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意见领袖的话语实践与身份建构研究/ 曾娅洁
摘要：民间草根性质的意见领袖出自普通网民群体，正逐渐以较为专业化的方式维系着与粉丝的日常互动。研究发现，微博草根意见领袖在主体身份、话语修辞及操作技术方面做了持续性的调适，以此形塑着话语监督和理性表达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民沟通，对其社会情绪的疏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草根意见领袖群体也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不断协调其与其他主体的话语冲突，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予以正确的舆论引导。
关键词：草根意见领袖 话语实践 身份建构 微博
自2010年“微博元年”起，网络监督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当中大都以媒体从业者、专家、学者为主，在一些社会公共议题中推动了公民参与和政策变迁。然而，这些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在日常社交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时常处于缺位状态。相比于网络意见领袖，草根意见领袖源自普通网民，他们以监督社会为己任，在日常化的信息发布中为网民的“众声喧哗”提供了言说平台，形塑着话语监督的网络角色。笔者以@北京人捍卫北京城、@广州区伯两个新浪微博账号为例，通过话语实践的动态分析以理解其网络身份的塑造，在此基础上，试图为促进我国网络舆论环境的良性发展以及为国家网络治理提供些许参考。
一、网络意见领袖的分化与草根意见领袖的崛起
2012年3月，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发布的国内第一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中显示，在微博意见影响力的排行中，以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界人士为主，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掌握着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而普通网民所占比例较少。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网络虽赋予了每一位公民以自由发声的渠道和权利，但其主导权仍 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普通人想要通过微博发声并获得关注依旧十分困难。而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精英人士”，成为网络意见领袖却带有偶然性，既无法进行持续的互动回应，且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及政府的介入均有可能致其随时解散，具有不稳定性。
而近年来，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草根意见领袖逐渐崛起，成为网络话语力量中不可小觑的一份子。他们从网络意见领袖中分化出来，以个人为单位，凭借自身影响力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主动吸引粉丝，维持粉丝关系，并从事着社会监督活动。相比于“名人”意见领袖，他们出身于“草根”，多以普通网民的角度表达内心想法，与普通网民有着相同的感悟，因而更具亲和力；而相比于普通网民，草根意见领袖又更具职业性和专业性，通晓信息发布与传播的基本伦理。这其中，“话语”作为草根意见领袖信息发布的外在表现，成为检验其身份特征的重要指标。相比于以往，其在话语表达方面具体发生了哪些改变，成为笔者研究的出发点。而这些改变在当前社会发展中能否担当起“看门人”“守护人”和“代言人”的角色，乃至对网民平等交流、共识形成有何意义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渐趋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草根意见领袖作为舆论监督的表达者，能够有效地促进网络多元话语主体间的共
识形成，并且有利于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研究方法
草根意见领袖以个人为单位，经常性地自发通过社交媒体对公共事件予以曝光和批判。看待问题多采用民间视角，内容以民生类和时政类原创或转发信息为主，拥有众多粉丝关注，互动性强，评论、转发量较高。信息来源包括个人采编、网络整合、网民提供、其他媒体等。表达形式多样，文字、图片、短视频，甚至表情、情绪等，这些一并构成本文语料分析的主要样本。
笔者以新浪微博账号@北京人捍卫北京城、@广州区伯分别为民生类和时政类代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选择他们的理由是：一是微博的影响力、活跃度。二者日常更新频繁，粉丝关注数在十万以上，粉丝黏度较高，互动性强。二是博主自身的威望和可信度。威望和信任值越高，其舆论号召力和凝聚力则越强。账号@北京人捍卫北京城保持着平均每天10条以上的网友投稿转发，表明网民对该微博的认可；而@广州区伯号称“全国监督公车私用第一人”，因检举公车私用、监督政府部门而闻名。三是主动监督，敢于表达，原创性高。相较于一般网民，其言辞犀利又不失幽默，有思想深度又兼人文关怀。笔者采用以文本分析为主的话语研究方法，以@北京人捍卫北京城和@广州区伯为例考察草根意见领袖的话语实践及其身份建构等问题。
三、草根意见领袖的话语实践：主体、修辞与技术层面
话语实践的研究分析需在考虑话语主体本身话语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境予以动态考察。这一部分我们将从主体身份、修辞策略及操作技术三个层面来阐述草根意见领袖的话语实践。
1．话语主体身份的调适。微博的话语主体从理论上来
说通常是博主本人，依据自主意愿发布信息，但随着自身影响力的提升，其主体身份发生了改变。尤其在近两年，频繁转述网民投稿，成为助力普通网民发声的“传声筒”。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转发”是原博主发送信息之后的二次传播，而“转述”则是直接以原创信息的方式首次发布，多为网友私信或@所得，并注明信息来源。“转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网民对这类账号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是其自我话语身份的调整，在“我”的平台上接收并集中表达“我们”的观点，俨然成为集散意见的“收集器”。
以往普通网民发声要想进入公众视野，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甚至超乎一般认知的“异常性”才可能获得关注。而大多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不满抱怨，却是缺乏新闻价值的“小事”。检索 @北京人捍卫北京城微博可知，网友私信投稿的内容以社会不文明现象为主，如超车、占座、乱扔垃圾、出租车拒载等民生问题，远远无法构成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但因为有了这类账号的出现，使得这些零散、碎片化的信息得以集中表达、公开讨论，进而成为网民疏解日常情绪的解压阀。
2．话语修辞的软性处理。相比于一般网民的言辞激烈
或消极无奈，草根意见领袖在修辞策略方面呈现了差异化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对政府作为和社会现象的“软批判”上。所谓“软批判”，即指其在日常监督时，表达明确的情感倾向和价值立场的同时，语言描述上更为缓和。首先是称呼上的口语化、亲密化，如“城管哥哥”“警察蜀黍”“暖心大叔”等，弱化了监督本身的犀利性，以“恩威并施、软硬兼顾”的表达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在2017年11月4日@广州区伯对城管暴力行为的批判中，即交织着话语调侃与严肃律法的双重表达：“城管哥哥，你们虽然威武，区伯我也知道你们‘虽软必诛’的利害。但请你们知道，城管你们并没有人身的强制权，你们对市民反手扭押的行为就是违法！”不卑不亢、晓以利害，口语化表达和犀利言辞之上，是对国家律法和人民权利话语的引入，既强调了话语主体本身的情感倾向，又比一般的直接质疑显得更具网络特色，强化监督力量的同时使得公开问政成为可能。
其次，通过相反的言语表达真实想法，以强化对现实事件的批判效果。2017年10月31日@广州区伯就4月初的一起公车私用事件评论道：“深夜了，静静地思考着广东省环保厅机关纪委领导们辛苦啦，感谢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漫长的半年事件迅速调查，并细致的给区伯回复。区伯以为，司机杨国伟既当司机又当业务采购，一身兼两职忘我辛勤工作，广东省环保厅机关纪委应给予杨国伟表扬，而不是批判。”这段话中“半年事件的迅速调查”“身兼两职”“辛勤工作”以及“给予表扬”等话语无一不透露着对该事件处理情况的不满，但使用正话反说，会比直接陈述更显深刻和尖锐。除此之外，还包括漫画、网络图片及表情的频繁使用，使得一些情感和立场的表达通过诙谐的方式讲述，在高度个人化特征及情感化倾向的社交媒体中，弱化了社会风险，同时又明确了立场、表达了意见。
3．话语技术处理渐趋专业化。话语技术处理对于专
业记者而言是新闻专业主义伦理道德的必修课，而对于非专业的民间监督者而言，则存在着专业技术性操作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双重考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人文素养的提高，网络话语技术的专业性较之前有了明显提升，具体表现在信息的图像处理中。
在以往甚至现在仍然存在的一些网络事件中，某种程度上可能对社会规范、政府行为起到约束作用。然而，或受限于自身专业技能和主观意识的缺失，不注意被偷拍
人的隐私，对当事人带来个人信息、肖像或名誉方面的损害。而在草根意见领袖的微博中，则日益呈现出渐趋专业化的新闻调查手法、信息处理方式及图片拍摄角度。对非原创微博大多标明来源，明确出处，保证了消息的真实可信。除此之外，在拍摄图片的过程中及后期处理上，有意识地以人物背影、侧面或马赛克、变声等形式对肖像和隐私作处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
四、草根意见领袖的身份建构：话语实践中的多维观察
社会建构主义学者认为，身份的建构在话语的动态表达中得以形成，这种话语实践的逻辑最终表现了群体互动对社会现实的体认。在上文的分析中，草根意见领袖们通过话语实践的调适，在原本弱连接的网络互动关系中助推着网民之间的联系，转而成为意见交流、观点表达的强连接“平台”。而接受网民的私信投稿某种程度上使其因此成为可能直接接触核心信源的传播主体，同时亦是连接核心信源与扩散他者的中间力量，扮演着传递认知及价值观的重要导向作用。由此，本文认为，草根意见领袖的主体身份通过其话语实践中的互动得以不断建构，具体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社会意见收集器的表征属性。草根意见领袖不仅自身主动关注网络信息，传播发布公共事件，更以转述的方式传播网民私信。这些信息虽大多琐碎而零散，却同样体现了网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的热情。此时草根意见领袖的微博个人账号具有了“平台”的功能属性，维系着信息的再生产及加工锻造。
二是“以柔克刚”的话语监督属性。话语修辞策略上的相应调整，对人物称呼、反问及反讽的使用，以情感化、口语化的表达站队群众立场，实现话语监督的同时赢得了网民信任；另外，网络娱乐元素如图片、表情的使用，在互动环境中形塑着公众的认知想象，这些柔性处理的话语表达有助于形成较为稳定的群际认同和持久的情感黏连。
三是渐趋专业的“理性增值”属性。一方面，话语策略的调整实现了日常社会事务的舆论监督，强化了粉丝互动，提升了群际认同和网络信任。另一方面，信息的理性客观表述及对他人隐私的保护，凸显了逐渐成熟的网络媒介素养。这些依托理性而渐趋形成的监督理性和专业化技术处理，推动了网络平等对话，为营造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无形的增值可能。
当然，在欣喜于其话语供给优势的同时，我们发现这当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同质化投稿信息泛滥，非理性情感的简单宣泄，使得原本各抒己见的多元话语平台，逐渐沦为民间碎片化意见的“集中营”。这些零散表达之下亦导致对议题本身关注点的偏移，模糊焦点甚至引 发群体分化，加剧社会矛盾。2017年11月15日@北京人捍卫北京城的一条投稿微博中，本是对滴滴公司、出租车司机的质疑和乘车体验的批评，然言语间并未深究当事方问题，反将矛头指向对“北京人”的控诉，掀起本地与外地之争，而丝毫无益于事件本身的解决。我们发现，这种不加修饰的情绪表露与言语措辞极易激化群体矛盾，加剧民官间的“不信任感”。而作为“话语平台”的草根意见领袖，始终并未出现以调和冲突。如此，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草根意见领袖这一角色的社会意义。就某种程度而言，其已然具备了网络信息筛选的“守门人”特征，并能够凭借自身话语影响网民的认知和行为，但在某些舆情事件中，却未发挥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草根意见领袖需要对网民私信投稿稍加辨别并将其重新框架化，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承担起引导舆论、缓解矛盾的角色。
五、结语与讨论
笔者通过考察@北京人捍卫北京城与@广州区伯的微博信息，探讨了互联网平台下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实践及其身份建构。研究发现，相比于以往的网络意见领袖，草根意见领袖们在话语实践方面呈现出了新的表征。一是主体身份的调适，接收并采纳普通网民的私信投稿，将社会现象置于公众视野中公开评判；二是话语修辞的软处理，具体表现在对称呼用语、反问句式、反讽话语和漫画、表情的使用上；三是话语技术的处理，逐渐具备的专业调查水平和图像信息处理技术。研究认为，在多元意见表达的网络场域中，需要草根意见领袖这一社会角色作为日常信息调适的缓冲地带，传播日常集散意见，在树立自身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以话语监督者的身份助推理性交往，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当然，草根意见领袖这一出于个人化意愿的网络监督到底能发挥多大用处，以及能否持久仍有待时间检验。随着知识型意见领袖和娱乐型意见领袖的出现，网络社会的未来发展及参与主体也在不断变化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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