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在场：历史与文化的双重叙事

——评詹谷丰民国系列散文

林贤治曾说：“散文面对大地和事实，诗歌面对神袛和天空。”①事实上，作为历来最易被忽视的文体，散文一直是一种尴尬的存在。诗歌、小说乃至戏剧都有它独自的热闹，唯独散文一直不冷不淡。虽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余秋雨热”，散文曾掀起一股“新浪潮”，但比起小说和诗歌的热闹来，这些委实算不了什么。如此，今天仍愿持守散文创作的人不可不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了。

“在文学返回自我的途中，诗歌和小说日趋散文化。散文却无从分解，散文是‘元文学’。”②散文看似最易入手，但是难以写好。 但詹谷丰的散文为当今散文学界注入了一股新活力，他的坚守以及他在散文创作中所显露出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自由 精神都给今天学人以新的启示。

詹谷丰的散文够“硬”，读起来如同一副硬朗清瘦的老骨头，滋味自在其中，越嚼越有劲。詹谷丰的散文够“简”，他的语言简洁洗练，处处流露出诗性品质，文章节俭克制，在散文的密度与肌理中间进行了很好的平衡和把握，可以说，他的散文融诗性语言与小说叙事于一身，极具开创性和代表性。

一、历史与文化的抒写

散文题材的抒写亟须谨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学者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的写作之后，这些标签在大

众眼里已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因此，历史与文化散文写作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困难重重。

在当下的民国热中，作者詹谷丰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显得匠心独运：他并非简单地进行历史资料的复述与堆砌，而是根据历史人物选择历史事件，再用生活细节和历史抉择来塑造人物形象，经过作者悉心筛选和打捞，这些历史人物穿越时代，在今天仍散发出独特的光芒和人格魅力。

有关詹谷丰为什么会选择民国时代进行散文写作，作者曾在《民国：历史是现实的观照》中谈到：“民国史是长期被遮蔽的历史，有时甚至是篡改了的历史。它被遮蔽的时光长度远远超出了它三十八年的短暂岁月。导致民国热的那截引线，在我眼里比炸药包更有分量，更值得后人思考。”①作者在那段被遮蔽甚至被篡改的历史中进行再抒写，用主体进行再加工。他对历史的观照舍弃了主流意识形态观和英雄成败论。作者臧否人物有着自己的标准，他用鲜活的语言重塑生动形象的民国人物，为民国历史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写出了新一代“民国风度”。

历史上，既有春秋雅士，也有魏晋风度。民国时代，风云变幻，人才迭出，堪与春秋时代相媲美，《书生的骨头》里无论是陈寅恪，还是刘文典、傅斯年、胡适……人物性情在作者笔下都一一跃然纸上，作者通过人物的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等身体姿态和动作，侧面刻画了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风度和精神操守。

颇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身体姿态，作 者写道：“陈寅恪、刘节、金应熙、蒋天枢、冯雪峰、胡适、蒋介石、傅斯年、梁漱溟，这些先后出场的人物，用他们不同的人体姿势和故事情节，引领我走过了跪拜、站立、安坐的漫长演变。这些动作姿势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漫长，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同时也是肉体姿势的演变过程。”②在这里，作者提到了肉体姿势，西方都叫“body”，通常翻译为“身体”或“肉身”。

哲学对“身体”（Body）的研究历来就有，只是自柏拉图以来，看重“心灵”多过“身体”，“身体哲学”的研究被压抑了。自后现代以来，对“身体哲学”（Philosophy of body)才逐渐重视起来。福柯、梅洛-庞蒂、拉康、列维纳斯等皆有精彩论述。叔本华和尼采就认为意志总是通过身体行为进行体现的。列维纳斯也认为人的身体有能力去表达心灵。

在詹谷丰的民国系列散文里，作者就是用身体语言体现了他们的意愿，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抉择。他选取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细节来体现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描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如何构成，通过人物的身体姿态和身体动作生动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

正如《坐立谁安》中所写：“倒卧之人，肉体低在尘埃里，但是，用骨头支撑起来的精神，却挺拔起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有些姿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其实，坐、卧、起、立、跪，乃至作揖、鞠躬、握手，所有的动作，都是心灵的姿势，都需要一根骨头来支撑，没有了卧床的身体，也只是一具皮囊。”③

詹谷丰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文学重构，这些重构的生活细节让人切实体验到一种历史真实。作者通过文化漫谈的方式开始娓娓道来。可以说，詹谷丰的散文既是历史漫谈，又饱含人文情怀和批评精神。

二、想象与虚构的叙事

一般人认为，散文的写作门槛是最低的，小说、诗歌包括戏剧等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笔之后才能摆开架势开笔，但散文写作似乎人人皆可，故而散文备受轻视。

福斯特在称引奥威尔的观点时指出： “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所有最好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①可见，散文是沟通人类思想所必须。只要人类情感和思想存在，散文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曾说过：“散文易学而难工。”②散文的写作看似容易，想要写得精彩却非得花费一番心思不可。今天，散文的写作总是容易陷入模式化，落入窠臼：它们或是浮光掠影的游记抒写；或是儿女情长家长里短；或是小情小调陷入辞藻的堆砌，总而言之，散文越来越缺少厚重感和精神品质。

作为写小说起家的詹谷丰，写散文实属半路出家。但得益于作者多年的小说写作经验，詹谷丰比起一开始就迈进散文大门的作者而言，实在有着不可多得的优 势。谢有顺就曾专门提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如今散文写得好的、多半不是搞散文出身的。反而是写小说、写诗歌的，他们来写散文，却写得更好。

詹谷丰曾坦言，“二十多年小说创作的训练无意中为我的民国散文注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强化细节，注重可读性以及结构的自由穿插，让民国人物活动的历史不会显得冗长和枯燥，站在人物喜怒哀乐的立场上来展示历史，这样的讲述就会缩短距离，增加温度。文学不是哲学，思想家是另一个阵营的战士；民国散文更不是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历史已被历史学家打捞了无数遍，任何思想都逃不过他们学术的篦子。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我不可能在间接的史料中找到一麟半爪的发现，我的任务只是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历史，再现民国大师们的真实生活和他们气节人格”。③

以往散文写作者最大的毛病是写散文总是动辄抒情，缺少叙事。而詹谷丰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融进了小说叙事艺术。谢有顺说：“从现代叙事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散文应该开创一种现代叙事来与之相配。”④他还说道：“因为小说家注重叙事，他不注重抒情，所以它写散文，强化的是文字的叙事功能，这就恰恰克服了散文界的一个重要陷阱——过度抒情。除了抒情外，还有一种倾向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知识崇拜。”⑤在这个意义上， 詹谷丰有着典范性。

他的散文以虚构的手法进行历史叙事。如他自己所说：“历史散文有一些特

点：在忠实于正史逻辑、框架基础上，大量虚构，借用小说笔法，塑造人物，还原场景，丰富细节”。①作者并不掉书袋，故意卖弄学问，他的作品读起来并不佶屈聱牙，反而引人入胜。有人曾认为散文应该写真实，小说可以虚构。殊不知历史一旦写成文字，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虚构，无论我们如何去贴近历史真实，都不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真实，只能去尽量客观呈现它，历史的言说总是带有写作者的主观色彩。

詹谷丰的散文里有着细节的虚构，比如“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②“梁思成望着奄奄一息的妻子，一筹莫展，他隐隐约约预感这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将是林徽因生命的终点。当梁思成心情哀伤，泪眼蒙眬的时候，一阵突如其来的优美琴声打断了他的痛苦。循着声音，梁思成看到了一群穿着军服的士兵，挤满了小旅馆的房间。”③

作者在《用历史泡制一坛虎骨酒》中，也用了虚构的手法刻画了蒋经国“上海打虎故事”的一些细节：“早起的蒋经国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杂乱的长发和蚕食皮肤的胡子，便独自出门，走进了一家理发店。理发的人坐满了店内的一把长椅，客人们在这一天仿佛有了不约而同的意思，蒋经国坐了下来，安静地听着那些等待理发的客人漫无边际的聊天。”④

这些细节的编织极具生活化场景，让 人身临其境。正是这些想象力的填补、虚构的细节和言说空间，让我们更加真切体会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虚构不是为了使故事失去真实性，而是让叙事更为生动。虚构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有它自身的合法性。

作者通过事件来塑造人物，努力做到客观中立，无论是人物的优缺点，作者都一一展现，如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不虚美，不隐恶”，文章深刻、老练。作者填补了历史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还原了一个具有真情实感的历史人物，丰富再现了人物复杂性格和复杂心理。

三、现代“新散文”的“在场”

从白话文革命伊始到今天，中国散文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但是散文的发展却基本上还是徘徊在“五四”时候确立的话语系统内。一条是鲁迅的路子，散文承载着思想和重量，具有广阔的精神意义，一条如周作人等走闲适散文的路子，文章充满漫谈、闲笔的调调。无论哪种，这两种路子都在第一个十年中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今天的散文较之以前，仍难以有大的超越。

当下散文如何寻求突破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散文为什么需要突破？又如何寻求突破？历来有不同的提法。较近的一是“在场主义”，一是“新散文”。

“新散文”发轫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具有先锋性和实验性，但是新散文也因此

招来质疑。无论怎样，“新散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为散文的问题实验探索奠定了重要的意义，“新散文”开放的态度让散文写作容纳了诗歌和小说的元素，消解了传统对散文的定义，叙事和虚构等也可用在散文里面。

祝勇认为“散文的变化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假如今天写作散文仍然是朱自清、冰心、杨朔、刘白羽散文的翻版，中国散文非但不能有光明的未来，反而只有死路一条……“散文的变化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无法回避的”。①

新世纪以来，散文的确已经由简单走向复杂。于坚、张锐锋、刘亮程等人的散文都给人带来惊喜。扩大了人们对散文的认知。同样，詹谷丰的散文也丰富了“新散文”的内涵。《书生的骨头》作为詹谷丰的代表作，获得了一系列散文大奖：孙犁散文奖，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

散文的“在场主义”必须追溯到2008年3月8日，当时周伦佑等十八位散文写作者，在“天涯社区”发表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由此宣告了在场主义的诞生。他们面对当下散文写作苍白僵化的现实困境，从而倡导了一种“无遮蔽的散文，敞亮的散文，本真的散文”。②周闻道说：“在场主义呼唤的是一种文学精神。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冲击对文化的冲击较大。在一段时期，一些人对文学的‘价值’不认可。所以我们提倡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写作者尊严。”在他看来，在场主义散文更主张散文作家要注意散文的纯粹性； 要强调介入现实，观照当下，勇于担当，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疾苦中，注重揭示存在的真相和终极价值，并以之作为作家必须坚守的存在底线；追求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完美融合，并把这种融合，视为散文作家追求的艺术高线。③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所谓“新散文”的提法，还是“在场主义”“在场散文”的提法，都是针对当下散文创作的雷同和瓶颈而言。青年散文家黄海就专门批评了依靠记忆、经验写作的散文，鼓励提倡一种在场的、当下的散文写作，他指出： “现在一些散文作者的问题是：远离在场。我觉得散文应该有在场感，应该是物质化、低姿态、原生态的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种高蹈的东西。”④

詹谷丰散文通过民国的历史观照现实，其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偶尔穿插“我”的感受或一段经历，不但凸显了作家灵魂的在场，也丰富了散文的承载力。詹谷丰的散文写作是在场的和及物的，他并非通过记忆和经验来选取素材，而是以虚构和想象来重构历史，他广泛吸取多种写作手法，他的散文既有着“新散文”的特点，也有着“在场主义”的性质，并且具有多重的主题，无论从哪种提法来看，他的散文都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固有规范，丰富和扩大散文的新内涵，他模糊了文体之间的边界，重新定义了散文的写法，恢复了散文写作的生命力，并呈现出更为广阔的散文空间，为散文写作带来活力。

四、散文主体的建构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强调，作家必须忠于心灵深处的真实情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情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福克纳说，“他若是不这样做，必将在一种诅咒的阴影下写作。因为他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情欲；他所写的失败里，谁也没有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写的胜利里没有希望，而最糟糕的还是没有怜悯和同情。他的悲伤并不带普遍性，留不下任何伤痕。他描写的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内分泌。”①

林贤治曾说：“精神生命的质量，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品格。散文的人是形成中的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多面的人。惟有散文的人，才能写出人的散文。”②由此可见作品中的“主体”涵养，作家的真情实感是非常重要的。

作品的精神人格是作家长期精神人格的体现。这种“主体”的呵护与培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这是多年来知识分子精神生命的浸润与滋养。若缺乏这种培养和养育，文章必定酸腐和格局不高。詹谷丰民国系列散文生动再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境遇中的个人抉择，散发了“士大夫”阶层的人格魅力，体现了精英阶层的精神追求。

詹谷丰的作品中有着两个“主体”，第一个主体是作品中人物的“主体”，如作者在塑造陈寅恪时，就抓住了陈寅恪“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面，这既是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赠送的悼文，同时也是陈寅恪自身人格的写照，更是成为今天知识分子学术的追求和操守。作者在文中写到：“陈寅恪教授提起了那支沉重的羊毫，用金石般的文字，破译了王国维的殉世之谜，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主张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本质精髓。”③

除了陈寅恪，作者在袁振英、陈独秀等人的刻画中，也充分写出了一代书生的气节和傲骨。如“袁振英一生中，两次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囚犯，而他的老师陈独秀，也曾被国共两党视为敌人，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成为刑场上的就义者。从荣华富贵、功成名就的价值观来说，他们是不识时务的书生，他们一生的骄傲，就是在生活穷困潦倒，在生命疼痛死亡的关头，拒绝出卖自己的灵魂”。④作者在文章中褒扬了这种知识分子不畏权贵，坚守底线的气节。

值得一提的是詹谷丰写民国历史人物环环相扣，无论是从陈寅恪到刘节，还是从蔡元培、陈独秀、辜鸿铭到袁振英，他不仅写了个体的孤傲，还写出了一代代学人的传承精神、一代代书生的硬骨。“当大师们在黎明的天空中像星星一样隐去时，多少人却在太阳底下长出了一身软骨，那些脆弱的骨头无力支撑灵魂的重量，它们就像大雪之后的竹子，摧眉折腰。现在，我终于明白，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读书人如何去仰望一根坚硬的骨头。现在，我们的灵魂应该出场了，只有坚硬的骨头，才能展示读书人生命的真相。”⑤

作者还刻画了一代报人张季鸾，他不仅仅是一个报人，同时也是一名战士，用笔写时评和社论，如同子弹一样有着威力。张季鸾在时代夹缝中仍然坚持理想，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堪称今天媒体人的典范。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比较诗歌和散文的时候曾说：“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①詹谷丰的散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散文精神，他的散文不仅语言简洁克制，沉稳平实，能够在诚恳踏实的叙述中展现了宽厚和温和的品性，而且作品中蕴涵了温润的古典精神和士大夫气质。

詹谷丰成功地将小说、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糅合于一体，化用在他的散文里面。可以说，詹谷丰不仅仅有着“术”的成功——散文写作技巧方面难以挑剔。他的散文独特之处更在于作者在“道”上的成功。这个“道”即散文作品中人物“主体”培养，作家主体“人格”精神气质的形成，如果没有“道”在心里，散文仍然只能落入小情小调，没有办法承载更多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质。

作品主体的背后是作家的主体。第二个主体是人物背后的“主体”——作者自身。作者若要想写出这些厚重的灵魂，作家本身也必须是一个有自我要求的道德主体。正如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所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 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②詹谷丰作品人物塑造的成功想必也得益于自身主体“浩然之气”的培养，对知识分子人格和灵魂的重视。

谢有顺也说道：“我认为这是散文的根本问题——背后是不是站着一个人？是不是站着一个真实、自由、健旺、有赤子之心的人？散文的写作，背后如果没有人，或者背后的人不成熟，文辞再优美，都是俗的、失败的。”③

詹谷丰的民国系列作品也表达了他的人文关怀：追溯一代远去的知识分子和大师，他们引领着民族气节，为后世典范。而对比今天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得不让人反思。今天吾辈学人早已堕落如斯！詹谷丰在民国人物中寄托着他的希望，人们能在对大师的缅怀与追忆中有所觉悟。詹谷丰自身主体人格的培育，作家主体“气”的培育也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生气。

詹谷丰散文兼有“历史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说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多种文体的特点。他的散文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历史文化功底，还体现了作者人文情怀与知识分子关怀。因此，他的散文虽硬却不难嚼，阅读起来毫无障碍；他的语言简洁却流畅，克制的笔法又让人不得不放慢速度，细细品味，不忍进行轻阅读和快速消费。作为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詹谷丰至今仍能保持这么活跃的创作势头，并且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生命，实在是难能可贵，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看到詹谷丰带来更多惊喜。

作者简介：

曾海津，1976年出生于广东阳春，现居东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文学评论集《叙事的悖论》《内部的风景》《隐秘的对话》等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