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媒的风险管控及其冲突管理

——襄阳日报传媒集团对出版环节风险管控的探索与实践 / 刘志国高翔 牛莉萍

Media - - Content - 文/刘志国 高翔 牛莉萍

白纸黑字的基本形态决定了纸媒面临着更多的出版风险,避免各种险情要靠科学的制度及其严格的执行。从“薄报时代”到“厚报时代”,再到融媒体时代,纸媒的形式、内容、生产流程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对于风险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笔者以襄阳日报传媒集团为例,分析其中的演变,探讨风险管控过程中冲突管理的新方式、新方法。

风险管控制度的演进

纸媒面临的出版风险,可以细分为政治风险、公信力风险、法律风险和品质风险等。人们进入信息时代后,出版节奏加快和内容的不断增多,使得上述风险发生的概率急剧增加,从业人员流动加速也加剧了险情发生的可能。以时间换经验、以经验保安全的风险管控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媒体生态。

作为中部地区的地方媒体,襄阳日报传媒集团的出版风险管控制度来源于传统的编校管理模式。在《襄阳晚报》发展初期,出版的慢节奏和出版数量的有限,使编校人员有了充足的时间安排,记者和编辑对是非负责,校对对异同负责,精编精校成为编校管理的主基调。

21世纪初期,报业市场竞争和读者的需求推动纸媒进入“厚报时代”,《襄阳晚报》经历了周二刊、周四刊到周六刊的演进过程,版面数量经历了单期8版、16版、24版、32版、40版的变化,《襄阳日报》常态单期出版也由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襄阳晚报》比《襄阳日报》更明显感到传统报纸的编校风险控制模式开始力不从心:一是版面的编辑人力投入减少。两三名编辑围着一个版面转、一个标题大家在一起反复琢磨的情况越来越少,4开报纸一名编辑每期负责两个版面成为常态;二是文字检查人员的人数增长与版面数增长不匹配。版面增加了4倍,文字检查人员只是从以前的4人增至6人;三是文字检查人员角色转换。记者电脑写稿的普及,使得校对工作职责编辑化——由“校异同”(指版样与原稿的异同)变为“校是非”,原有校对队伍的政策水平和文字水平难以适应技术进步的新要求;四是这种市场属性较强的社会生活类报纸创建时间短,人员流动大。

200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各报社提出了“全程质量控制”的要求,以制度确保全面把关、全过程把关、全员把关,成为《襄阳日报》 《襄阳晚报》在风险管控制度演进的基本思路。

一是工作性质的重新界定。把校对的职责扩展为审校,采编环节产生的任何一项差错,在被审校发现后,都将受到扣分的处罚。记者主要承担要素及事实类差错的责任,编辑主要承担稿件差错的责任,组版人员主要承担报头、报眉、报底差错的责任,值班领导主要承担舆论导向类差错的责任。审校的计酬方式也由底薪加奖金改为基本工资加绩效收入,绩效成为收入的主要部分,绩效的考核依据就是纠正差错所获得的积分。

二是风险类别的重新界定。襄阳日报传媒集团这样定义纸媒的文字差错:品质问题,即字词句,包括语法、修辞和标点符号的技术性差错;公信力问题,即事实类差错;标题问题,即标题中出现的技术类差错和对内容进行定义中出现的硬伤;重大宣传风险问题,包括政治、政策法规、新闻事实、版面语言等多个方面。

三是仲裁程序的重新界定。审校将每天发现并纠正的各类差错提交给值班领导,由值班领导初步认定后上墙公示,有异议者当天可提出,由值班总编辑负责仲裁。特别重大和争议

较大的问题则提交每月一次的编辑部民主议事会集体研究协商裁定。

按照这一制度,“硬伤”成为风险控制的重点,宣传事故成为风险管控的核心。采编环节和签发环节消除硬伤以减少自己的绩效丢分、安检环节纠正硬伤以增加自己的绩效积分,使大家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能力及学习自觉性不断增强。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对全国189家晚报进行的一次编校质量抽查评比中,《襄阳晚报》排名第13位;2017年,湖北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了一场全省报刊社的编校技能比赛,共评出2个一等奖,其中1个被襄阳日报传媒集团的代表队获得。

采、编、校冲突的演变

传统观点认为,日报一天内要完成所有内容和形态生产的程序,而且每天报纸刊登内容少则几万字、多则几十万字,报纸出点差错是难免的。因此,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规定万分之三为报纸见报差错的控制上限,高于图书的万分之一和期刊的万分之二。

在报纸版数不多且稿件撰写和修改基本靠手工完成时,只要采、编、校、审按照传统的理念各司其职,出版风险就相对可控,各环节之间的矛盾尽管存在但是不会那么突出。而接受少量差错出现的制度,尽管也对超量和过度的差错执行了相应的处罚,但是由于时间和人员相对充裕致使这种情况一般不可能大量出现,这种处罚只可能是象征性的,由此带来的管理冲突相对较少。

进入“厚报时代”初期,《襄阳晚报》编校质量管理依照惯性在传统的制度轨道上运行,但是随着出版风险的不断加大,《襄阳晚报》编辑部决定运用工业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全面质量管理原理, 以“零差错”为目标,对编校质量实现风险控制。

实行全面的风险控制,意味着人人都是风险控制者,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失控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执行“零风险”的工作标准,必然要求每个生产环节都遵循“三不原则”—— “不接收风险,不制造风险,不传递风险”。那么,采、编、校冲突在《襄阳晚报》编辑部出版流程中凸显出来。

一是编校合一使过去的编辑身兼编校两项职责,工作量增加。实行全面的风险管控制度后,编校合一导致编辑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增加2小时左右,这样就会对记者稿件的文字规范和交稿时间提出相应要求,时常会引起记者的不快。

二是工作标准提升,提高了对编辑部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编辑力求在文字表达中既准确又灵动,而审校则因职业的习惯,常常把文字规范放在第一位,岗位角色的不同往往导致认识的不一致。编辑提交给审校的大样要求“零差错”方可不丢分,这种过去不曾出现的“零容忍”加剧了这种矛盾。

三是个人经济利益受损风险增 大,使编校矛盾开始变得相对频繁。晚报编辑部的相关各种制度要求:新闻业务人员每月完成30分(每分基本值为80元左右)的积分方可参与绩效分配。一条普通稿件(C1稿)的基准分为1.2分,编一个普通版(C1版)的基准分为1.5分。同时根据规定,在见报之前如果被审校发现一个引题或副题错误编辑将被扣2分,发现一条重稿、主标题错误编辑将被扣3分,发现一条报眉、刊头、报尾错误划版人员将被扣4分,发现一个要素差错记者将被扣0.5分,值班领导或者审校如果发现一个导向性错误,相关人员将承担10至50分的扣罚……并且如果差错见报,扣罚将是未见报差错的3倍,这个负数得分将分摊给相关人员(包括总编辑)。面对这种严苛的制度,晚报编辑部开始每月都会有3~5名同志因不能完成30分的积分而绩效工资归零,所有的新闻业务人员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冲突管理的方式方法

托马斯(Thomas K W,1992)指出,冲突是一方感到另一方损害了或打算损害自己利益时所引发的过程;人际关系观点认为,群体内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冲突对群体的工作绩效有可能带积极作用,因此应当接纳冲突;辩证观点认为,组织内维持适度的冲突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和持续创新,但冲突过多时,应当设法消灭或减少。

实行“零差错管理”,《襄阳晚报》要求编辑的所有差错都应该是零,有错必罚。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在这种压力下的人员素质和报纸出版质量不断进步更是显而易见。国内不少报社到《襄阳晚报》学习,但坚持落实的寥寥无几。《襄阳晚报》的制度核心是差错监督和扣罚,即由出版流程的下一道工序对上

一道工序进行差错监督,遗留差错的一方会被扣分处罚,发现差错的一方会得到同等分数的奖励。如此一来,新闻生产流水线上的合作就变成了“零和博弈”。

如果按照参与冲突的主体分类,编校质量全面管理引发的内部冲突有以下三种。一是对于员工与编辑部的冲突,《襄阳晚报》主要采取的是协商策略。通过每月一次的民主议事会,弥合分歧,减少和减轻冲突。最初的编校制度是以不接受任一差错为前提的——最初的编校制度规定,每个版面上只要发现一处见报差错,则该版面的编辑得分为零,并对差错进行另外的扣分处理。这一制度的执行,编辑承担了过大的压力,开始出现大量的延迟清样现象,总编辑在处理见报差错时,同样承担着较大的冲突压力。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编辑部对制度做出了修订,即发现见报差错的,不影响编辑的编版得分,但对差错另行扣分。

二是对于编辑与记者的冲突,《襄阳晚报》主要采取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划分责任的方法。即划清责任界线,各自负责。就《襄阳晚报》而言,编辑与记者的冲突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是,编辑部首先明确了两个环节的责任划分,记者对事实部分类的问题负责,编辑对文字技术类部分负责,也就是说事实部分的风险责任归于记者,文字部分的风险责任归于编辑。

三是对于编辑与文字检查的冲突,《襄阳晚报》主要采取的是“第三方认定”的办法。对文字检查每天检查出来的问题,统一由总编辑亲自认定。如果对“第三方认定”不服的,员工可以向编辑部每月召开一次的民主议事会申诉,由各采编部门推荐的员工代表与总编辑一起进行研究协商后裁定。编辑部安排出版部主 任在每月一度的例会上讲解月度重要的和频繁出现的差错,对一些易错问题进行规范,减少第三方认定的阻力。

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襄阳晚报》对“第三方”进行延伸。在社会上聘请高水平的文字工作者和政策水平较高的人士担任报纸的公共编辑对每期报纸进行审读,发现各类差错并经编辑部确认的,按见报差错处理,安检人员将受到见报前差错的3倍处罚。

这套制度移植到《襄阳日报》后,增加了请读者挑差错的社会监督程序。请爱尔眼科襄阳医院在《襄阳日报》上开展“读者挑错爱尔有奖”活动,任何读者发现差错并经编辑部确认后,可获得200~1000元的医疗消费奖励。对于发现的见报差错,文字检人员同样会受到3倍处罚。

“第三方”的延伸,减轻了安检人员和编辑部领导承担的编校冲突压力,同时也使冲突时间延后,不至于影响快节奏的出版流程,冲突也进一步降低。

在推行编校质量全程控制管理制度的前期,剧烈的冲突时有发生,其 主要原因以下几点:一是在于语言文字的规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的工作人员对文字规范的理解并不一致;二是近些年语言文字的演进速度明显加快,现代汉语词典版本更新明显加快,相应的教育和学习跟不上更新步伐;三是这一制度实际是把校对责任前移到采编环节,给编辑记者增加了校对的责任;四是校对本身是一项专业工作,编辑记者的适应和学习需要时间。但是随着在这种制度的激励和鞭策下大家业务素质和提高,人们对这种制度的理解和适应能力也随之增强,冲突的频次和烈度自然降低。

从制度执行的层面来看,《襄阳晚报》采取的上述策略和方法客观上起到了缓冲作用,在编辑与安检之间以第三方来缓冲,在编辑部和员工之间以“众议”为缓冲,在领导和普通员工之间以社会力量为缓冲, 既为大家工作中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渠道,也大大减轻了矛盾的激化。

从制度效果的层面来看,《襄阳晚报》采取的冲突水平是适宜的。虽然采编校各环节最初确实存在较大冲突,但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之后,报纸出版没受到大的影响,一定的压力也提高了编辑部内部的张力,各个环节风险管理的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冲突的次数和强度已经是初期不可比的。编辑部最初为文字检查人员确定的每月必须达到30分才能参与绩效考核的办法经协商后已经取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差错的大量减少,增加了安检人员获得积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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