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银平：：企业反舞弊，要化被动为主动
核心人员被挖角、商业秘密遭流失、内部高管以权谋私……近年来频频爆出的舞弊问题，令大量民营企业、跨国企业、甚至上市公司都饱受其扰。如何有效的杜绝舞弊问题？企业又该如何把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防患于未然？
2 016年11月，百度副总裁李明远因涉嫌与合作企业有私下巨额经济往来，同时其个人投资参股的某外部公司与百度有关联业务，主动引咎辞职；
2017年5月，一篇爆料OFO员工“吃空饷”与“吃回扣”的网文引起舆论哗然—虚报线下运营人员名额、与供应商进行利益输送，“一个城市经理可以每月贪好几万⋯⋯”；
2017年12月，华为年薪500万的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鸿飞，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警方带走调查；
2018年8月，京东发布反腐公告，共计辞退16人，其中有4人因触犯法律遭刑事拘留。涉案事由包括但不限于收受合作商的好处费及礼品馈赠、侵占公司财物、关联交易⋯⋯《2018年全球舞弊报告》指出，企业每年因舞弊所造成的损失占其收入的5%。随着中国企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合规监管 的日益强化，所面临的舞弊风险也日益突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防范和治理舞弊的需求日益增强。此时，如何有效处理应对舞弊事件、如何建立反舞弊机制，成为众多企业关心的重要议题。
如何看待企业舞弊现象？
在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星瀚刑事反舞弊中心负责人汪银平律师看来，目前最常见的舞弊手法主要有三类：侵占资产类（包括现金和非现金资产）、腐败类（以各种方式收受第三方贿赂或关联交易）、以及近年来比较新型的商业秘密窃取类（如数字资产的转移、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知识产权泄露）。
舞弊现象在近年来愈演愈烈，背后有多方面的因素。从内部来说，缺乏完善的内控体系、绩效评价体系、监督和激励体系，是不容忽视的首要原因。
“当然了，制度设计得过分死板和‘精致’，必然会影响企业运营和发展，这时候廉洁文化的宣导和建设就至关重要了，别人都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汪银平同样强调，外部环境所造成的“被动型舞弊”是最难预防的，对于供应商或上下游企业的主动行贿，很难让人“坐怀不乱”。
那么，企业中的哪些岗位容易滋生舞弊行为呢？汪银平介绍道，常见的第一类群体就是大公司下的子公司、分公司的直接负责人、CEO、总经理；第二类是以采购总监、市场总监为代表的、在业务 一线操盘大额项目或者高额资金往来的主管、经理人；第三类则是负责核心技术或者数据的岗位，“和传统认知不同，企业财务岗发生舞弊的现象如今反而变少了”，汪银平说道，“一方面，很多企业有意识地加强了交叉监管，另一方面，财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在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基层财务人员被高管利用，成为舞弊“工具”的案件却在逐步攀升。
谈及舞弊高发企业，汪银平认为，民营企业和跨国企业是重灾区。在近5〜10年内，随着国家创新创业政策的鼓舞，大批量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例如，诸多互联网和创业公司在高速前行的同时，合规内控的制度却远远滞后于业务的发展，一些元老级员工都大权在握，有些动了舞弊侵占的念头，各种利益输送案件爆发。对于跨国企业，尽管内部制度建设较为健全，但落地中国之后，境内员工对制度的认同度不高等因素导致制度执行效果不佳，进而易形成舞弊案件。虽然外企在利用内部审计、内部谈话等调查手段较为成熟，但面临中国境内的司法裁判与执行，依然缺乏应对经验和操作方案，这就需要中国境内的专业机构提供帮助。
企业反舞弊的难点
当下，越来越多企业走上了反舞弊之路，却面临诸多难题，一方面，企业们在寻求公权力救济时，陷入了“不立案就不能查证，没有证据不让立案”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当企业自己采取一些调查手段进行“自我救济”时，反而因触碰法律红线遭遇“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尴尬境地。
在汪银平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舞弊问题的调查难度极高。在我国，绝大多数调查资源掌握在国家刑事侦查机关手中，但部分舞弊行为还没有上升到刑法规制的层面，因此无法通过公权力介入来追究法律责任。与此同时，多数经济犯罪与股东纠纷、劳资纠纷相互牵连，侦查机关即便接到了举报，但也基于公安机关严禁插手经济纠纷的原则而止步。
第二，舞弊调查的风险大。能否直接扣留员工的公文包？能否采用特殊手段调取银行流水？能否直接对其电脑进行电子取证？反舞弊调查在实践中难免会涉及个人隐私，因而饱受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第三方机构提供支持，有助于确保精确把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界限。
第三，调查的要求非常特殊。反舞弊调查是围绕着企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展开的调查，是为后期的深入侦查和刑事立案铺路的重要步骤，故而对调查者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我们有许多客户在报案过程中频频遇挫，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司法机关对于证据规格和证据效力的具体要求，也不了解司法机关的立案标准，财务稽核、人员谈判、电子取证，看上去是单纯的技术活，但要做到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