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主持人语：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并非封闭自足的存在。事实上，语言和文化始终处于多维度的接触、摩擦、交互和融合中。如今被普遍使用的很多现代汉语词语如人民、服务、哲学、世界、民主、艺术、科学、社会、政治、经济、杂志、逻辑、干部、革命、社会主义等词就是来源于近代留日学生通过日语的转译。如今已经很难想象没有这些词存在的现代汉语，换言之，它们通过长久的流通和接受已经被自明化，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想到它们的“起源”。同样，译介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中国文化期待视野下，一代又一代翻译家把风格迥异、来源不同的外国文学作品带到汉语中来。这个过程并非静态地在汉语文学中立一个参照性的外国文学长廊；而是，一方面翻译不断在自身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动机下改写外国文学；另一方面，汉译外国文学也全方位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类、题材、风格、观念和语言。

长期从事跨语际书写研究的学者刘禾认为，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打量语言之间的“互译性”问题，从而洞穿词语互译的建构性。在《燃烧镜底下的真实》一文中，刘禾便敏锐地指出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让鲁滨逊在荒岛上烧制出已经完全具备瓷器功能的器皿，却避而不将其称为“瓷器”的隐匿的纠结——因为瓷器即使在英文中也是一个具有太鲜明中国性的词语。由此，她洞穿了《鲁滨逊漂流记》中存在的“殖民否认”书写策略。语言、文化之间的非对称性一旦加入了文化政治权力结构这一变量，问题又会变得更加歧路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译介的意义只是负面的。洪子诚先生分析过茨维塔耶娃和波特莱尔在中国独特的传播。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其中谈到茨维塔耶娃等人的生活和创作。“爱伦堡的序言，精彩之处是对茨维塔耶娃思想情感、诗艺的矛盾性，和对她的‘极端的

孤独’性格的论述。”20世纪60年代，茨维塔耶娃这种格调的作品尚无法直接通过译介进入中国，只能透过爱伦堡的介绍这个曲折的路径被少数中国读者读到。可是，即使爱伦堡这个传播通孔是如此之小，却依然影响着中国诗人的写作。通过对茨维塔耶娃《我的诗……》多个中译版本的比较，洪子诚敏锐地发现多多《手艺——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依据的很可能就是当年爱伦堡评述茨维塔耶娃的文章。“假设当年多多读到的不是这篇序言，而是另一种译法，《手艺》可能会是不同的样子。”“在当代那个精神产品匮乏的年代，可能不是完整的诗集，只是散落在著作文章里的片段诗行，也能起到如化学反应的触媒作用。张孟恢在爱伦堡的这篇文章中，就投下了释放诗人创造能量的催化剂。”洪子诚又征引1957年《译文》刊登的阿拉贡论波特莱尔的文章《论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年纪念》对中文诗歌产生影响的例子，该文译者沈宝基，产生影响主要不在于阿拉贡的观点，而在波特莱尔光彩熠熠的语言。“陈敬容译的九首波特莱尔和阿拉贡论文中沈宝基翻译的《恶之花》的零星诗行，根据相关的回忆文字，70年代在北岛、柏桦、多多、陈建华等青年诗人那里都曾引起惊喜，产生震动。”洪先生所举例证说明，译介始终是推动中国文学变革的重要力量。

译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固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当代文学面貌同样有着重要而内在的作用。本期以诗歌为主要聚焦点，邀请李以亮、黄灿然、舒丹丹等三位诗人翻译家分享译事洞见和独家心得。李以亮的文章宏观着眼，勾勒了当代诗歌译介大潮的一些重要侧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诗歌的行进与各种译介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黄灿然主要从自身的翻译实践出发，贡献了诸多朴素实在的独家秘笈。同时，他也旗帜鲜明地站在“异化”翻译的立场上。所谓翻译的“异化”，即采用直译，尽可能保留原作“异于”汉语的独特性。在他看来，翻译是朝向更好的汉语的事业。“译者不能拿原作者来迎合汉语读者。相反，译者的任务是让汉语读者来适应原作者”，只有“最大程度上传达原作者的声音”，才能为汉语的更新提供有益的异质性。相形之下，舒丹丹认为翻译本质是一种“种子移植和审美再现”，在强调诗歌翻译的客观、准确，调动全部努力理解原作者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同时，在翻译技巧上却认可“在充分阅读和理解原作‘灵魂’的基础上，将译作进行形式上的创新，从而让一种新的内在形式从文本自身中产生”。她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翻译的“归化”论者。

我们显然无法面面俱到论及译介与当代文学的各个面向，更无意对译介的不同立场作出任何裁决。我们只是提醒读者注意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复杂而动态的存在背后各种可能被忽略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