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网络技术冲击下的中国记者职业认知转变/ 徐天博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网络技术冲击下记者职业认知的转变。新闻从业者对专业主义和职业规范的认知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个热点课题。欧美学者们在强调数字网络技术的全球适用性的同时忽略了其研究自身所局限的语境。我国自引进“职业认知”概念以来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通过实证方法进行考察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运用深度访谈和主题分析法，发现中国记者的职业认知也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与西方同行相比却描绘出了不同的景象。关键词：数字网络技术 新闻记者 职业认知 深度访谈
随着媒体技术的革新，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认知带来了新的冲击。正如文化研究学派奠基人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与其将“技术”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倒不如将“技术的应用”看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重新审视数字网络技术对新闻记者职业认知的冲击，并建立起一系列理论框架。笔者在这些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深度访谈法，旨在揭示当代中国记者的职业认知转变，并阐释其与数字网络技术应用的相关性。
一、研究背景：技术冲击下的新闻职业规范
数字网络技术并非从诞生之初就被视为对新闻业的挑战。菲利普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网络媒体中的内容不过是纸媒的翻版，而为网络媒体撰稿的记者们遵循着其源于传统媒体的新闻职业规范。进入21世纪，由于各类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建立和媒体融合趋势的推动，海斯认为，互联网新闻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独立新闻报道演化成为“给定主题下的多源信息网络的一部分”。基于此，辛格在2003至2010年对数字网络技术冲击下的西方记者对其职业 规范的认知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辛格认为，西方记者们在运用新闻博客等互联网媒体进行写作时，往往不再将“客观性”奉为新闻作品的金科玉律，而这种在互联网媒体上的实践反过来也影响了记者对于“客观性”这一职业规范的认知。其实，新闻的客观性从来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早在1972年塔奇曼就指出，新闻机构通过对记者行为和工作流程设立准则，从而造就一种“作为策略性惯例的客观性”。鲍达纳认为，客观性原则是一种表现，人们不能用哲学层面的“客观”来苛求记者的新闻实践，而应该相信记者可以通过一定手段来满足受众对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性”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两条原则，即不依赖政党和避免主观言论。辛格从这两点入手，调查记者们对“客观性”认知受到的冲击。
交互性是数字网络技术给信息传播带来的一大特点。它从两个方面动摇了记者对“客观性”的坚守：一是网络新闻从单一报道形式转变成“不断发展的对话”形式。记者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式信息传播，淡化了他们恪守“客观性”的意识，并催化了个人观点的发表，这尤其表现在西方记者在大选期间的部分言论。二是一部分记者
把注意力从客观性转移到了透明性上。德梅耶认为，超链接功能赋予记者展示新闻生产过程的能力。具体来说，记者们可以通过超链接，让读者来探索和检验其新闻报道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细节的真伪。辛格指出，当代西方记者认为让读者看到自己采写新闻的过程远比单纯声称自己的新闻的“客观性”更有意义。
自主性原则在技术冲击下面临着比客观性原则更大的挑战。自主性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新闻职业的基石。辛格强调，编辑的自主性及其伴生的种种惯例，不仅使得新闻专业实践具备“合法性”，也是判断个体是否属于“新闻专业人员圈子”的核心标准之一。实践自主性有两个最主要的途径：一是记者利用其把关人身份过滤信息流；二是媒体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向受众告知构建民主社会所必要的信息。然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记者的自主性受到了极大的侵蚀：一是由互联网催生的“另类媒体”宣称自己就是新闻媒体。最极端的例子要数饱受争议的“维基解密”。埃尔德里奇提到，维基解密员工声称自己的工作是新闻工作，并认为自己也属于“记者”这一群体——这种身份界定对记者的职业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是议程设置功能由单向变为互动。公众所关心的话题可以倒逼专业的新闻媒体来关注，使得议程设置成为一种妥协的结果。三是普通公民已经成为西方媒体中突发性新闻报道的首要信息提供者，打破了主流媒体对突发性新闻报道的垄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新闻生产，冲击了记者的传统把关人角色。
席博思认为，记者的职业认知是动态的，受到内部和外部政治、经济形态的影响。具体到我国新闻业，除去技术发展因素，记者的职业认知主要从三个方面的构建：首先，我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毋庸置疑的是塑造我国记者职业认知的主要因素。其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源于西方社会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潮被引进到国内，推动了我国记者职业认知的演化。再次，我国部分新闻记者还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些记者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与“侠”文化，他们把儒家的入世情怀与爱国主义带入自己的新闻实践，并相信记者应该担任教化社会与启迪民众的责任。由此可见，中国记者对新闻专业性的认知相比其西方同行更加复杂。
不仅如此，中国互联网环境中的两个“边缘地带”直接影响着中国记者的职业认知：其一，我国对新闻报道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薄弱。这种薄弱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更体现在我国记者对知识产权侵犯的容忍度极高。其二，从原则上讲，商业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不能获取记者证， 成为法律认可的记者。但是在实践中，他们同样秉持新闻职业理念，从事一定的媒体实践活动。这两种边缘地带的存在，为我国记者的职业认知提供了独特的空间环境，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语境。
二、研究方法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世界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掌握数字时代的记者职业认知的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核心研究问题：一是中国记者如何认知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二是中国记者的职业认知与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是否存在相关性？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搜集一手数据。本研究匿名采访了22名记者，单次采访时间在1.5小时左右。为了能够科学和系统地分析采访而来的数据，本文遵循组织行为学家理查德·博雅特兹的理论，使用“主题分析法”对采访稿件内容进行编码分析。
三、研究结论及启示 1．记者对新闻职业规范的认知变化。基于席博思
“职业规范即正确的新闻实践行为”的观点，本研究在采访稿件中提炼记者重复提到的他们认为应遵守的正确行为作为一个“主题”进行分析。
在全部受访的22名记者中，有12人提到新闻客观性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原则，并认为这与数字网络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具备相关性——这与辛格等学者们观察到的客观性原则在西方新闻界的衰退恰恰相反。所有记者都赞成公众服务职能的重要性。绝大多数记者还主动提出数字时代的新闻记者仍应该坚守党的“喉舌”功能。受访者中没有人对上述三个原则提出反对。另外，还有10名记者提出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客观性原则向透明性原则转移”不同，数字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化，恰恰维护了中国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如一名受访者提到：“我不否认互联网上存在一些虚假信息，但是互联网媒体也确实促进了专业记者做更客观真实的报道。读者可以利用互联网搜索相关信息来检查和佐证新闻报道里的内容，尤其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不客观的新闻报道一旦被读者发现，就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从技术层面上讲，各类互联网媒体平台提供了海量信息和搜索功能，方便了读者对信息的检索和印证。如果一篇新闻报道的细节经不起推敲，其客观性就会受到质疑。反过来说，面对具备了核查能力的读者，记者们也不得不
提高对新闻客观性的实践水平。从市场层面上讲，互联网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对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媒体来说，一旦被打上“不客观”的标签，就极有可能会失去部分读者，并相应地失去部分广告客户。因而，维护新闻客观性，也是中国记者在市场中生存的必要法则。
与西方媒体同行类似，中国记者对自主性原则的认知也受到了较大冲击。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发挥议程设置作用的时候由过去的单项决定转变成现在的双向“对话”形式。一位受访者以“雷政富事件”为例说明这种现象： “重庆某雷姓官员的事件就是首先被发布到网络媒体上，进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与讨论。现在很多具备新闻价值的事件都是由公民率先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如果我们记者不关注这些事件并进行报道，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读者。”
总而言之，我国记者自主性原则受到冲击的主要表现在于他们大量使用甚至依赖互联网上的热点信息。其一，互联网上已存在的公众舆论（而非具体的新闻信息）成为专业记者追踪的话题，并引起记者们进一步的发掘与报道。其二，一些网络媒体原创的报道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之后，会吸引主流媒体参与到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一名在网易工作的资深编辑提到，温州商人“林春平案件”就是由网易新闻网站首发的新闻报道，并在全国引起轰动，从而引起《南方周末》等“新闻单位”的后续追踪。
2．数字网络技术应用与记者职业认知转变的相关性。在深度访谈中，记者们从不同角度重复提到数字网络
技术与记者职业认知转变之间的联系。据此，研究者在原始数据基础上提炼出第二个“主题”，用来讨论记者如何看待数字网络技术与其职业认知转变的相关性。
受访记者普遍认为他们的新闻实践工作离不开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其中被提到最多次的四个应用方面分别是：收发信息、建立新的新闻发布渠道、与受众互动、充实新闻报道资料。需要提出的是，新的信息发布渠道不仅是传统新闻媒体利用互联网媒体进行传播，也包括互联网媒体利用不同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比如，新闻网站建立的社交媒体账号。从某种程度上说，类似现象在数字网络技术发明之前也存在，比如，传统媒体曾依靠热线电话与受众互动。区别在于记者们认为数字网络技术十分强大，以至于促使一些新闻实践从量变引起质变。如一名受访资深电台编辑表示：“我觉得我们必须承认数字网络技术给我们与受众带来了真正的互动。过去我们实际上与受众的互动是远远不够的，指望靠读者信件来反馈我们的节目实 在太迟了。现在通过微博和微信，我可以在直播的同时看到读者的反馈，这实际上促使了我们发布信息方式的进步。”
笔者认为，在数字网络技术渗透到新闻实践各个领域的表象下，是记者对互联网依赖性的增强和媒体融合趋势的发展。一方面，记者在获得便利的同时开始否定或批评原有的工作形式（如上述受访者批评读者来信的无效性），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对原有职业规范的认知。另一方面，无论为传统媒体工作的记者还是为网络媒体工作的记者，在媒体融合趋势下已对自身职业定位产生疑惑。如一位电视新闻工作者声称：“我的编制在市电视台，但是我每天都依靠互联网来完成工作，甚至连我的电视新闻作品都要发布到我们的网站上才算完成。”在这种语境下，过去那种把传统新闻记者与网络新闻记者二元划分的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准确。这也就难怪记者们普遍认为新闻职业规范的变化与数字网络技术的应用具有相关性。
四、结语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发现西方记者日趋淡化客观性原则的同时，中国记者正将这个原则放在其职业认知的关键位置。在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认知中，技术因素与专业因素是相关联的两个变量。可以展望，在强调国际传播的大背景下，我国新闻从业者能否发展出既符合数字技术实践、又能与国际同行相沟通的职业认知，或将成为新闻媒体转型中的一个关键。
本论文系安徽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互联网语境下的中外记者职业认知对比研究”（项目编号：J01003239）、安徽大学舆情与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2016招标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ADYQXC2016A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5(07)．
[2]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