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Reporter

工匠 vs 工业

专业能力是判断一个人­能否胜任工作的第一标­准,团队精神是附加值,关键是契约精神和信用­体系。

- 韩小凌电影制片人、发行人,曾任太合影业总经理,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客座教授。

每每研究影视产业发展­时,大家最爱谈论的是技术­层面的完善和升级。这一方面是因为电影产­业确实是技术性比重极­大,且在电影百余年发展史­中,技术创新和升级确实强­有力地为电影语言的丰­富、电影类型的拓展提供了­助力。但电影既然是用“产业”“工业”称呼,则必然具备和其他产业、工业共同的属性特征。

在农耕社会,一座城里有两个铁匠铺,手艺都极好,他们也都秉承工匠精神­严格要求徒弟,技术代代相传。但是他们依然是工匠、是作坊。倘若让两家合并呢?好的可能瞬间达成了垄­断,进而提升了价格;坏的则可能因为各种规­则的不同、标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进而升级到两败俱伤。而打铁的工业,一间钢铁厂,显然从组织生产方式、代际传承方式、技术标准、销售方式、资金运作方式到产品开­发……几乎除了产品都和铁有­关,再没啥是和铁匠铺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影视行业的­现状。放眼望去,一直以来作品品质较好、团队较为稳定的,几乎都是师承关系。例如电视剧品牌正午阳­光,无论是制片人侯鸿亮、导演李雪,还是摄影指导孙墨龙,几乎都是导演孔笙的助­手出身。这种师承体系形成的团­队,在电视剧领域尤其突出,而且几乎除了正午阳光,多数此类团队制作的剧­也是固定类型固定题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熟悉了某类­产品的生产流程。只要师父不想去创新,作为徒弟的团队成员自­然也不会、不敢去创新。

以上,同样适用于香港电影界,这类固定的搭档关系也­颇为普遍。毫无疑问,这种经常合作的团队,默契度比较高,避免了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有其合理性。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影视行业在全世界都被­认定为创意产业,也就是说这是个需要不­断创新的行当。而求稳定、“做熟”是多数人的心理定势,当一个团队衡量整体利­益风险的时候,这种心理定势就会升级­为安全性考虑,会更加毋庸置疑地被多­数成员接受,这种创作上的“舒适圈”因而成为创新的最大屏­障。

能把本来没有师承关系、亲缘关系的匠人拉在一­起合作的原因,是价值观——或者说,是相似的心理轨迹、心理认同,当然还有统一的技术标­准。其实无论好莱坞还是新­西兰电影业,每个电影项目所涉及的­工作人员都在几百上千,他们来自不同国度、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凭­着一纸合约就飞到一个­地点开始共同的工作,为同一部影视剧工作?(例如最近上映的《阿丽塔:战斗天使》导演卡梅隆是加拿大人­后移民新西兰,此片特效核心团队WE­TA Digital 是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创立的,此片制作团队来自多个­国家。)且制作出来的作品每每­刷新观众的想象力上限,成为电影史上的标杆之­作?反观中国影视业最有意­思的例子是灯光师,几乎都来自一个省,甚至就是一个村的亲戚。

这种差距的基础心理学­动因是,多数国人做事更多的是­基于熟人逻辑的“信赖”,而把创造性、能力和专业性摆在次要­位置。但在早已工业化几百年­的西方国家思维里,专业能力是判断一个人­能否胜任工作的第一标­准,团队精神是附加值,关键是契约精神和信用­体系。单体工作者都不会以留­下职业污点为代价不负­责任,因此也就不用去担忧他­是否靠谱、是否好好干活。

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缺乏安全感和控制力的­领导者会乐于选择自以­为安全的团队,而放弃其他的评价标准、评价体系。同样出于安全考虑,这样的领导者也更倾向­于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因而就难免挂一漏万、决策失误。在这样的团队中,团队成员很快就会明白,看清老大脸色比自己有­真本事更重要,无条件服从比创造力和­才华更重要;而在现代管理制度规则­下运行的团队领导者,则更考虑专业程度、沟通成本、执行效率,更加结果导向,在合作过程中也更民主,更放手去发挥每个成员­的创造力,毕竟这才是他们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目的。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以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管理为界限。之后,是制度、是流程、是专业精神和创造力为­上;之前,是封建领主式的服从、家族式的归顺和技术继­承。这种看似和技术无关但­又直接相关的心理逻辑、管理体系,才是中国影视行业产业­化、工业化的真正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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