那手指像老树干一样弯曲。

我突然有冲动握住了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三十岁的我，和九十岁的她，隔着六十年的光阴。这许多年来，我第一次握着她的手。

许是她从前抱过我的，在我还是婴孩的时候？那这，并不是第一次。

年初三一早，妈妈和哥哥去给妈妈相认的阿妈拜年，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么快？”我随口问一句。

“没见着。”哥哥嘟囔一句。“谁叫你们不先打电话就去！”我笑着揶揄一句。

“都八十岁了，以为一定在家的。”妈妈说。

“那是怎么了？怎么不在？”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年初一起床，从床上滑下来，摔了尾骨，住院去了。到了才知道，全家人都去了医院。”妈妈叹了气。她说完看了奶奶一眼。

奶奶自从年前到现在住在家里，都是和妈妈一起睡。妈睡在一楼，一楼只有一个睡房一张床。奶奶年纪大了不便爬楼梯，只能和妈妈一起睡。

可是知道相认阿妈的事之后，妈妈一上午都心事重重。

洗菜的时候，她悄声跟我说：“我也很担心，那床这样高。”

那床是旧式的老床，距离地面一米多高，加了个床垫，就更高了。奶奶上床时，要踏个小板凳，妈妈扶着爬上去；下床时，再踏着板凳下来。上上下下，是个困难的过程。

晚上睡觉，妈妈和奶奶一人睡一头。半夜奶奶要起来上洗手间，把妈妈叫醒，妈妈扶她下来，牵她走过客厅。

对已经六十多岁的妈妈来说，也不容易。几日下来，她的头疼病又犯了。

她担心的是，这个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于老人来说实在不方便，床太高、门槛太多，要是不留神摔一跤，老人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这样想着，成了她心头的重负。只是奶奶的想法似乎不一样了。“我想在这里住下来。”她说。以前奶奶从不愿在这老房子里住。早 年间她就搬到镇上爷爷分配的套间居住，偶尔回到村庄里来，言语间她常嫌蚊子、苍蝇多，巷子里还有鸡鸭屎，不情愿多住上一晚。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她逐渐觉得孤单，渴望有人作伴了。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在凳子上盘着腿，沏了一壶茶，刚想问奶奶喝不喝。她看着我的一切动作，突然开口。“你在广州工作？”她想跟我聊天。自从那套睡衣颇得她赏识之后，我觉得她眼中看得见我了。“嗯。” “不去香港了？”她居然还记得我去过香港。大概我从香港给她带过黄道益和双飞人，她常常拿出来擦手擦腿，便记得。“不去了。” “在广州做什么？” “嗯，挺忙的。”我瞄着电视，答非所问。

“忙什么？”我一时语塞。忙什么呢？想来一年到头加班，但在忙什么，我居然一句也说不上来。也许心里想的是说了你也不懂吧。我自己陷入两难中，尴尬地笑笑。“打算盘吗？”她看着我说道，又像在自言自语。

我看着她，又不知如何接话。大概爷爷以前在县城的财政局工作，常常要打算盘。

还没等我回话，她又说：“以前政府的人都有一个算盘。”

我以为她说机关算尽，是一语双关，吓了一跳。

我还是定定地看着她，不知如何回答。午后的阳光斜着落进巷子，照进客厅，她看着我，居然抿嘴微微一笑。

我心里陡然升起一阵凉气。

“我想在这里住下来，你妈能带得了我吗？”她突然说起这个话题。她老了，却一点也不糊涂，她大概知道这几日家人窃窃私语的便是关于她的事。妈妈要带一岁多的小侄女，忙得团团转，如果还要照顾年近九十的老人，想必是吃不消的。

只是奶奶主动说要留着住下，与她从前断是不肯来的样子，是大相径庭的。她似乎终于被时间打败，守不住孤独，要妥协了。

“她有头疼病，怕是……”还没等我说完，这时候妈妈走过客厅，坐了下来。我看着她。

我既不是长孙，也不是男孩，管不了家里的大事。大伯母常年不在老家，奶奶不可能跟着外出；而叔母已改嫁。请个住家的保姆怕是不周到，唯有如果仍在乡下的大姑愿意，不再固守农活，来陪伴奶奶，是最好的方案。奶奶多年的积蓄里，也是还能给一些补贴的。

“大姑来和你作伴，你愿意吗？”坐到现在，我终于说了句完整的话。

“她不愿意来。”她似乎生气，一扭头。

“你问她了吗？知道她不愿意？”在我看来，在父辈的几兄妹中，大姑不论从形态和说话的方式上，都是最像奶奶的。但奶奶似乎不喜欢大姑。大姑所嫁的家庭并不富裕，奶奶却不曾对大姑慷慨。奶奶不说话了，又袖起手闭上眼睛。我和妈妈面面相觑。“所以大姑愿意了吗？”我问起妈。“你二姑问了，愿意。只要你阿嫲开口，她就来。” “嫲，那你愿意大姑来吗？”她还是不开口。我真是多事，我在心里笑笑。我大抵 是想，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这样想着，我反而成了个局外人。有些心疼这一切，却也只是个旁观者。

妈妈倒是有兴致和我讨论，说着该怎么开口去问大姑，一家人应该要怎样坐在一起商量此事。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而奶奶，在角落安静得好像完全与她无关。突然，她又开口了。她说：“时未到，花不开。”她是读过几年书的。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

我们操心的事，对奶奶来说似乎太早了。她虽然感觉孤单，但是否需要大姑或者一个日夜陪伴的保姆，她大概觉得自己身体硬朗，为时尚早。她到底怎么想的，她从未说。

时候没到，花儿还不想开。读过书，听多了戏文的她，送给了我们一句诗。

但是我对妈妈说：“让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一个人住，全家都会被戳脊梁骨的。”年岁已大、孙儿满堂却独居的老人，挺多。而我在着急什么，不过是看到这个孤独的老人，好像看到了自己。

大年初五早上，是给父辈上坟的日子。买了很多的纸钱和生果，一一摆在灵位前。例行的祷词、跪拜和烧纸钱。香烟袅袅。我们想哭，嘴上却拿冥币面数不完的一串长长的零开玩笑。心里想的也许都是若是爸爸他们还在，不会上演这样的局面。

午后，吃过饭后，终于在大伯母家开起了家庭会议。我觉得与我无关，和小侄女在门口玩沙，却远远竖着耳朵听着。一屋子的叽叽喳喳。奶奶从前和小叔一家住的时候，父辈

三兄弟曾经商榷过，小叔照顾奶奶，奶奶百年归寿后，房子便归小叔。可惜小叔去世得比奶奶早。奶奶仍有积蓄，倒不用儿孙们掏钱。只是一个家庭若有纷争，多半拗不过一个钱字。听着七嘴八舌讲完这些陈年旧账，终于回到正题。

商量的，除了大姑是否愿意外，还有，大姑来作伴，要给多少补贴，以及要预着多少的伙食费。默不作声的仍然是奶奶，她大概也觉得，以她的年纪主张不了多少事了。

晚上得到消息，大姑同意了。大家心里好像都卸下了一块石头。

奶奶洗完澡，又袖手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我的眼睛瞄着电视。她突然开口，又吓我一跳。“还是不要活得太老……”她看着我说的。我看着她，默默无语。

我们在一起坐了一个小时，再未有一句话。她那句话却一直在我心里翻滚。

疼爱是彼此的，奶奶既是一个别人眼里自爱更多的人，便也未能得到太多别人的爱吧。人与人之间的心要对彼此打开，要很长时间，也许要一生那么长；要关闭，却是一瞬间。

也许是家庭会议让妈妈心里的负担稍稍轻些了，也让她觉得这种正式的方式是有效的。她便在奶奶去里间睡下后，正儿八经地坐在我面前，要和我谈话。

她竟先说起爸爸。大概揣测我白天才去看过他，心里还有绵长的滋味。“那时你爸爸去世……”是的，六年了。我记得的。“你舅公跟我说，说我要撑住……因我还有大事未完成。这个大事，就是你和弟弟的人生大事。现在你弟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就你一个了。你也想想现在几岁了。 今天我把话摆在这里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我望着她，没有出声。她想郑重地跟我“谈判”，一口气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无力辩驳，把眼神从她脸上移开了。我想起奶奶，坐在七嘴八舌的子孙当中，内心应该也是无力的。我们都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失去着自由。

在妈妈眼中，我也是个自私的人，为了过好自己，从未顾虑过她的感受及她的面子。我们面对面坐着，却相距遥远，在无法抵达的不同的认知里互相伤害。

她坐了一会儿，默默起身走开了。我闭上眼睛。

白炽灯下，我竟然想起了奶奶看着我的笑。原来那笑里，无限哀伤。

第二天已是年初六，我早早起来收拾东西，仍是一个箱子。我看着妈妈，微微抿嘴，转头。我想抱一下她的，然而终究没有。

奶奶在旁边站着。我看着她的眼睛，挥挥手说：“嫲，我走了。”

她又看着我微笑。不知道她的笑是悲是喜。

我在巷子口回过头，她们还站在那里。

拉杆箱的轮子在石板路上咕咕噜噜地转动，如我的心里，磕磕绊绊。

回到广州，热闹的年过后，又是一个人的光景。上班下班，开始一年的周而复始。晚上若早回家，煮个玉米或番薯，盘腿坐在小客厅的茶几前，边啃边放空。似乎一直过着一种蛮规律健康的生活，只是说不上怎么快乐。

正月十六，要去上海参加展会。晚上十点的航班，七点出发绰绰有余。清理完

手头的工作，傍晚六点。看着窗外，天气尚早，一轮夕阳挂在天边。

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四年，第一次这样转头看一轮夕阳。我走过长廊，推开安全门，走上楼梯。天台的门没锁。

走到平台上，日落前的余晖把钢管和栏杆的铁条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红霞蕴漾。围栏折角处，有一个人在抽烟。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一边把手中的烟掐灭了。没想到也有人在这里，退回又不是。他掏出烟，看着我，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说：“我不抽。”却伸手接了过来，捏在手里。

他凑过来，为我点了火。我从没抽过烟，任它在指尖一点一点燃烧。

我们没有再说话，看夕阳一点一点落下。

天暗下来。捏过烟的手指，有一丝烟草味道。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给妈妈打电话。她说奶奶状态挺好，大姑每天陪着奶奶散步。妈妈摘了自家种的菜给她们送去，看到她们坐在小区门口和其他老人聊天。

这样说来，她再不用一个人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