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短篇小说）

我并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到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而且是为何事而来？

我来到的这个地方看起来还算干净，总的感觉有点儿像地下车库，但又不完全是，它近乎一个不规则的“大厅”。在我的迎面角那儿，有一尊老式的大茶炉，里面正烧着开水，并轻微地发出哨子声。地面上，那些横七竖八的板床上躺着几个形形色色的人（以男人居多），也有的人在床沿上呆呆地坐着。这个不用怀疑，他们都是一些流浪者，是一些无家可归，或者有家不能归的人。总人数并不多，像一个开放的、尚无人员管理的“避难所”。妈的，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怪怪的地方？

于是我走了进去。为什么？鬼才知道。

进去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离我最近的那一位）正坐在床上看旧报纸 （流浪汉＋旧报纸，这几乎是他们一个固定的形象组合）。这个人看上不到40岁的光景。没错，这不重要，黄泉路上无老少，生活路上无成败嘛。这里的流浪汉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肮脏，大部分人的穿戴还都说得过去，有的甚至穿得很得体。

我觉得既然进来了，就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跟这里的人聊一聊，毕竟这是我的职业，毕竟我是一位假牛逼的、靠写作讨生活的人（我的不少朋友都忘了这最基本的东西了）。我本能地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有时候完全依赖想象力写作，那得等到个人生活资源完全熬干碗儿了之后才能发动起来。

于是，我在那个看报纸的男人旁边坐了下来（我得学会自来熟）。不过还好，感觉他并不反感我，好像这里无论是谁来了，谁走了，谁随便坐在那儿，都很正常，很自然。或者是这里的某种风俗（流

浪文化？）也未可知。我自然知道自己看上去无论如何不像一个流浪汉，我相信这个看报纸的男人，包括这里的每一个流浪者也都能够看得出来。

我自言自语，这里挺好啊，还有热水喝，真温暖。

看来他很同情我，也很配合我这种拙劣的开场白，笑着说，是啊，挺温暖。

我说，对了，我怎么总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熟悉呀……

这次他倒没说什么，继续看他的旧报纸，或者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他手中的旧报纸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并随着他的翻动，时浓时淡。我心想，我得用一段时间来适应才行。

他附近的那几人看到我进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丝警惕，但并不是敌意的表情。或者在他们看来，这儿谁来谁走，像过堂风一样，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仅凭这一点，或者凭这种胸怀，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相反还有点儿强势的味道。恰恰是这种强势味道让我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无形压力，让我多少有一点窒息感、一种不安（小慌乱）。你想，毕竟我不属于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儿，是他们的王国、他们的领地，我是一个外人，一个无意中的闯入者。可是，我想，我既然来了，总不能立马就溜走吧？我绝不能选择这种没出息的样子，那就太狼狈了。

我觉得，当时我手上还提着什么东西，至于究竟提着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总而言之。我还不是纯粹的无意间到这里来的，我还是有事，肯定有事，但究竟是什么事让我来到了这里，已经忘得死死的。不过，现在看这并不重要，毕竟我已经来了。这才是绝对的真实。既然来了， 我总得跟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聊一聊，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也算是我没白来一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一个人所有的行踪都是命里注定的。

这次注定要发生些什么事呢？

第一个流浪者

我非常客气，但也非常小心地问他，兄弟，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呀，你，没有家吗？他说，这里挺好的。我问，那，为什么呢？总有一个原因吧？你没有妻子和孩子吗？

他不断地点头，说，有啊，有啊，当然应当有，绝对应当有。

我靠，这家伙的说话方式有点儿像我。我问，那是为什么呀？他平静地说，那么多的钱呢，全都输了，一长摞儿。愿赌服输嘛。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不会连房子也输了进去吧？他说，对，全输光了。他说得很平静，好像是在说，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草，这儿是他种的什么菜一样的平静，一点波澜都没有，一点弦外之音都没有。

我说，你就这样离家出走了，你的妻子和孩子知道吗？他说，嘻，不辞而别。我问，你过去就在这个城市里住吗？他说，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问，家人没来找过你吗？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式联系你。

他说，他们不会找我的，他们也不应当来找我。为什么找我呀？你愿意找一个

赌徒回家吗？继续和赌徒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你愿意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们就选择了苦难，选择了悲痛，选择了仇恨，选择了绝望。所以，他们不找我是对的。正确百分百。我说，你就在这里靠乞讨生活是吗？他说，我现在还看不清将来会是怎么样子。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流浪者都看不清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前途？明天的日子又是什么样子。这里，最最重要的事，是吃饱饭，晚上有一个睡觉的地方。正如你所说，这里有一个大茶炉，开水随便用，真是不错。没错，有开水的日子真幸福。你想啊，大家聚在一起，尽管彼此都不怎么说话，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但都不觉得孤单，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这么活着吧，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讨饭，开心，睡觉。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引领。

我说，没啦？他问，你知道棉花糖么？

我说，小的时候吃过。一大团儿，像西瓜那么大，白色的，蓬蓬松松的。

他说，如果你用手把它攥紧，散开后，它就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了。明白吗？我含混地说，明白……只是，他的故事也太过简单了，真的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了。可我想知道的是更多的事情，包括他过去都曾干过什么，包括他离家出走的细节、心情，大雨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的家人有没有发现他悄悄地溜了，等等。没错，我对他乞讨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只是对他曾经的家庭，包括他个人的经历，包括他一切的一切，包括他对未来、对明天有什么样的期待之类的事感兴趣。可是，他就用“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心不甘哪。

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我们才刚刚见面，他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我，我们还没有到那种推心置腹的程度，而且

他似乎也不想再交什么朋友了。我估计他现在需要的仅仅是伙伴而己。

我指着一个穿着比较整齐的年轻人问，我想跟那个人聊聊，行吗？他说，那你就过去跟他聊吧。我显出多少有点儿为难的样子。他说，去吧，没关系。

第二个流浪者

这个衣着整洁、表情呆板的年轻人有点儿阴冷，感觉他的体温顶多20度。

我走了过去，尽量装作很随便的样子问他，兄弟好。你为什么也成了流浪者呢？我可看着你一点都不像。感觉你像个大学讲师。真的。他说，你是在问我吗？我说，是啊。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呢？我猜猜，这是不是你的一种选择？或者……

他并不看我，他似乎仍然沉浸在某种愤怒当中。

他说，她太阴毒，太残暴，太可怕了。

我用一根手指摁着嘴唇故作天真地问，你说的“她”，是谁呀？他说，我老婆。我说，你是因为不如意的婚姻才……他说，不如意？不，是魔鬼一样的婚姻。

我说，所以，你逃离了家，离开了她。是吗？

他说，我是在施行一种惩罚。我知道她一直想离开我。可我到今天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我更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用那种巫婆式的手段对待我。我又是为什 么让她感到憎恨和厌恶。我说，所以，你就离开了。他说，这是一种选择。我要让她永远也找不到我，我让她离婚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她想跟我离婚，嘿嘿，这完全办不到。我研究过的，法律上有规定，只有夫妻两个人在两年之内互相没有音信或不来往，法院才可以在另一方缺席的情况下判处离婚。嘻，可是我总会在两年之内回一趟家，跟她通电话，并且大张旗鼓地回去，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并且把这个日子记录下来，这样，她就无法达到跟我离婚的目的了。我说，你是在用这种方法报复她？他说，很准确，报复，是报复。我叹了一口气说，那，请继续吧。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一类型的人。

第三个流浪者

这时候，我听到在我的后方有人在重复说着“报复”两个字。我回过头去，发现一个叼着烟嘴儿的五十多岁的男人，正用阴险的表情冲我别有意味地笑着。说心里话，我一点儿也不惊讶能在这里看到他。这样说吧，在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遇见他，我都不感到惊奇。

实话实说，我并不想理这个人。对，我们之间有误会，是重大的误会。这个误会让我无法承受。没错，有些误会相逢一见，就可以解释清楚，误会随之就蒸发了，化作了空气，但有些误会终生都将是停滞，或者定格在误会上。这一类“隔色”的误会所产生的后果，将导致我永远无法真正地（从内心）原谅对方。事情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好朋友，真的是

好朋友，如同亲兄弟一样，我们天天在一起，几乎是形影不离。他有一个外号，叫“烟嘴儿” 。烟嘴儿没工作，他也不想工作。烟嘴儿之所以这种样子，并不是他受到了西方的某种消极思潮，或者人生观的影响，没有，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说？就是这么一个“品种”。

其实，类似烟嘴儿这样的朋友我还有一些，不过，随着彼此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失，他们渐浙地散去了。这就像烟，烟会固定在那儿不动吗？不可能的。说句心里话，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和烟嘴儿交往，感觉他有点儿像日本电视剧中的那个“寅次郎”。不过，烟嘴儿身上的毛病要比寅次郎要多。我历来认为：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彼此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

可以说，烟嘴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电影爱好者，现在，把这种人称之为“电影达人”。烟嘴儿与之近似，只是他更民间化一些，并不是那种与人间烟火拉开距离的“小资”。 烟嘴儿能将一部电影，从影片的片头、音乐，以及建筑、服装（包括纳粹军官怎样一根一根地从自己的手指上往下摘黑色的皮手套，等等），还有饮食、室内布置等等，一直讲到“剧终”两个字。而且讲得是有声有色。听过他讲之后，如果你再去看那部影片，就会觉得它们彼此之间不仅有很大的出入，而且完全不如烟嘴儿讲的精彩。

我和烟嘴儿是这样认识的（尽管和这样的人认识并不难，他会主动过来结识你），那个时候，民间舞会刚刚解禁，改革开放了嘛，延安时期就跳舞，离开延安就不跳啦？再说，这点事儿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当时政府心情很好的，至少放低了姿态，很宽松的样子。跳吧，跳吧。有一支《青年圆舞曲》怎么唱来着？“跳吧，跳 吧，跳吧，跳吧，尽情地跳吧，愉快地跳吧。一对对，一双双，晚会开始了。”就这样，青年人经常凑在一起跳。烟嘴儿有一个女朋友，能看出来他们之间处得非常好，好到随便你怎样想。当然，不会过“红线”。此为时代之局限嘛。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烟嘴儿为什么怀疑我跟他的女朋友之间似乎有了些什么瓜葛。我是从一个写诗的朋友那儿知道的，这让我大吃一惊，听得我眼睛瞪得溜圆。诗人看着我的表情说，装，继续装。看来他也对此深信不疑了。

我觉得，有些误会，尤其对方是你的朋友，这样说罢，无论怎样精彩的解释都是苍白的、无力的，而且越抹越黑。面对这样的前景我非常难过，伤心，沮丧。我和烟嘴儿是多年的好朋友，妈的，妈的，妈的，难道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吗？不过，冷静下来之后我意识到了，在人世间，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年人，包括老年人之间，最难说，最说不清楚的，也最伤人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情事。这种事最容易在朋友当中产生难以化解的误解。常常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想对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纯粹的朋友、纯洁的朋友，傻傻地告诫他，他恋着的那个女人不值得信赖，告诉他那个女人在外面还有许多男人。可想来想去，这种话你没法说呀。要知道，而且百分百，他会把你的那些傻话原原本本地告诉那个女人。或者还没等你跟朋友说呢，那个女人就能预先知道你要对他说什么，事先就给你下好药了，往你身上泼脏东西了。没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也是一个人的生命。你光讲政策不讲策略，完。你光讲策略不讲政策，也完。

看到烟嘴儿的那副德性，我也表现

出一副冷淡的样子。我是男人，我也有自己的尊严哪，我凭什么让你误解我这么多年？凭什么。可是，转念一想，唉，仁慈的上帝呀，可怜的烟嘴儿，是不是因为这事儿受到了什么伤害，走不出来了，才变成一个流浪者了呀。假若如此，我可是即便无罪也有罪了。莫须有的罪也是罪呀。妈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命吗？

想到这儿，我冲烟嘴儿点点头，挥挥手。烟嘴儿也冲我挥挥手。我自然明白这并不意味着他原谅我了。不过，我们彼此的“恩怨”也许会因此而减弱一点点罢，就是说，过去的误解是一百分或者一百二十分，现在“点点头，挥挥手”，减到了七十分。

阿门。

最后一个流浪者

我没有想到的是，烟嘴儿并不是我在这里遇到的唯一的一个熟人，还有一位，这个人几乎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上帝哟，人这一生要忘掉多少人哪，看来，这人生也是一次残酷之旅呀。这件事得从头说起。我的这位熟人的儿子外号叫“冻梨”。冻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患的是癌症，非常年轻，身体非常棒，工友们之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冻梨”的外号，是在他当装卸工的时候，东北的天气大家都知道，最冷的时候，就是哈尔滨的郊区也有零下三十多度，最低甚至达到零下三十六七度。那时候我开的是解放车。装卸工只能坐到卡车的车厢上去。卡车上搭了一个帆布的棚子，帆布的能御寒吗？一跑最少几十公里，那卡车上的温度一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这样艰苦的条件，也只有年轻人才 能扛下来。这让我连想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想到了历朝历代的国内战争和世界战争。靠什么？光有信仰还不够，还要靠无数年轻人扛折腾的身体呀。不信，老年人你试试，根本不行，干个狙击手还可以。装卸工们就是这样，而且长途中吃不上饭是常事。一次“冻梨”从兜里拿出的一只麻梨，梨子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邦邦了，他就啃这只冻梨充饥。所以人送给外号“冻梨”。我曾在江边见到过“冻梨”，他在那儿玩单杠，“冻梨”喜欢体育运动。他一生就是一个出大力的人，可能在我们看来装卸工这一行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但是，那里有他们的自信、骄傲和光荣。

“冻梨”也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后来，冬去春来，又冬去春来的，我真不知道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冻梨”再见到我的时候突然变得冷淡起来。当然，这同我与烟嘴儿之间的误解不同，所以这种莫名其妙的冷淡期并不长，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常态。是啊，友谊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再后来，我听说“冻梨”又娶了一个媳妇，我见过这个媳妇的照片，挺漂亮的。不过，我的第一感觉却是觉得他们俩不大般配。我当时正在翻看瓦西里的《情爱论》，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记住了，大意是：当你看到并不般配的夫妻时，你应当意识到，你没有像他们那样发现彼此更多的优点。“冻梨”先前的那个媳妇我也认识。后来“冻梨”告诉我，他们夫妻生活并不好。这方面我有点儿难以启齿，我也不应当这样说朋友的前妻。我想说的是，“冻梨”真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这个装卸工不仅能干，会干，而且特别能吃苦，有点像战斗在深山老林里的抗联战士。您也许会问，为什么在你的周围都是这样一些“低层”的朋友。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用高尔基的话说，这是“我的大学”。我知道有些人从这所“大学”毕业之后，周围多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名人、明星、高官，个个穿得都挺高档的。而我仍是一身地摊儿上的便宜货（包括假名牌。有人说，只有穿真名牌的人才能看出对方穿的是否假名牌。所以，每当我遇到穿真名牌的同仁时表情非常不自然）。不说了。我们继续。我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冻梨”的父亲，更让我没想到是，大叔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有风度（他过去就很讲究发式，那发型好像叫“丽凤甩翅”式），这我完全没想到，我太惊讶了。没错，我可以遇见你，但你居然还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表情，而且还像原来那么年轻。这就不能不让我惊讶了。看来，这世间真的有人在“逆生长”啊。

“冻梨”的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不断地离家出走。不过，大叔不是那种彻底的离家出走（说实话，彻底离家出走的人也并不多），他几乎每隔一两年都会回来一趟，在家里待上几天，就是几天而已，然后，再次悄没声地不辞而别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如果你瞅着浩瀚的天空问他，他只说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如西北、西南、云贵、江浙。这样，家人也就不问了，你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冬去春来，再冬去春来，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嘛。这个家已经适应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了。但在户口本上，他的名字还在，仍然是户主。

“冻梨”的家在一幢犹太式小楼的半地下室里（比较单调刻板的那种建筑）。哈尔滨这种半地下室的民居，先前随处可见。半地下室里居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 善良的，什么都不懂却又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的市民。他们不仅没有因生活在半地下室里有一丝一毫的自卑感，反而个个都活得非常自信，并且个个充满激情，充满乐趣，充满幽默感。当然，现在改变多了，只能出现在那种类似《窝头会馆》的话剧舞台上了。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冻梨”的父亲之所以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我并不知道。我每次想到这个疑问时都会猜一下。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叔的夫人长相平平。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婶儿的心灵是美的，她是一个勤劳的、有责任心的、伟大的母亲。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所感的。另外一点，大叔不断地离家出走，除了自己的妻子不称其心之外，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或者是他在外面另有家室，另有妻子，另有孩子。第三点，或者，大叔天生就是这一类人，脚飘，喜欢到处走，他无法忍受墨守成规的老式生活方式。我就有几位这一类的朋友（今后我一旦发现大家喜欢这些，我就会不断地把他们写出来），其实，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我们周围，只是大家不注意他们就是了。

意外地见到了大叔之后，那大叔的表情也分明在说，“咱们好像认识，或者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冲他点点头，说，大叔，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吗？他点点头说，马马虎虎。然后我走过去，请他吸烟。男人嘛，除了吸烟、喝酒，真就没有什么别的了。当然，我是指我们这种住过半地下室的男人，不同于那些有档次的绅士，他们见了面通常是握手，或互相拥抱一下，拍拍对方的后背。这是文化人见面的方式。我们

见面就是敬一支烟，或者当胸给对方一拳，表示友好。我当然不能当胸给大叔一拳，我们之间还差着辈儿呢。

我们坐下来开始吸烟。我突然觉得，当你有机会面对一个充满着疑问，问号，充满了许多未知的人的时候，你居然一下子变得无话可说了，而且也没有问题可问了。

为什么？大叔冲我笑笑说，我，一切都很好。我说，这就好，这就好。然后我说，大叔，你知道三儿（冻梨行三）的事儿吗？

他点点头。我说，以后，我就知道的不多了，我曾在江边见过三儿。他点点头。我说，大叔，你知道吗？你们原来住那个地方改造了，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居民小区，而且房价涨得贼快。他点点头。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一切。虽说我们有点儿话不投机，但不论怎么说，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叔，我除了意外，还是有点儿小兴奋。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很关心某个人在分别后的那些日子里都做了些什么，可是，到头来你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彼此在不同的地方就是那样不咸不淡地活着，至于怎么活？做什么事，有怎样的故事，这重要吗？非知道不可吗？

大叔说，阿成（哇，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我的腰不太好，想躺一会儿，你不介意吧？我说，没事，大叔，您躺一下吧。这样，我就站了起来。起身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点儿伤心，我不知道人 为什么要活成这种样子，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会是这种淡若轻风的样子。我真的有些难过。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性从我的面前走了过去。显然她也是这里的一员。这个女人看上去挺漂亮的，但她同样没什么表情（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没有表情，表情都去哪儿了）。是，我不是上帝。我是在瞎担心，担心这里每一个人的命运，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我还发现，似乎是由于我和刚才的那几个人交谈，让周围的人变得有些不安，以至有些“不友好”起来。这时候，那个看报纸的男人走了过来，对我说，你走吧，快走吧。

我心有不甘地说，我才聊两个人，太少啦，哥。他说，别聊了，走吧，快走吧。看来，的确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慌慌张张地同那个看报纸的男人一同走出那个像地下车库的大厅。

临别时，我说，谢谢您。对了，您贵姓？

他说，我姓郑。我知道你是阿成，是个作家。

连续的惊讶让我的面部表情都变了形了。我说，您怎么会知道？他说，我知道。快回去吧，快走吧，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问老郑，老郑，那个报复他妻子的年轻人是怎样一个人呢？我还没来得及问呢。

老郑说，其实我不应当跟你说，没错，他太特殊了。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是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呢。

我惊叫了起来，真的吗？留洋的博士。老郑说，对。博士。我说，我的天哪，怎么会是这样。老郑叹了一口气说，唉，谁也逃不过“情”字这一关哪。那可是人生的一大关哪。

我仍然心有不甘地说，老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非常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想问您一下，就像您说的那样，就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也行。我是说那个漂亮的女人……老郑说，我注意到了。我说，您能简单地说一两句吗？老郑说，她是个艾滋病患者。我再次叫了起来，这次太不可思议了，太悲催了，太可怜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呀。

老郑回头用手指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个像车库的大厅说，这就是您说的，这里像一部话剧的大舞台。好啦，该说的我都说了，走吧。

……

就这样，我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后来，所有的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我仅仅记住那么一点点。不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那些人。除了看报纸的老郑，除了那个满脸愤怒的年轻人，还有那个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漂亮的、样子阴沉的年轻女人，还有在那里邂逅的烟嘴儿和“冻梨”的父亲。至于其他人的表情、样子，仍然是模模糊糊的。但无论怎么说，那里所有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回去路上，我就掏出了手机，想把这些零星的片断都记下来，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很难完成，总是出差错。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去了那里呢？我苦苦地思寻着。然后，我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