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西部文化影视传播
——以《那年花开月正圆》为例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沿线各个国家的文化逐步实现了联通发展，影视艺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迎来了新的春天。影视艺术的银幕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作为社会文化产物，影视作品在展现区域特色时必然会深深烙上文化的印记。好的影视作品是展现区域文化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新时代背景下世界文化交流的助推器，因此笔者探讨影视剧中的区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西部文化表达的新内涵
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战略区域，陕西通过影视作品来传播西部文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表达西部文化题材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这些作品通过影视文化场景搭建和传播渠道创新，充分展现了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
西部文化在影视剧的表达是有层级划分的，第一个层级是直接作用于受众的地域形象外化的物理性特征。 地域地貌或名胜建筑是区域特色的直观表达，因此在影视作品中，导演通常是通过镜头中具有明显特征的地域地貌或名胜建筑来实现文化的传播。事实上电视剧所表现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核心就是要符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导演在构建场景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区域文化的营造是否符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如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镜头中展现的民居院落都是极富西部特色的建筑，特别是具有陕西民居的特征，虽然取景地横跨多个省份，但在选择拍摄的建筑时都遵循了陕西的民居特色，尽可能地还原了陕西的风土民情。
第二个层级在于西部风俗和西部气质的传播。诚然表现直观的风景名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表达的文化内涵中缺少气质的渗透，那么景物就仅仅只是景物，和内在文化是割裂开来的，这显然不利于西部文化的有效传播，受众也体会不到更深层次的西部文化内核。西部文化气质的沉淀是历史岁月的累积，它的表达不只是代表景物的堆砌，它需要导演对西部人文内涵有深刻体悟和理解，寻找出地域 个性，并能把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统一于剧情和叙事中。
经典的中国西部影视作品中对于西部风俗和西部气质的把握是非常精准到位的。例如《黄土地》《秋菊打官司》《老井》等作品，这些作品很好地通过场景来展现了西部气质和西部文化，透过这些作品观众是可以直接了解西部地域文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影视行业借助“一带一路”的春风就是要打开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局面，扩大影视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对于单个的作品来说，能将西部区域文化的风俗和气质进行正确把握就已经很好地达到了对外传播的目的，自然能够引起观众共鸣，触发观众情绪。而《那年花开月正圆》的西部文化气质表达本身是比较困难的，它的时间定位在清朝，且描述的是感情戏居多，也就是说人物和周围环境发生的关系较少，这样剧情构思想要很好地将地域文化穿插进来是不易的。文化场景综合设计的重要价值在于确保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和影视叙事得以顺利展开的同时，兼具展现特定文化内涵的传播功能。
因此基于剧情开展和文化传播需要，创设一套蕴含西部文化风俗和气质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成为该剧导演的一个必然选择。
西部文化的经典呈现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对中国西部影视的概念与内涵、美学风格的深入研究。新世纪以来国内影视中西部文化场景呈现的经典案例也层出不穷，曾经作为民族历史和文化表征的西部影视场景，在中国影视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别样的景致。电影中以地理为核心的经典西部文化场景构建。“地理风貌”作为文化场景的呈现核心叙事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达到了高潮，《黄土地》《人生》《秋菊打官司》作为西部影视作品的经典，其中为贴合文化根基而呈现的文化场景构建已经比较成熟了。西部文化场景的构建真正意义上进入全球影业消费视野是伴随2001年《卧虎藏龙》的上映，从创作主体看，李安在《卧虎藏龙》中试图借用荒漠等现实场景来进行东方文明语境下对武侠江湖概念的整体叙事；紧随其后的是《英雄》，漫天飞舞的黄沙与胡杨落叶，在西部文化场景呈现上与卧虎藏龙相比毫不示弱，也是导演试图诠释秦灭六国背后精神底蕴的显性体现； 2009年上映的《三枪拍案惊奇》不仅借用了苍穹而神秘的丹霞地貌将自身列为西部电影的依据，更是将沟壑重重的黄土高原作为道具提升了其西部文化场景呈现的完整性。同样，在近几年出现的《西风烈》《寻龙诀》《九层妖塔》《天将雄狮》《长城》《盗墓笔记》等影片中，把含有地理特征的西部文化场景呈现推向了消费市场的高潮。电视中以人文为核心的经典西 部文化场景构建。电视剧中丰富的“人文因素”可以使文化场景呈现更为细腻，2015年上映的电视剧版《平凡的世界》，其文化场景呈现也是精益求精，从而整体提升了其内涵传播效力。黄土高原上完整的窑洞、灵性的耕牛、农民的烟袋、女性的浅蓝葛布杉皆成为作品中西部场景构成的丰富内容，成为受众体会剧中时代、感知剧情发展的主要桥梁。服饰作为人文因素中的重要部分，服饰道具在剧中也得到了完善体现，根据剧中各人物身份、性格、体型的区别，形成了十分贴合剧情叙事需要的各类搭配。有着朝气蓬勃不妥协气韵的田晓霞以素色服饰居多，贺秀莲的黄土柔情，则是她在麦田和砖瓦厂时穿的灰色棉质衣裤。电视剧《白鹿原》中留辫子的清代陕西新军、具有时代感的西安城墙、两家共拜的祠堂等景观呈现极大地还原了不同时代情节叙事的原翻面茂；通过对白炳德葬礼、鹿泰恒庆生、白灵满月酒、鹿兆鹏封建婚庆礼仪的场景塑造，还原出了生活在白鹿 原上几代人的生存面貌；通过各色各样的陕北、关中面食以及饮食风俗系统地展现出了陕西饮食文化的区域特点；金黄浓郁的麦田和风沙漫天的黄土地成为剧中写实的秦地风情。
西部文化的创新应用
2017年，由华视娱乐投资集团出品，由丁黑执导的74集电视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在国内电视剧市场得到了受众的青睐和认可。该剧以关中泾河流域吴氏家族为史料背景，讲述了关中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成长故事。剧中的宏大的内外景设计以及生动写实的道具搭配，无一不体现该剧文化场景呈现的良苦用心，伴随其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精良的文化场景为该作品最大限度地向受众市场渗透了包含“文化与品格”在内的西部文化内涵。场景设计与西部人文。反复出现
的清末关中商业街区，洋土布料、糕点面食、中草药材、建筑庭院无不体现着区域民俗文化，陕西元素的完整体现也是该剧作为现象级热播剧的原因之一。剧中呈现的大全景式的西部人文历史元素，都需要通过专业的景观美术造型团队的设计与搭建，如此方能使拍摄团队有条不紊地使用长镜头、大全景来进行完整叙事。剧中的精致布景是西部文化能够有效传播的基础，首先体现在对于剧中的时代背景、地理特征、民俗风貌的呈现上。具体来看，本剧的内外景观设计非常考究，剧中巨资打造的外景及内景将近五万平方米，其中包含在史料文献指导下还原的关中泾阳县商业街区；在内景构建上，关中泾河流域茯茶为代表的茶文化、以蓼花糖为代表的关中特色副食品、大碗面为代表的泾渭流域饮食文化均有体现，为该剧在西
部文化元素的叙事上增添了真实感，丰富了人文性。
为完整还原秦商大族的庭院审美，沈家的碉、楼、砖、瓦以及吴家院庭的窗、门、灯、锁皆为清末陕西泾河流域的建筑特点。剧中的服装亦是其景观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团队最大化地呈现出了服饰道具与地域特色、历史背景、人物形象的贴合程度，端正了西部历史文化的正确传播，降低了受众对具备历史特征的服饰文化识别误差的风险。例如吴家主人公之一的吴聘的整体形象为善良朴实、体贴温厚，其着装以冷色调的襟扣马褂为主；沈家沈星移的着装设计颜色亮丽，质地以绸缎为主配备大量绣花元素，与之大家公子形象相呼应；主人公周莹在剧中服饰、发式、配饰、妆容也完全贴合剧中任务形象的成长与发酵，这些皆是典型的传统西部风情的影像再现。道具使用与角色性格。《那年花
开月正圆》充分展示了秦商的群体形象，饱含诗意地勾勒出了晚清秦商群体波澜壮阔的传奇经历。古往今来，秦商“人硬、货硬、话硬”的“三硬”品格也成其走西口、下江南的显性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下，秦商精神通过剧中几处与叙事氛围高度契合的道具运用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剧中，周莹判断陕西布政使所坚持创办的机器织布局是时代的发展趋势亦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于是果断决策，带领工人将传统的手工织布工具全部砸烂，并将以织布为生的手工业者送往机器织布局学习并工作，实现了机器织布局的重生，并生产出高品质的织品。其中“毁坏的手工织布机”即为该场景道具，被破坏的织布机体现的是主人公在新与旧中的果断选择，这种自断其后路而获重生的果敢完整体现出了秦商的“人硬”；时代的发展导致洋布逐渐占领市场，而手工制作的土布销售日益艰难，吴氏布业面临生存挑战。周莹再三思考，决定以迪化作为的新的产品市场，努力开拓。凭借货物的品质与主人公的机智，商人图尔丹信任地收购了周莹所带的土布，并让周莹代为销售部分产品。该片段中“被成功销售的土布”是有力的影视道具，受众能够直观感受到商贸货品本身的质地为周莹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亦能反映出秦商的“货硬”；当初为了实现给药材铺供给充足的罂粟壳， 周莹改50亩麦田为罂粟地，在主人公看到晚清泾河流域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鸦片毒害的场景时，将苦心经营的罂粟田付之一炬。其中的“罂粟田”即为该叙事内容的道具设计，火烧“罂粟田”也完整地反映出作为秦商的周莹气正品直的高尚品格，被大火炬之的“罂粟田”，也恰恰体现出主人公在信誉与功利取舍之间“硬气”的秦商品格，这可称之为“话硬”，乱世之中始终秉持商家信誉。
影视剧对于区域文化的传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通过影视作品传播到海外受众，海外受众正是借助这些影视作品认识西部区域，进而建立对中国的整体形象认知。因此对于影视行业来说，要实现西部文化的有效传播，必须通过多种视听语言手段展现西部文化气质，从而实现西部形象的全新塑造。《那年花开月正圆》通过场景和道具的巧妙运用，既展现了独具特色的陕西风情和陕西风物，又凸显了陕西传承千年的西部文化。同时对秦商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刻传神的形象塑造，展示了陕西人传承至今的人文精神。这种利用影视手段展现特定区域文化特色的创新应用，对影视作品进行文化场景构建和文化传达的内在融合具有样本性的参照意义。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学视域下陕西丝绸之路题材电影研究”（项目编号：2017J039）、西安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西安背景下丝路影视繁荣发展与西安形象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T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