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国际传播的新理念、新路径
——2019·中国（国际）纪录片论坛综述
——2019·中国（国际）纪录片论坛综述
2019年4月3-4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电视台共同承办的2019·中国（国际）纪录片论坛在北京举办，来自全球15个国家的120余位知名纪录片专家学者、导演、制作机构高层、节展和媒体负责人出席论坛。论坛期间举行了“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揭牌仪式，启动了“纪录中国”传播工程“新中国70年纪录片全球伙伴项目”，发布了国家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9）》，与会代表围绕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与国际合作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多场研讨。
中外合作成为纪录片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抓手
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指出，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相册，是一个民族的珍贵记忆，自20世纪诞生以来，日益成为记录历史、传播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着历史演进和文明进步的足迹，传承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影视艺术殿堂中的瑰宝，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外纪录片业界共同探讨如何通过纪录影像和国际化表达，解码中国发展，解读中国道路，展现命运与共、行进中的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非常有意义。他建议，纪录片人应从历史的角度、当代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看待70年的中国。蒋建国指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举改革开放旗帜，以高度政治智慧擘画改革蓝图，以果敢勇毅精神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引领中国走上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新航程。这一历史巨变，蕴含着最精彩的中国故事，也是纪录片业界抱有浓厚兴趣的热门话题，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应该成为纪录片创作的富矿。他认为文明交流互鉴离不开纪录片业界的努力和参与，纪录片业界应有使命担当，用镜头记录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在致辞中以时下兴起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为例，结合自身业务实践，阐释了他对纪录片的理解。他认为，对纪录片的认知和定义就像现在看抖音和快手一样，千人千面，说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共识，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尤其是一些普通人生活场景的真实记录，让孙玉胜联想起20多年前，他参与创办的《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生活空间》。孙
玉胜认为中国纪录片追求真实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的，他在讲话中简要梳理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合作史，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合拍纪录片《丝绸之路》，到90年代的《望长城》，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合作中逐渐靠近真实。合作传播是最好的国际传播方式，中国纪录片有了很大的进步，国际合作的方式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但中国现在的纪录片创作离顶级还有一定距离，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找到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好伙伴和最佳合作传播者。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纪录片发展新机遇和新使命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迪士尼全球媒体讲席教授达雅·屠苏基于多年对国际传播和世界媒体版图的研究，分析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如何影响世界传媒格局，以及如何通过媒体向国际观众传播。达雅·屠苏教授认为，目前包括CGTN这样的中国媒体正在积极走出去，也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一定影响。现在的互联网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在不断地“去美国化”，虽然当前互联网领域的传播也是由美国主导的，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互联网机构和丰富完整的互联网产品正在打破这一垄断态势。达雅·屠
苏认为，在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在获得非常快速的发展。“一带一路”会成为中国发展和传播自身软实力的一个机会。“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重塑关于发展的讨论和争论，重塑关于发展的话语，需要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媒体和更多的纪录片传达出来。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关系学院院长杜克雷教授以改革开放40年作为时间跨度，结合多个纪录影像文本案例，从纪录片怎样影响美国对于中国的理解这一角度做了发言。杜克雷教授梳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获得广泛传播的代表性中国题材纪录片，他认为这些影像文本对于美国人认知和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影响。在关于如何通过纪录片讲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故事这一问题上，杜克雷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浩大的项目，但它会涉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纪录片的真实性是传播有效性的保证，纪录片创作需要有好奇心和耐心，找到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故事，并且用故事揭示真相，而且在叙事上要有更多的开放性。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谷川建司以《文化外交时代：美国和亚州》为题，分享了他对电影和纪录片参与文化外交的理解，认为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文化外交政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用电影，包括故事片、纪录片来影响日本。他分析了美国政府与好莱坞电影的关系，认为有些好莱坞电影有意宣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好莱坞和美国政府是在彼此借助，利用电影作为有效工具来开展文化外交。这种借助和依赖关系在战争中和战争之后都是存在的，好莱坞电影行业也因而被称之为“小国务院”。最后，谷川建司认为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电影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工具，能够进行文化外交，政府官员要思考文化外交怎么做，可以把纪录片当成一个抓手。
著名电影导演陆川以《师法自然——在纪录片中传递东方生命伦理》为题，分享了纪录片《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拍摄心得。陆川指出本片的创作初衷是希望通过不同动物母子之间的关系来讲述关于中国人关于生命轮回信仰的故事，表达东方人的生命伦理。陆川认为，自然纪录片，是真正需要师法自然的影像作品。拍摄自然纪录片从操作伦理上，必须时刻有一种尊重的态度。不能投喂，不能人为干预，必须真实记录。这是自然纪录片的操作伦理，也是道德。最后，在关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方面，陆川同样以《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制片经验为参考，指出要“中国故事，国际制作”。中国电影要走出去，一方面，要承载人类共通的情感；另一方面，要借力全球电影行业的优秀力量，共同做一件事。
中国纪录片：“公众时代”的产业新图景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在论坛上发布了国家级“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9）》（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2018年，中国纪录片在政策、市场、平台和公众的四轮驱动下进一步发掘潜力、释放活力，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态势：首先，国家利好政策频出，加持力度不减，市场主体更加积极，投资力度加大；其次，纪录片制作主体维持多元化，IP开发等成纪录片产业化重要抓手，头部产品引发“火车头”效应；第三，新媒体纪录片催生产业新的增长极，“跨界融合”成为年度关键词，纪录片“网生时代”来临；第四，纪录电影票房和产量均达历史新高，类型与题材更趋多元，院线成为纪录片传播新宠；第五，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作用愈加凸显，国际合作加深，成为推动产业发展新动能。中国纪录片产业格局在发展变动中不断呈现新特点、新趋势。依托传统电视纪录片口碑积累，借助新媒体纪录片和院线纪录片新势力，加上在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以及教育、认知、审美等方面功能价值的进一步释放，中国纪录片正蓄力开启“公众时代”产业新图景。
据CDRC不完全统计，2018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投入总计约47亿元，产业整体投资持续增加。其中，各级电视机构投入约27亿元，各级政府机构投入约7亿元，民营公司（含民营制作公司和新媒体平台）投入约13亿元。2018年，能够直接测算到的纪录片行业生产总值60多亿元。但根据CDRC基于新的媒介环境下纪录片边界和类型的厘定，纪录片产业直接经济规模远超百亿。而作为以社会价值优先的文化产品，纪录片所带来的间接经济价值和综合社会效益更是不可估量。CDRC注意到，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自制纪录片，千万元级投资制作作品越来越多，头部作品形成的火车头效应，逐步形成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但纪录片产业收益结构方面，仍存在广告收入占比偏高，版权、票房等其他收入偏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广告价格落实、院线票房提升、新媒体平台变现、延伸产品开发、版权交易常态化等，依然是纪录片产业化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与国际合作：实践与策略
除了主题演讲和主旨发言，论坛现场还设置了四场圆桌讨论，邀请国
内外知名纪录片专家学者、导演、制作机构高层、节展和媒体负责人，围绕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与国际合作等相题进行了研讨。
第一场圆桌论坛为国际制作人代表，嘉宾就如何“讲好我们的故事”做了深入讨论。奥斯卡、艾美奖获得者，导演、制片人柯文斯结合自己的影片《善良的天使》进行分析，认为从个体层面、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让他们彼此靠得更近，不断消解两国的地域文化差异以达到共情和理解，是一种在实践中被证明可行的讲述中国故事的策略。日本铁木真电视公司首席执行官矢岛良彰结合创作实践总结了该公司中国题材纪录片拍摄的成功经验：以发展、动态的眼光看待中国；深刻、冷静地看待中国社会；记录每个人奋勇向前的身姿，这是纪录片想呈现的内容和调性。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副总监史岩结合央视纪录频道的成长总结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经验，认为“中国故事，国际表达”，通过国际合作，使中国纪录片制作水平从选题到制作标准和国际接轨，是一条务实的国际化路子。新加坡纪录片制作人、艾美奖评委王丽凤认为，要讲好故事很简单，就是深入浅出，必须要把不为人知的事情讲出来。美国探索频道亚洲区副总裁魏克然强调“中国制造、世界发行”的理念，因为中国市场现在是最大的电视数字内容市场，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他希望探索频道能融入越来越多中国本地电影人的DNA。优酷视频副总裁干超认为任何传播行为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能够在目标人群中产生影响力，今天5G已经改变世界，中国的互联网文化也在改变世界，需要结合我们新的技术和产业生态，做一些世界都没有想到的新的类型，和用户之间产生关系的纪录片。
第二场圆桌讨论为制作机构代表，讨论以“做我们能做的”为议题，聚焦纪录片的创新合作模式与经验分享。西班牙CropTV制作公司总裁多明格斯认为，中国纪录片要有“全球本土化”的理念，既有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意识。英国Spring Films公司执行制片人理查德认为，要打破纪录片是精英、小众的市场这一不正确的观念，纪录片完全可以有更广的受众。在“如何突破国际联合制作和发行障碍”这一问题上，德国制片人协会副主席克里斯蒂安表示，联合制作要相互信任，分享彼此的制作标准。关于“中国公司做合拍，要做好哪方面的准备”这一问题，中视雅韵文化传播中心总裁陈波亚认为，专业团队、翻译与沟通、经济实力是三个关键点。在“资本的力量给纪录片创作带来的利弊”这一问题上，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晓蒙认为，纪录片行业借助资本的力量的时候还未到来，三多堂挂牌新三板之后并没有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但民营公司要有好的现金流，这点对保障公司良性运营很重要。
第三场圆桌讨论参与者为跨文化交流与跨界代表，他们就“影视的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话题进行了探讨。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认为，文化交流具有差异性、互补性、趋同性三个基本特性。欧洲时报传媒集团总裁张晓贝阐述了纪录片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国外对中国日渐扩大的认知需求。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公司总裁凌立认为，今天中国高层领导人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来达到中国故事的传播，是一个观念上的进步。美国坦普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立人认为，我们的纪录片传播，要有大国自信，要客观反映真实的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创作中心副主任戴波认为，国际传播最核心的是回到人本身，这也是其在纪录片《南京之殇》创作中的深刻体会。要回到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境遇、人的历史、人的奋斗，寻找最大公约数，关注全人类都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纪录片导演夏蒙表示，纪录片人不要对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5G时代的到来有一种恐惧，因为纪录片人的深刻性，专业性是无可取代的，纪录片人的坚守，对纪录片题材的开掘和思考一定会带来跨界传播的震撼效果。
第四场圆桌讨论主要由节展与平台运营机构代表参与，就“我们需要谁，谁需要我”的话题展开讨论。五洲传播中心副主任井水清认为，国际合作其实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平台需要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日本东京纪录片大会主席天城靫彦认为，成功的片子都有着清晰的观点，必须遵循普世价值。德国金树国际纪录片节创始人王立滨从她创办电影节的初衷和理念进行分享， 2016年，有37个国家几百位纪录片人参加金树节，到2018年125个国家的5000多位纪录片导演参加，这个数字说明了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爱奇艺纪录片频道主编伍文峰指出，自2015年起，爱奇艺就引进了大量BBC制作的节目以及其他海外内容，但从后台数据反馈来看，国外故事实际不如中国本土故事，甚至投入产出比是相反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黄海波指出，目前互联网用户数量猛增，凤凰正在积极改进自己的网络平台，上线自己的APP，并采取联合制作，在不同层面上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