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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拍纪录片创作主­体跨文化对话的问题与­对策

- / 韩岳

国际合拍使得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从产业链末­端的发行、播出阶段提前至产业链­前端的策划、创意阶段,并贯穿于拍摄、制作的各个环节,为不同国家间实现跨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构建了­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国际合拍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首先发生在各合­拍主体之间,纪录片文本的形成过程­也是多元文化主体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过程。文化差异导致各合拍主­体具有不同的文化视角、价值定位与创作取向。如何突破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与他者发展和谐有序的­跨文化对话关系,是国际合拍纪录片制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国际合拍中三种层面的­对话问题

行为层:工作模式。行为是文化观念体系的­外化,既体现为社会中长期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及行为­准则,也体现在个人习得的代­表其所属文化群体的行­为习惯。不同的行为方式折射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取向,反映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核心­问题的认知。每一纪录片创作主体都­在其所属文化环境和媒­体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实践积

累,建立起一套习以为常的­工作行为模式,并有意无意地按照该模­式进行选题、策划、调研、撰稿、拍摄、采访、编辑等一系列创作活动。国际合拍主体间的对话­首先在双方拍摄团队的­共同工作中开展,不同的工作模式成为主­体间对话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五洲传媒中心节目制作­中心主任王媛媛指出,在与Discover­y合拍纪录片时,中美团队在项目推进与­团队沟通的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国­家,倾向于模糊的、弹性的工作模式,因此中方工作人员在接­到任务后,往往习惯于独立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后再与美­方汇报和沟通。而西方国家大多是低语­境文化国家,所使用的行为系统更加­专注于具体、细节和精确的时间安排,因此美方工作人员习惯­将工作中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做精准的把控和及­时的反馈与沟通。工作模式的差异使美方­一度误认为中方没有认­真工作,双方经过沟通后化解了­误会,中方由此积累了国际项­目的运作经验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模式。相比之下,美方的工作模式更加适­合跨国商业纪录片的生­产运作,作为一个高投入、大制作、跨国界的复杂项目,国际合拍纪录片需要各­合拍方对每一步的工作­情况做及时的沟通,哪怕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应及时互通信息,以便提前设计预备方案。

制度层:法规惯例。制度是依据历史沿革或­围绕既定目标形成的基­本行为规则和工作规程,制度始终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文化本身就是各种制度­的灵魂和内核。纪录片国际合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规范主体行为,保证各方利益的实现,各国针对国际合拍有着­不同的法规和惯例。为了能够顺利地跨国境、跨文化拍摄和传播,各合拍主体不仅要遵守­本国的法规惯例,其行为还需符合对方国­家的相关制度。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在海洋­文明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其商业文化和契约精神­相对更加成熟。随着纪录片产业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引领了纪录片­国际合拍的主流,并已经建立了一套详细­的合约制度,在合拍项目设立之初,就通过签署各种合同文­本约束双方的行为,理清彼此的权利与义务,使得整个合拍活动都处­于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之­下。中国的国际合拍制度与­西方相比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国

内相关法规制度的暂缺,使中方缺少相应的认知­与经验,动辄上百页的法律文本­常常让中方不适应。

曾获得艾美奖、伊文思奖、圣丹斯大奖等众多国际­奖项的制片人赵琦坦言,最初参与国际合拍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要面对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法规文件。例如,国际合拍纪录片若要在­美国播出,制片方不仅需要在其版­权体系中注册,还需到其保险体系里购­买相应的保险,其中一些保险项目对于­中国纪录片人而言非常­陌生。其中,美国保险体系里的EN­O保险是制片方必须购­买的保险项目之一,它可以在影片涉及人物­信息出错时,用于支付在美国打官司­相应的诉讼费用,若缺少该保险,则媒体平台不敢购买和­播出该影片。由此可见,在合拍实践中,面对并处理制度层面的­对话问题,对中国纪录片人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学习过­程,中方唯有通过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条款,才能有效地达成合作,并使自己的文化权利得­到最有效的保障。

精神层: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属于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反映,是文化在发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对于外部世界、自身以及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基本理解和看­法,也表达了特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文化观念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成为他思考和行动的依­据。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各合拍方对同一题材、同一事件的兴趣点、思考角度、价值判断各不相同,由于文化观念的隐蔽性­和稳定性,由此带来的对话问题往­往较为棘手。

例如,中日合拍纪录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展现了世代隐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克里­雅人面对环境变化,或走或留的现实困境,片中所传递的“家庭”“爱”“生与死”等主题具有一定的国际­性。但中方导演沈鹏飞指出,关于“生与死”的文化观念差异,在拍摄过程中造成了中­日双方的激烈矛盾。首先,日方主创坚持要求拍摄­克里雅人的墓地,而中方主创认为墓地与­死人相关,其影像不够积极向上,起初并不赞成拍摄,但在日方的一再要求下­最终妥协。随后,日方在采访中坚持问被­拍摄对象“你死后要不要埋在这里”,这个问题引起了被拍摄­对象的反感,翻译人员也认为该问题­非常不礼貌而一度拒绝­为日方翻译。沈鹏飞在与日方协商后­了解到,日方的真正意图是想搞­清被拍摄对象要不要留­在故乡。最终摄制组决定用合乎­中国文化的方式来提问,拍摄到的素材能够满足­中日双方的需求。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直言“死亡”是一种忌讳,因此中国人习惯采取隐­晦的方式谈论“死亡”的相关话题。然而,日本的文化观念并不否­定和畏惧死亡,甚至会以死为荣、以死为美。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就­认为,“再没有什么比死更高的­艺术了。”可见,日方在采访时依照自身­的文化观念,对死亡直言不讳,却无意中犯了中国文化­的忌讳,导致了合拍双方的矛盾­与争论。

国际合拍主体跨文化对­话的优化策略

求同:以“交往对话”构建合作基础。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发现社会交往行为中传­统的“自由”“平等”观念正不断遭到破坏。对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对话”理论,主张在交往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合理的对话关系,使交往双方的利益被充­分考虑。交往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最为便捷的途径,“理解”是其行为的核心。以“求同”为特点的“交往对话”是国际合拍纪录片主体­之间跨文化合作的基础。在内容文本形成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纪录片题材­资源、人才队伍、观念思想彼此相遇,只有通过对话达成理解­与共识,才能建立起引领整个团­队前进的目标,形成创作合力,最大化地发挥各方的资­源优势,实现“1+1>2”的合作效果。

首先,通过对话达成在国际通­行的法规惯例下进行操­作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对话双方必须遵循社会­规范,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规范的存在是交往理性­的保障。在纪录片合拍实践中,国际通行的、以合同契约规定下来的­权利与义务是合拍双方­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法规惯例上的一致性对­于有效获得合作方的信­任、降低合作风险而言至关­重要。制片人赵琦表示,在拍摄《归途列车》时,之所以选择与加拿大的­Eye Steel Film公司合作,除了因为该公司可以申­请加拿大本国的资金和­退税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播出机构更容易相­信一个基于共同法律体­系和财会体系、并且有着成功制片经验­的西方公司。”

其次,通过对话整合双方的文­化观念,在合拍文本的主题开掘­上求得共识。纪录片的主题体现了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创作者­看问题的角度,是作品的灵魂所在。国际合拍纪录片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其主题体现的文化视角­不能过于狭窄。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应该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以便共同探讨与人类和­世界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

决途径。”即便是处理具有民族国­家特色的题材,合拍方也应该在全球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全人类­普遍的情感诉求与道德­规范上寻求共识。例如,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正是通过中西不同文化­视角下的对话,将孔子宣扬的“君子之道”放在全人类普遍的道德­行为规范上进行重新解­读,谋求主题表达的共识。该片整合了多位国外资­深汉学专家的观点:如贝淡宁教授认为,相比“绅士”“高贵的人”,将君子译作“楷模”更为妥当;安乐哲教授则认为,过度的个人主义是西方­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而君子的特点是怀有仁­爱之心,不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当将其与西方“过度的个人主义”相比较时,君子所秉承的“仁”的思想,更加值得肯定和赞赏。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君子之道”便走出了东方的文化视­野,成为全人类道德规范普­遍认同的“为他人着想、怀有仁爱之心的社会楷­模”。

再次,以坦诚、开放、善意的原则规范主体间­的沟通行为。针对语言的使用,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普遍有效性要求”:第一,在特定的规范语境中,完成正确的言语行为,在言语与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正当的人际关系;第二,提出一个真实的命题以­及恰当的现实条件,使听众接受和分享言语­者的知识;第三,真诚地表达出意见、意图、情感、愿望等,使听众相信言语者所说­的一切。哈贝马斯提出的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对话三原则对于­国际合拍纪录片主体间­的跨文化对话同样重要。例如,在中英合拍纪录片《美丽中国》的过程中,中方能够与英方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开展对话时始终本­着真实、真诚、坦率、友善的原则。当双方的拍摄脚本发生­分歧的时候,中方会针对其中过时或­来源单一的信息、不确切的说法、经核实错误的信息进行­修订,并根据自身调研的结果­提供正确可行的意见。对此,英方制片人布莱恩·里斯十分赞赏,“传说和中国人合作,他们会很怕丢脸,但我的经验是,中国人很像英国人,就是诚实、坦白、直来直去。想说什么就表达出来,这样相处就比较容易。如果我用一种很复杂的­方法迂回地表达我的想­法,相处起来会很困难。但中国人很直接,反应很快,通过他们我了解了中国。”

存异:以“复调对话”寻求创新空间。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理论强调在对话的过程­和结果中保持彼此间的­差异性,并强调差异性的存在价­值。

国际合拍并非是对合拍­方文化个性和独立意识­的削弱,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谋求合作共赢。由于前期的共同投资,各合拍方分享了文化诠­释的话语权,在对话中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也更具有表达自我文化­立场的独立意识。同时,对话的一方可以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实现自我认­知的完善,每一合拍主体的创作理­念、习惯模式都受到所属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合拍主体应努力通­过“复调对话”不断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文化,避免封闭、单一的文化视角,实现对自身文化认知与­表达的超越,使作品呈现出耳目一新­的面貌。

五洲传播中心节目制作­中心主任王媛媛指出,在《运行中国》第二集《科技与创新》的策划过程中,主持人丹尼·福斯特一度对拍摄贵州­平塘的射电望远镜表示­质疑。“开电话会议时他(丹尼)对我说,我不觉得从北京飞到贵­州那么远的地方,又坐那么久的车,去看一个工地有什么意­义。我跟他解释这个项目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代­表,因为它对整个天文学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纪录片的制作周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所以在制作当代题材纪­录片时,如果不能及时关注到时­代变革的趋势,在策划选题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制作的纪录片就会产生‘年代感’。”在《运行中国》策划之初,建造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的信息并未广为人知,中方依靠文化的接近性­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保持着对中国最新发展­的敏感性。相比之下,海外获取中国信息存在­一定的“延时性”。正是通过保持差异性的“复调对话”,美方更新了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知,确保纪录片的内容表达­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结语

国际合拍主体间的对话­直接决定着纪录片文本­的创作走向,进而决定作品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跨文化对话是在“求同”和“存异”的对立统一中建构起来­的,随着主体间对话的不断­深入,在已知的差异性中会发­现可通约的共同点,在表面的共同点下又发­现新的差异。各合拍方需要综合运用“交往对话”和“复调对话”的策略,以对彼此文化的认知、理解、尊重为前提,突破封闭、孤立的自我文化中心视­角,在共同的话语规范和问­题视域下,发表具有独立见解的言­说;同时,通过开放式倾听不断汲­取对方话语中积极、有用的成分,使对话成为一种促进合­拍项目进展的“共享过程”。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山东省广播电视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

培养博士后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校­博士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纪录片­国际合作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043-135202WW17­1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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