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

——专访美籍华人传播学者董庆文教授

Media - - 第一页 - 本刊特约记者 邵宝辉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在此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地球村的普遍现象。美国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源地,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领头羊,对世界范围的相关研究有着示范与引领作用。美籍华人传播学者董庆文教授对跨文化传播素有研究,成果显著,已出版著作5部(中/英文),发表论文50余篇(中/英文)。更可贵的是,董教授不仅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更是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他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后赴美深造,先后获得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新闻学院新闻学硕士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爱德华·默罗传播学院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终身教授,兼任美国全国传播学会对外联络部联席主席,并担任国内河北大学和长江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同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山东大学(威海)的客座教授。借赴美访学之机缘,笔者受《传媒》杂志社的委托,对董教授进行了专访。

“只有真正认清事物的本相,理解事物真实的一面,才是真正的沟通” 记者:感谢董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您最初留学美国,放弃在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拥有的稳定工作,一定意义上,就是重新选择人生。当年促使您去美国再次做学生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

董庆文:看到你访问提纲的时

候,我就想起鲁迅当年去日本留学,开始学的医学,后来发现真正治疗人的身心健康,光靠医学并不够,所以他就弃医从文,他觉得文学能真正唤醒人的思想。事实上,每个年轻人迈出第一步上下求索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既能够帮助个人,还能对国家做出一些贡献。我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五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和美国文化开始接触。实际上更早是在北京二外上学时,我就读到美国的报纸World Herald,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等,我觉得是新闻把我和美国拉近了距离。

我年轻的时候也渴望寻求一些先进思想。当时就想学好新闻,用新闻唤起更多人的思考,从而为公众服务,为国家服务。很多时候国内的公众对美国并不是真正了解,有时则是错解、偏见,这些错解、偏见很多都来自于新闻没有进行全面的报道。怎样用新闻媒体使中美有效沟通,使两国的公众真正理解,这是我留学美国学习新闻的动力。因为只有真正地认清事物的本相,理解事物真实的一面,才能达到真正的沟通。

记者;理论上说,如果毕业回到

中国工作,应该能直接促进国内的新闻传播事业。您为什么最后选择留在美国,而不是回到中国?

董庆文:其实最后留在美国是因

为一些非常巧合的社会安排。当时读完硕士,恰好有一个读博士的机会,就没有立刻回国。读完博士以后,突然又有个job offer——工作就有了,于是就计划先干几年再说。但我一直希望为国家做点事情,甚至希望做出大的贡献,所以这几年一直在为之努力,比如作为合作导师接收国内许多高校教师来美国做访问学者,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同济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最近几年与同济大学、深圳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合作,做短期骨干教师集体培训项目也已经五次了。尤其在2016年,与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指委合作,把美国近一万会员的全国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NCA,美国最大的传播专业学会)介绍到中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合作项目。为此,今年我获得了这个传播学会的最高奖项,这也肯定了我为中美传播合作做出的贡献。所以我的这些努力也可以叫“曲线报国”,曲线如果能达到真正的目的也是成功。反之,如果当年回去了,我可能就没有

办法做出这方面的贡献。

“跨文化,跨到一定程度实际上是一个文化” 记者:在传播系办公室有每位老

师的一张照片,照片下面是各人欣赏的名言警句,有点类似座右铭。您的照片下面是孔子的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美国太平洋大学把中国孔子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您的考虑是什么?

董庆文:教育说到底就是育人,

这个方面中美认识是没有太多分歧的,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会发现两国文化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比如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成功,让年轻人变得强壮,让他们有创造思维、活跃思想,最终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些方面都是大同小异,甚至是一致的。孔子“知之、好之、乐之”的观念,美国人也十分注重。美国人常常用一些实践活动,让学生产生认识与爱好。很多科学家说最好的学习就是让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就学了,所以有一种理论就叫play theory游戏理论。基于这种观点,我在教学中先让学生知之,让他们知道,再好之,让他们喜欢,然后怎么喜欢就让他们怎样去做,最后让他们找到自己内心喜欢的课题,这就是乐之的方向。我20多年的教学,正是运用孔子的思想,让学生主导学习,去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在育人上我们中国祖先和美国的教育认知有很多相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采用孔子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记者:还是教育方面——关于新 董庆文:美国高校现在基本保持

三类学院:一类是j-school新闻学院,都是传统的新闻学院,非常硬挺;一类是传播学院或传播系,研究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有时加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传播,一般以人际传播为主导;还有一类是信息和通讯学院,或者通讯和信息系,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成了这样一类新型学院。当然,还有很多地方的院校,因为学校小,不可能三个学院并置,就合三为一了。

新闻传播在美国非常讲究实用,完全依据市场的需求。比如“水门事件”之后——因为水门事件是两个《华盛顿邮报》记者捅出来,最后逼得尼克松总统被迫下台——突然之间,已有的新闻专业学生爆满,因此当时很多学校增设了新闻系。同样,在法律方面有成功案例出现的时候,又会有很多人去学法律。我感觉国内选择专业同样基于这种观念。人们常说做新闻和传媒是一种天性,人们喜欢做这种事情,因为它们具有科学性、趣味性和知识性。学生喜欢这个专业则是因为能在四年中学到很多基本知识。像现在国内市场比较好,新闻学和传播学继续分开,是能够发展越来越完善的。

记者:新闻传播教育在中国近几 董庆文:在美国,这个问题也

很大。像我们传播系的学生,毕业后也不都从事与新闻和传播直接有关的工作。美国教学大纲规定了大学生的基本素质:一是能写,二是能说,三是能想,就是有批评思维。这三点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要求具备的基本技能。传播系学生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训练,毕业后比其他专业学生更有竞争力,所以可以去做其他专业学生所做的工作。比如英语系学生应聘的工作,传播系的可以去做;历史系学生应聘的工作,传播系的也可以做。因为传播学跨越很多学科,同时,传播学本身就没有限定具体的工作,但社 会上大部分工作都可以说与传播相关,比如市场营销、信息代言、公关等,传播系学生都可以做。从这点上来说,传播系毕业生的就业范围确实更大。

还有一点,在美国高校,尤其是私立学校,都把教师教学的分量看得高于做研究,就是把教育学生放在第一位。每个教授首先要能够教好课,然后再说做研究。换句话说,你不能搞好教学,教师最基本的职责就开始消失了。公立学校也是这样的,一般非研究型的高校都是以教学为主,评价体系也以教师的教学成绩为首要标准。这样做的好处是,教学质量有保证,毕业生的素质就会比较扎实。

“好的研究切入点会创造很多机会” 记者:您的行政事务繁多,同时

承担教学任务,科研成果又非常多,并且获得学校的教学科研奖。这些真是非常难得!请介绍一下您的科研经验,以及辅导学生科研的经验。

董庆文:毕业20多年来,我的研究课题和我的两个导师相连接。他们一位是美国专门研究电视影响的专家,另一位是全国专门研究社会化的领军人物。过去这段时间,我的研究主要侧重大众媒体如何影响人们社会化的进程,比如媒体如何影响年轻人的犯罪心理及其危险行为。这些领域以前没有人专门研究和深入探讨。好的研究切入点会创造很多机会,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我有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素养,加上研究方法的训练,做起研究就比较得心应手。现在我也教授一门研究方法课程,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过去的时间里,指导、参与过100多个学生的论文写作。这些都带给我很多的启发和思考,也和学生们一起发表了一些文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扩大了不少研究课题。

记者:这些年中国的学术环境一直

经送道,并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国内新闻学者。您现在是中国多所高校的特聘教授,也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回流合作的现象?

董庆文:引进的华人学者为国内

的新闻传播发展带来了很多新思维、新理念,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认为今后国家还可以更多的引进学者,因为每个学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都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远不够把一个学科真正地发展起来。既然要发展新闻传播领域,就要从心理学、社会学、批评学等学科中全方位的引进更多的学者。每个领域都有很多学者,互相审核,互相评议,这对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

记者:这样就引出另一个问题——

在国内就有这样的说法——全球化和国际化是和美国接轨,实际上就是美国化,一些人认为国际化和全球化不应该是美国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董庆文:很大程度上,中国是

务实地吸收着各个方面、各个地方的先进思想。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并不只是依靠美国的东西。之所以形成“美国化”的观点,也是由于美国学者人数多,英语语言使用范围广,以及目前美国在多数领域取得的领先发展等。我并不是说“美国化”存在,但我觉得美国对世界的影响的确不可低估。事实是很多西方人也在促进“美国中心”的发展,比如,从新闻传播领域看,很多加拿大的广播人员到美国就职,英国做得非常好的新闻人员也到美国就职。所以这并不是单纯的中国人在谈论“美国中心”,世界很多其他地方,实际上也是在这么做。

“系主任、院长常常成为一个协调者,不是独裁者,甚至也不是主动决策者” 记者:至今您在美国担任系主任

职务已经18年,这是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作为华裔传播系主任,有没有一种孤立感?又或者这些年在美国面临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董庆文:2000年时只有我一个华人在做美国高校传播系的系主任,之后可能又有其他一些人,我想说其实没有太多孤立感,反倒是得到了很多机会。其实,我的导师亚历克斯·谭教授(Alex Tan)就是一个亚裔,菲律宾人。他曾经长期担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传媒学院的院长,也是美国第一个亚裔传媒学院院长。当年他是传播领域唯一的亚裔领军者,同时又是一位领导者、策划人。我跟他在一起五年,学业之外,也帮助管理一些事情,他给我很多指导,甚至具体到这件事情怎么处理,那个事情怎么做。那段时间的经历,也奠定了我后来做管理和研究的基础。

这些年在美国,挑战是有的。首先是文化的挑战。因为不是原生文化,所以对人际交往之间、学校内部之间等文化交流有隔膜,所以要做出谁先谁后、谁好谁坏的决定很难。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只能非常认真地琢磨,包括美国教学的特点、学生和老师的特点、社会的走向、公众的观念等,以便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文化。如果不明白美国人茶前饭后的所思所想、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那就谈不上管理。这方面用了很多功夫,可以说是我面临的第一挑战。

第二是原则的挑战。美国社会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永远不能在民主上出问题。很多时候系主任必须征求大家的意见,考虑这个提议是否关涉集体利益,是否可以集体讨论通过,这是非常不同的,因此要用很多时间协调。系主任、院长常常成为一个协调者,不是独裁者,甚至也不是一个主动决策者。当然不是不决策,是一定要在协调大家关系的过程中来决策。

第三是领先的挑战。系主任得 是一个教学与学术成就的领先者。我曾经一年发表了六篇论文,教学方面获得了四个学校级别的最佳奖项。像teacher scholar model,教师学者标兵,这是学校的最高奖,一年只评选一个人,可以说含金量极高,评选标准是既能够教好书,又能够做好学问,能够颁发给了我,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另外,faculty mentor award,育人导师奖,faculty research lecture award,研究讲演奖,也都是每年只评选一人。还有一个undergraduate research mentor award,指导本科生研究奖,也是基于我在20多年教学中,常常带学生到各个地方去开会讲演、发表报告,几乎每年不断,所以学校第一次评选就颁发给我,也是对我多年工作的认可。

记者:除了高校系主任,我知

道您目前也担任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的对外联络部联席主席,请您谈一些相关方面的经验。

董庆文:最近作为NCA对外联络部联席主席,把NCA的国际大会第一次推到中国,这在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因为历来很多NCA成员认为中国的新闻不自由,他们曾经发表过一些宣言,宣称不和中国合作,认为NCA会议绝对不能在中国举行。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软实力协同发展,加上新闻传播方面的长足进步,现在等于已经把这条路打开了。去年夏天,我和NCA主席史蒂芬·哈特莱特教授(Stephen Harnett)受邀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做过报告,讲了中美关系的新格局、新动向、新发展。在未来我希望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能够把双边交流的事情更推进一步。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新闻教育创新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HB16XW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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