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传媒产业的演化路径研究
——以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国为例
——以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国为例 / 罗雪
非洲国家传媒产业的演化普遍经历了殖民、独立和民主化三个时期。按照动因及实施机制，产业演化可进一步划分为层级型演化和自组织型演化。从层级型演化的维度来说，非洲国家传媒产业演化经历了宗主国独裁体制、专政审查体制到市场竞争体制下的三种产业状态。但是，由于自组织型演化的作用，各个国家的传媒产业呈现出不同的演化路径。
非洲国家传媒产业演变的历史阶段
非洲的新闻传媒事业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欧洲殖民者为了保持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联系以维护其统治，建立了报纸、广播和通讯社等各类服务于宗主国意识的非洲本土媒体。20世纪60年代，非洲各国大多在独立浪潮中获得了民族解放，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试图
效仿西方多党制的政治体制。然而，沿袭西方的非洲政治体制只是昙花一现，在经历了短暂的尝试之后便被军事政权主导的专制主义取而代之。与非洲国家政局的变化相似，传媒产业在专制政权的禁锢下发展滞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非洲民主化浪潮在国家内部矛盾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双重作用下展开，各国原有的极权制逐渐被多党制取代。该时期，传媒产业开始进行商业化转型，一批本土媒体集团逐渐形成。在时间跨度上，非洲国家的传媒产业演化可大致划分为殖民、独立和民主化三个时期。
殖民时期服务于宗主国意识的本土媒体。在宗主国的殖民意识影响下，非洲各国媒体产业自发展初期就被烙上了不同的印记。在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刚果、莫桑比克等地，英、法、葡、荷兰等国采取“直接”殖民方式，大量殖民者进入这些国家攫取资源、占用土地，并建立了服务于殖民者的广播体系，导致本土媒体在殖民媒体的挤压下发展滞后。与之相比，殖民时代后期的英国殖民者面对广袤而分散的殖民地，无力再推行耗费大量资源的直接统治，因此开始在塞拉利昂、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马拉维等国实施“间接”殖民，即通过建设以非洲居民为宣传对象的广播网络来辅助在部族统治基础上所进行的间接管辖。
独立时期专治审查下的本土媒体。在独立时期，非洲本土媒体大多由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沦为专制政府的宣传工具，约有60%的非洲国家设立专门的新闻审查部门，并制定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两种新闻审查方式，严密控制本土和境外媒体。根据多克库斯所著的《黑色非洲之大众传播媒体》一书所载，截至1974年4月，在2.4亿人口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3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71家日报，其中47家日报是直接由政府或与政府相关的机构拥有和经营的，私营报纸只有20家，其余4家则是与地方媒体合作经营。
民主化时期公私并存的本土媒体。随着民主化时期非洲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其传媒产业从国家所有制为主逐渐向公私所有制并存演变。该时期，商业报纸发展较快，出版业出现复苏迹象；广播电视虽然不再受到严格管制，但是在商业化过程中逐渐被少数传媒集团所掌控；互联网发展极不均衡且基础设施薄弱；移动媒体增长迅速，主要体现在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传统媒体的电子化上。
非洲传媒产业演变路径的理论研究范式
根据产业经济系统理论的观点，进一步分析产业演化的动因及实施机制需要同时从层级型演化和自组织型演化两方面着手。前者是指由于高层次经济系统或政府的约束和影响而导致的产业演化，即由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等要素构成的层级型制度制约下的产业演化。从层级型演化的维度，非洲媒体产业经历了殖民时期宗主国独裁体制、独立时期专政审查体制和民主时期的市场竞争体制三种产业状态。后者是指产业经济系统内部的各种经济元之间相互作用下的产业演化，即意识形态、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要素构成的自组织制度支配下的产业演化。在非洲国家传媒产业的自组织演化中，民族意识与商业意识成为推动该类演化并导致当今各国不同产业状态的主要动因。
在产业演化的实施机制方面，层级型制度虽然在演化临界点上的影响作用迅速衰减，但是该种制度设定了各阶段产业演化的初始状态。因而，各个阶段初期非洲国家传媒产业在层级型制度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殖民时期独裁体制导致本土媒体发展滞后；独立时期专制体制下私有媒体受到压制；民主时期市场竞争体制下公私媒体并存。相对而言，自组织制度在临界点上作用不仅没有衰减，还常常得到产业内经济元的响应，并在演化过程中起着支配经济元行为的主导作用。与层级型演化中阶段性的共有特征不同，非洲国家传媒产业的自组织演化呈现出各异的发展过程：肯尼亚虽然与南非同属“直接殖民”国家，其传媒产业在殖民时期独裁意识较强，但是该国在民族独立浪潮中却和尼日利亚的传媒产业演化路径类似，经历了民族意识占主导并推动产业演化到达临界点的过程。
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传媒产业演化路径分析
在自组织制度和层级制度的共同推动下，非洲国家传媒产业经历了各具特点的演化路径。笔者选择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个起始于不同殖民方式且传媒产业最为发达的非洲国家作为代表进行考察（如图1所示）。
南非媒体产业：起源于“直接殖民”的双拐点型演化路径。在独裁制度下，南非媒体产业呈现种族与商业意识相争的局面。在“直接殖民”式的独裁制度下，南非的英国和布尔殖民者由于分别倡导商业自由意识和种族殖民意识而摩擦不断。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推动着南非传媒的产业演变，民族意识在两者之间夹缝求生。其中，英国殖民报业中颇具代表性的《开普阿格斯》于1857年开始发行，后来该报成立阿格斯出版与印刷公司（APPC）。布尔殖民媒体的代表则
是至今在南非媒体产业处于领军地位的纳斯派斯（Naspers）。该媒体成立于1914年，当时南非布尔人中弥漫着英布战争战败后的悲观情绪，军国主义者詹姆斯·赫尔佐格成立了民族党，并通过纳斯派斯发行报纸《公民报》宣扬种族隔离政策。相比之下，该时期南非媒体中民族意识的力量较为薄弱，仅存在极少数党派报纸，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首任秘书长所罗门·普拉杰创办的《人民之友》。
在专制制度下，南非媒体产业的国家意识占据主导。由于种族殖民意识逐渐在与商业意识的博弈中占据主导，使得南非媒体产业经历拐点，进入到独立时期专制制度的管辖范围，专政意识在该阶段初期占据主导位置。1948年，南非白人党派民族党掌权后施行专制统治，该党派控制的南非广播集团（SABC）不断鼓吹种族隔离政策。20世纪60年代，纳斯派斯公司旗下报纸开始对专制统治产生不满，逐渐转变为呼吁新闻自由的商业媒体集团。20世纪80年代，南非英美资本主导的矿产工业的发展催生了南非黑人中产阶级，率先富裕的黑人群体建立了小规模的私有广播，动员各方共同参与种族隔离制度抗争。这一时期，英美资本控股的阿格斯集团等联合纳斯派斯集团，于1985年联合成立了该国第一家付费电视服务，以对抗南非广播集团的垄断竞争。随着南非媒体中反专政意识日益强大，南非精英群体逐步达成多种族共处的国家共识。
在民主变革后，南非媒体产业的商业意识迅速膨胀。由于专政意识在与商业、民族意识博弈时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导致南非传媒产业再次进入拐点，并在民主化制度改革后转化为国家意识。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商业意识迅速膨胀，国家意识的话语空间被逐渐压缩。一方面，传媒产业中商业意识日益浓厚，不仅西方资本控股的阿格斯集团和纳斯佩斯集团等媒体通过与黑人资本的融合再次进入市场竞争，黑人资本控股的E.TV等广播电视媒体也相继获得了经营牌照；另一方面，由于竞争的加剧，南非广播服务将服务宗旨从“构建国家统一身份”更改为“差异化定位公共与商业服务”，不仅开办了面向城市精英人群的商业频道，还依据广告目标群体的需求对两个公共频道进行调整。
肯尼亚传媒产业：起源于“直接殖民”的单拐点型演化路径。在独裁制度下，肯尼亚传媒产业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与南非不同，肯尼亚本土媒体在发展初期虽然同样处于“直接殖民”式独裁制度制约下，但是其产业演化动力来自于与殖民、商业意识的博弈中逐渐增强的民族意识。该时期，肯尼亚媒体产业中除了包括殖民媒体外，还包括一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商业媒体，如由印裔移民于1902年创办的旗帜报业（Standard）。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肯尼亚民族独立意识普遍觉醒，该时期出现的近50份本土报纸中大部分是由肯尼亚反殖民运动领导者创办。1952年，殖民政府以煽动反政府言论为由，颁布法律禁止了所有非洲本土报刊。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最大部落基库族长达7年的武装反殖民斗争。1959年，英国终于放弃了少数白人统治的设想，承认肯尼亚获得民族独立。
在专政制度下，肯尼亚传媒产业的国家意识渐占优势。由于民族意识在与殖民、商业意识的博弈下逐渐占据主导权，肯尼亚媒体产业演化经历拐点，进入到独立时期的专制制度管辖范围，随后专政意识在与商业意识博弈中转换为国家意识并逐渐占据优势。该时期，第一任总统肯雅塔开始实施“国家复兴计划”，倡导“压制一切不利于国家团结和发展的宗教、种族和区域意识”。在执政党的新闻管控下，殖民时期的主流媒体《民族报》和《旗帜报》逐渐被纳入到专政意识支持者的队列中。其中，《民族报》于1960年由该国
印度裔伊斯兰领袖伊卡里姆·侯赛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购买，而《旗帜报》则在1967年被英国矿产公司朗荷收购后，市场影响力不断萎缩。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报》和《旗帜报》不仅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合作伙伴，还将其大量股份转让给肯尼亚非洲联盟成员。
在民主变革后，与南非相比，肯尼亚媒体产业中的商业意识虽然在民主化改革后有所增强，但是仍然受到国家意识的牵制。该时期，民族媒体集团在国内政治报道方面将批评控制在保守范围内，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向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扩张上。与之相比，由于肯尼亚非洲联盟成员逐步增持股票，旗帜集团旗下报纸开始采用红头小报版式报道丑闻、八卦和趣事等与政治无关的主题。除了旗帜集团和民族媒体集团之外，另外一家由于与政府的诸多关联而获得运营牌照的私有媒体是皇家媒体集团（RMG）。该集团由肯尼亚商人塞缪尔·卡马乌·马查里亚组建，旗下包括市民广播、市民电视台以及数十家本土语媒体。
尼日利亚传媒产业：起源于“间接殖民”的单拐点型演化路径。在独裁制度下，尼日利亚传媒产业的民族意识快速蔓延。在较为宽松的“间接殖民”式独裁制度下，尼日利亚媒体产业的演化动力来自于快速蔓延的民族意识。虽然该国第一份本土语报纸《视野》是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但是后来本土报业的发展并没有沿袭其宗教路线，而是具备强烈的民族意识特征。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三大部族创办的私有报纸推动下，该国民族独立运动快速蔓延到全国。该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包括尼日利亚东南部伊博族知识分子纳姆迪·阿兹克创办的连锁报业兹克集团，旗下包括《西非先锋》等报纸；豪萨族北部尼日利亚党的《真理报》和《市民》；西部约鲁巴族政党“尼日利亚行动党”领袖奥巴费米·阿沃洛瓦将军于1951年创办的报纸《尼日利亚论坛报》。
在专制制度下，尼日利亚传媒产业的国家意识日益成熟。英属殖民管辖结束后，尼日利亚媒体在部族专政意识相互博弈中逐渐形成全国性网络并催生了日益成熟的国家意识。1959年，来自西部约鲁巴族的“尼日利亚行动派”创立区域电视广播服务（WNBC-WNTV）。随后，北部、东部与中央政府分别成立了北部广播电视服务（RKTV）、东部电视服务（ENTV）以及尼日利亚电视服务（NTS）。1966年，北方豪萨族军事集团通过政变推翻了第一届共和政府，并将全国划分为12个州后建立了州电视台，有效地削弱了部族分化意识。1976年，约鲁巴族夺取政权，建立了共和体制，并将全国的电视与广播服务划分为尼日利亚电视网络（NTA）和尼日利亚中央广播集团（FRCN），着力促进国家意识的成熟。
在民主变革后，尼日利亚传媒产业的商业意识逐渐增强。民主化制度改革后，尼日利亚媒体产业中商业意识日益增强，逐渐演变为国家和商业意识并存的态势。该时期，商业媒体发展较为迅速，达尔集团（Daar）、银河电视（Galaxy TV）和银鸟电视（Silverbird TV）等相继成立。其中，达尔集团通过旗下卫星数字传输服务不仅为尼日利亚观众提供本土节目，还在英、美、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转播尼日利亚诺莱坞文化节目，成为尼日利亚向外界展示其丰富民族文化的窗口。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尼日利亚广播电视网络依托独有的网络覆盖优势，开始尝试广告制作与播放、节目赞助、赛事转播等多种盈利途径，在内容制作、渠道扩展方面增强了竞争力。
结语
非洲国家传媒产业的层级型演化与自组织型演化共同构建了其演化路径。虽然层级型制度在产业演化临界点的路径选择上作用甚微，但是殖民时期传媒体制的差别还是对后来传媒产业的状态产生了一定影响。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作为当今非洲传媒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传媒产业的演化过程代表性地呈现出层级型演化与自组织型演化对产业演化路径的共同构建作用。南非与肯尼亚同属“直接殖民”国家，两国传媒产业在殖民时期的媒体资源基本由殖民者掌控。但是，由于自组织型制度的影响，两国传媒产业的演化路径出现差别。殖民时期，南非传媒产业中种族隔离在与商业自由的意识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产业进入专制状态；肯尼亚传媒产业则是民族意识在博弈中逐渐占据优势，推动产业进入专制状态。独立时期，南非传媒产业中种族意识在与商业、民族意识相互妥协而催生了国家意识，并推动产业进入市场竞争状态；而肯尼亚传媒产业中的商业意识即使在市场竞争体制下有所增强，但是仍然受到国家意识的掣肘。相比之下，尼日利亚作为“间接殖民”国家，传媒产业层级型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服务于本土民众，因而民族意识在与独裁意识博弈中逐渐占据主导，推动产业进入并锁定在专制状态，直到市场竞争媒体体制的引入才催化商业意识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非洲国家对中非产能合作的舆情研究”（项目编号：16JDGH14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