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摘要：跨文化传播学是一个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知

识系统。本文以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为指导，结合“液态的后现代”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从建构液态身份认同、建构大众化知识结构、建构“液态乌托邦”的不可能性三个维度入手，进行全新的理论建构，以寻求跨文化传播新的理论突破。

关键词：液态的后现代 跨文化传播学 理论重构 在后现代主义社会，随着人际关系的异化、生活色彩的淡化，以及对社会的漠视和痴迷于“发展”，全球性危机进一步加剧，而打破这种现状以重现人性光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从黑暗走向黎明、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路途中， 性舆论的显性化呈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这也为媒体的舆论引导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3．强化新闻传播效果研究的动态性。当前的新闻传

播效果研究重点在于对传播效果进行阶段性测量和评估，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效果研究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式呈现，但现实中的新闻传播是一个过程，其传播效果的发生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当前的效果研究难以把握传播的动态性及其传播效果的动态性。而以技术为驱动进行的实时性新闻传播效果研究，能够实现对新闻传播过程产生效果和影响的动态性分析，这是其优势所在。在生理传感新闻的实验过程中，这种实时测量传播效果，对传播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就是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三、实时传播效果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展望

就实时传播效果研究来看，其对技术的依赖性更高、对技术的改进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在传播效果研究上，对效果测量技术的改进就成为实时传播效果研究的关键。尽管国内已经出现了生理传感新闻的传播效果测量实验， 人们不仅需要鲁迅的呐喊、爱德华·蒙克的尖叫，而且需要跨文化传播学的桥梁沟通作用。人们可以将当今世界称之为“液态的后现代”，即充满着多样性、未完成性、多元选择性、开放差异性的现代社会。在这个液态世界中， 但是这种实时效果测量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主要是因为刚出现的实时传播效果测量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媒体都有足够的技术支撑进行类似于新华网的传播实验；另一方面，作为实验的产品，其能否实现常态化传播过程中的运用，推广到日常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从未来的实时传播效果研究看，还需要在技术层面实现创新突破，在操作层面上尝试将其推广到日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体现出其对新闻传播业态的巨大作用。

作者单位 山东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喻国明，欧亚，李彪． 瞬间效果：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课题——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范式创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03)．

[2]李彪，郑满宁．传播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工具、方法与应用[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宗旨也应该发生改变，要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尊重和融合，并积极建构与之相匹配的“液态乌托邦”，打造绿色有机的精神家园。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尊重文化差异为前提，因此，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要从以往的静态对比研究转向动态国际研究，重新架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维度，以充分释放其在“液态乌托邦”建构中的正面效能。

一、维度之一：建构液态身份认同

在以文化为节点的多维度、深层化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能够打破作为隐喻存在的、具备完善形式体系的，是绝对他者所无法办到的，而是需要“世俗”的他者来完成。而所谓的“世俗”他者，就是“能够打破作为隐喻建筑的自我充足的形式体系的，不是绝对的他者，而仅是‘世俗’的他者”。具体来讲，就是存在于现实维度的、灵动的文化节点，而在网络虚拟空间内，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节点不存在中心，也就是说不存在边缘和主流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关系。由于政府之间的政治对弈并不会对民间文化交流造成影响，这就决定了“世俗”他者所建立的身份关系超越“绝对的他者”。在液态的文化传播中，人们该如何进行身份界定与认同？如何正确处理身份认同中“东方—西方”这一对立关系？无疑应该成为新时期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当我们在试图跳出传统东西方身份对立框架时，西方或东方就成了无法跨越的思维障碍，这不仅是历史遗留的存在，而且是东方主义化的困境，同时也是人们无法忽略的存在。为何可口可乐在存在较大争议下的同时还能风靡全球，主要是因为其配方的“唯一”存在，以及本土经验的全球化传播。对此，跨文化传播中不仅要加强本土经验的建构，而且还要注重本土经验全球化的传播。在网络虚拟世界内，任一文化节点都有可能成为灵活的“驿站”，而人们在不同驿站中的身份也是液态存在的。如何建构液态身份认同？许多时候，人们眼中的世界仅仅是一种镜像呈现结果，甚至是二次镜像呈现。也就是说，人们当前所处的镜像世界极有可能是强势镜像世界的边缘空间之所在，或者是如同影子般的存在。如果跨文化传播完全通过他者净化自我来完成身份认定，那么必然无法打破既定的传统二元身份束缚，而只有突破这一局限，才能真正触碰到真实世界，并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跨”，这就要求跨文化传播学理论重构新的“镜子”，以改变当前的身份认同关系框架。正所谓“以铜为鉴，可 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史作为他者存在，对净化和确定自我身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凝聚了前人对镜像世界的超前认知和无限智慧。或者说，人们必须在镜子中留下镜像，这既是完成自我身份合法认同的前提，也是镜像给个体套上的无形枷锁。为了打破这个枷锁，许多理论流派开始蔑视乌托邦，并开始肆无忌惮地分割自己的视野，但这显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因此，人们必须要针对液态的世界重构液态的乌托邦，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审视以往固化的“三观”和身份认同。跨文化传播学应该摒除以单一固化的身份认同处理全球性危机问题，而是要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去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威胁人类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有助于达成“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能够有效避免如浮萍般的汽化身份。

二、维度之二：建构大众化知识结构

保罗·哈里森曾指出，在继政治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之后，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更加阴险的控制形式而出现，其不仅能够征服受害者的身体，而且能够征服受害者的灵魂，最终让他们彻底沦为刽子手的帮凶。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开始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显性领域向思想、文化等隐性领域渗透，企图以更加无形的途径保持和深化帝国主义的殖民状态。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建构普遍带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控制性，以便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行全方位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头脑殖民，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侵略，在侵略过程中，传播和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文化通过改变传播性质来创造全新的文本意义和概念，但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中，绝对的公正平等显然是不存在的。在文化帝国主义的跨文化传播中，语言同样存在社会等级，由此也决定了其输出也存在等级。尤其是在殖民主义的思维框架下，本土原始存在的优越性完全被殖民复制品所消泯，并逐步形成殖民复制品能够有效弥补本土原始存在缺陷的认知。目前，这种殖民色彩鲜明的传播作品十分常见，如美国《功夫熊猫》系列电影，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化复制与拼贴，然后将其推介到全世界，最终达成了经济、文化、政治等维度显性或隐性的目的。但就本土受众来讲，许多人在对比后对中国电影产生疑问，中国受众对复制品的喜爱程度要远大于本土作品，并逐渐丢失了作品本初的价值，这种文化逆传播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带有一定的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