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中的电视扶贫影像建构 / 黄钦

Media - - Content - 文/黄 钦

近年来,电视荧屏掀起了一股扶贫潮,各类电视扶贫节目纷纷涌现。例如,广西台的《第一书记》、河南台的《脱贫大决战》、中央台的《决不掉队》、重庆台的《聚焦扶贫》、海南台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青岛台的《乡村合伙人》以及东方台即将开播的《我们在行动》,等等。可以说,电视扶贫在当下俨然成为一种电视现象。扶贫类电视节目通过形象、情节、价值观、仪式等要素建构起“召唤结构”,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但这种结构存在对贫困群体的选择性遮蔽、批评性意见的暂时搁置、观众角色扮演的困扰、召唤与应答的失衡等问题,值得探究。

扶贫与电视传播

古今中外,贫困现象从未绝迹,也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但是,受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贫困的态度和认知却并不一致。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至少在宋代以前,贫困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正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贫困或者富贵,不是个体能决定的,而是上天安排、命运使然。一些拒绝富贵的“贫士”往往受到人们的敬重。但是,随着商业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入侵,小到个体,大到国家,贫穷不 再是命中注定,而是无能的表现,无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自清末至民国,在人们的观念中,贫困群体是可耻的、有罪的,是需要救济和改造的对象。而且,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其济贫活动的对象也是有选择性的,类似节妇、孝子这样有德行的穷人会优先受惠,而职业乞丐、无业游民则不仅不应该得到救济,反而应该接受强制拘留和劳动。进入革命年代,贫困的原因被归结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贫穷成为某种具有“悲情”的革命性力量而受到推崇。新中国成立以后,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又一直被定义为“暂时的困难”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牺牲这一代,富裕下一代”的“理性选择”和“神圣使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才正视当时存在的普遍贫困现象,打破了“贫穷光荣”的思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强调生产力不发达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并将带领全国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一项政治承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摆脱贫困,不再只是个体和家庭的内部事务,同时也成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既然“贫”要“扶”,那么,如何扶?不同的归因带来不同的工 作思路,也使我国的扶贫工作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将贫困归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相应地,主要任务便是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因此,扶贫的方式不再只是“施舍”和“救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以县、乡、村为单位的“开发式扶贫”,致力于“造血”而非“输血”。但是,由于自然条件、个体禀赋和资源动员能力的差异,这种行政主导和“大水漫灌”式的扶贫开发并不能解决所有个体的贫困问题。因此,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精准扶贫”,将扶贫工作聚焦到“贫困户”,力争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电视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自然参与到了这项工作当中。由于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以及扶贫工作的重心不一样,加之传播生态的变化,不同时期的电视扶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电视节目谈“富”多,谈“贫”少,主要介绍各地的新技术、新经验,似乎谈“富”就是帮“贫”。如《金土地》《致富经》《乡村发现》等,这些电视栏目因为率先将镜头对准了农村而获得了非常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由于地域发展存在差异以及观众信息渠道的增多,简单介绍技术经验的做法难以持续赢得观众认可。在此背景下,2005年左右,一些电视栏目被迫转向“游戏化”“娱乐化”。如《金土地》直接被《乡村俱乐部》取代,《乡村发现》也在制造“快乐”的名义下多次停播改版。荧屏上,欢声笑语遮蔽了现实的贫困现象,游戏娱乐代替了对贫困问题的讨论。这种局面直到2015年前后才发生改变。2014年2月,广西电视台率先创办《第一书记》栏目,聚焦农村扶贫工作,随后,青岛电视台《乡村合伙人》、河南电视台《脱贫大决战》、中央电视台《决不掉队》等一系列电视栏目纷纷亮相,直面农村现实问题,以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至此,一种新的节目形态——扶贫类电视节目基本形成。

“召唤”:扶贫类电视节目的影像建构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召唤”(Interpellation)指的是将个体纳入权力结构的过程。所谓“召唤结构”,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 不确定点或读者对作品进行艺术想象的空间。与召唤结构紧密联系的两个基本概念是“空白”和“否定性”。“空白”是一种动力因素,是“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的无言邀请”,一个没有空白或者空白不足以引起填补冲动的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否定性”,是指作品对受众“前意向”或“前理解”的否定,换言之,如果一件作品能够照亮受众意识中的阴影部分,让受众看到自己未曾看到的东西,这件作品也就具有了否定性。就电视扶贫而言,其主要目的便是配合党和政府将各种社会力量“召唤”到脱贫攻坚的政治实践中来,因此,扶贫类节目的核心和要义就是要建构一种“召唤结构”,使之产生动员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服务层面。这既是当下扶贫工作的客观要求,同时也符合电视媒体提升传播力的主观愿望。

形象召唤。在当今消费主义文

化时代,社会公众人物尤其是演艺明星的参与能够保证栏目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较高收视率。综观当下荧屏,无论真人秀、生活服务类还是体育竞技类节目,明星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他们或是节目的主要表演者,或充当嘉宾、评委 对场上表演者进行评价,这些都是节目收视率的重要保障。同样,扶贫类节目也充分利用了这一要素资源,将其嵌入到节目的召唤结构中。例如,在河南台《脱贫大决战》栏目中,节目组每期都会邀请一位社会名人深入河南农村贫困地区进行体验,央视主持人敬一丹、“老戏骨”张凯丽、“春晚常客”孙涛、河南老乡张泽群等名人先后应邀成为节目的体验者和观察员。同样,在中央台《决不掉队》栏目中,刘媛媛、黄薇、韩磊、徐涛、郭铁城、李晓枫和高广泽等社会知名人士也相继成为节目的体验嘉宾,实地体验贫困,为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奔走呼吁。脱离舞台和聚光灯的明星们在贫困的农村究竟会遭遇什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名人形象的情境置换带来巨大的陌生化效应,产生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为观众的介入创造了良好条件。

情节召唤。如何讲好扶贫故

事,关系到节目成败。目前国内扶贫类节目的叙事策略主要有两种:一是体验式,二是竞赛式。所谓体验式,是以纪实方式记录下体验者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所感,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即“内聚焦”的叙述策略。所谓“内聚焦”,指的是叙述者在故事内、叙述者信息量等于人物信息量的叙述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零聚焦”叙述方式,其特点是叙述者在故事外、叙述者信息量大于人物信息量。相对于“零聚焦”而言, “内聚焦”能够做到“短、平、快”,非常契合电视栏目周期性地制作和播出要求,同时也使得节目更加真实、亲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体验者与被体验的贫困户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的落差,使得节目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诸多悬念:体验者在农村将经历什么?他能够帮助贫困户脱贫吗?他会怎么做?贫困户会接受他吗?他们的命运会因为体验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吗?种种悬念和不确定召唤着观众跟随体验者一起进入到节目当中。上文提到的《脱贫大决战》和《决不掉队》均采用了此类叙述策略。而所谓竞赛式,是移植了真人秀的情节模式,将参与扶贫的团队分成竞赛双方,设置扶贫任务和行动规则,竞争双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任务,最后按照扶贫成效评出优胜者。这类节目最大的悬念便是:谁将胜出?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青岛电视台的《乡村合伙人》。山东青岛与贵州安顺是结对帮扶城市。2014年,青岛电视台邀请北京、青岛等地的国内8位知名企业家来到安顺市天兴村,分成两个小组在村里居住考察、撰写商业计划书、募集资金并展开内部竞争,整个过程被完整记录和剪辑播出,被誉为国内第一档大型公益类扶贫电视真人秀节目。

价值观召唤。在现代社会,

“贫穷”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层面来看,贫穷都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在官方话语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民间话语看来,“人穷志短”“笑贫不笑娼”。但是,在扶贫类电视节目中,这种“前意识”和“前理解”被颠覆了。在中央电视台《决不掉队》栏目中,我们看到了大量让人感动的鲜活案例,如福建永泰独居深山的一家人,或病或残,生活十分艰难,但任凭扶贫干部如何劝说,不管当地政府给他们创造了什么样居住条件,他们始终不愿意搬离那栋风雨飘摇的老木屋。但让人唏嘘的是,这看似冥顽不化的背 后,却隐藏着兄弟三人对于智障养女的担心与呵护,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朴素而厚重的情感和良善;陕西旬邑的徐淑玲,虽然身有残疾,丈夫去世,但依然孝老爱亲,用勤劳的双手和弯曲的脊梁硬生生地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还有四川昭觉那些因为没有食堂而只能端着饭碗成排地挤坐在墙角进餐却依然坚守足球梦想的孩子们。这些主人公虽然家境贫寒,但善良、坚韧,虽身处险境却依然坚守责任、不忘梦想。更让人动容的是,安徽灵璧县的杨静,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含辛茹苦16载,精心照顾因伤致残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当面对镜头时依然倔强地说:“这个十五六年我能受,下边再有十五六年我还能受,受到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就是不能放弃这个家。”可以说,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他们对于苦难的理解和承担,“需要我们跪下去仰视”。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无疑具有极大的召唤价值和意义,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仪式召唤。从人类学的角度来

说,仪式是一种“文化表演”,也是一个“符号聚合体”。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仪式缺场”的社会,现代人的成长逐渐失去了传统社会各种路标式的人生仪式和规则,不再是一系列程序化和可预测性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充满风险和未知的 过程,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浮躁、焦虑和迷茫。而仪式的意义则在于通过唤起参与者由道德力和道德信念构成的某种心灵状态,从而达到塑造与再造共同情感、共同意识的效果,因而,仪式在现代社会被大量征用。在扶贫类电视节目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仪式的存在——仪式化的场景和程序使得个体苦难升华为国家叙事,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召唤效应,如《决不掉队》《脱贫大决战》等栏目除户外体验实拍之外,均设置了演播厅录播环节。在殿堂般的演播大厅,华灯闪耀,群贤毕至,大家倾听体验者在聚光灯下的深情讲述,感受党委、政府对贫困户的殷殷帮扶,在掌声中,主持人向参与扶贫者颁发公益奖杯和证书。仪式化的场景和流程彰显出集体的力量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重塑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情感。《脱贫大决战》在首季扶贫节目结束后还策划组织了全省年度扶贫人物主题晚会,表彰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

“召唤结构”的问题与反思

在扶贫类电视节目中,电视媒体作为“中介”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不过,与行政机构不同,电视的力量不在于强制或者命令,而在于动员和召唤。它一头连接着贫困户,一头连接着政府、企业、团体、个人等各种社会资源。通过电

视媒体的聚光灯,一个个贫困户和贫困地区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并得到各种帮助和支持,而参与扶贫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得到了一次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因此,电视扶贫无论对贫困者还是帮扶者来说,都发挥了非常好的整合和协调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这种“召唤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贫困群体的选择性遮蔽。有研究

者认为,中国贫困人口正在呈现出类型化特征:一是因居住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耕地零碎、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等外在客观原因导致贫困的农户;二是家庭劳动力少、自我发展动力不足、市场适应能力弱、缺资金缺技术等能够经过帮扶实现脱贫的农户;三是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的特殊贫困群体。这三类贫困户在电视扶贫节目中都有呈现,但问题是,弱者并非天然正义,现实中既有矢志不渝、一心向善的弱者,也有自甘堕落、恶习难改的弱者。而作为大众传媒,电视媒体出于某种价值观召唤的需要,自然会凸显一些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典型人物,屏蔽掉在道德上存在瑕疵和问题的贫困者,从而使他们进入黑暗的无知当中。同时,在贫困群体的选择上,目前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但实际上,由于体制改革、市场风险和个人条件的差异,城市家庭也存在大量贫困人口,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沦为困难群体,同样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批评性意见的暂时搁置。对于

地方政府来说,扶贫工作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如帮扶资源的非制度化供给带来扶贫工作的供需 失衡现象、施政链条中各个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和激励机制导致扶贫靶向“瞄不准”以及客观存在的扶贫腐败问题等。这些现象和问题因为电视节目本身仪式化召唤的特点而被暂时搁置。在一些节目中,应邀参加节目录制的地方领导有备而来,应对自如,贫困户的问题只不过是其政策宣讲的由头和契机,贫困者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都能得到一揽子解决,现场观察团所起到的作用并非质疑,而是帮助宣讲者完善宣讲的细枝末节,被帮扶者所要完成的任务则是感恩。可以说,因为电视媒体的介入,脱贫的“将来时”瞬间变成了脱贫的“现在进行时”或“过去完成时”,而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问题则被完美结局成功掩盖。

观众角色扮演的困扰。角色是

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米德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它是行动个体与社会结构相联系的结点,是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既反映着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和期待,同时也体现着个体的认知、理解和认同。不同的情境产生不同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自然带来不同的角色期待。如果说早期的电视扶贫还停留在简单的信息服务层面,观众只是一般的信息接收者,那么,近年来的电视扶贫则致力于召唤观众参与现实的扶贫行动。我们注意到,《第一书记》《脱贫大决战》《决不掉队》等扶贫类节目在其栏目介绍中基本都提到了“公益”二字。公益代表着一种伦理价值,这意味着节目其实是以这样一种价值观将观众召唤到节目中来,观众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慈善家。但问题是,相当一部分节目展示的是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或者当地的土特产品。先进典型召唤的“学习者”,土特产召唤的是“消费者”。而对于大 多数观众来说,他们既不是来接受宣传的,亦非普通的消费者,他们是在公益的感召下参与扶贫的行动者,这种角色期待与内容传受之间发生了错位。

召唤与应答的失衡。扶贫类电

视节目的产生,其实是政府与媒体之间召唤与应答的结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政府需要借助大众传媒动员和组织力量参与扶贫工作,而大众媒体针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贫困问题也有必要召唤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扶贫工作中,政府有工作部署,媒体有传播规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电视扶贫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扶贫类节目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宣传”。宣传的内容可以是地方政府的政绩、第一书记的功劳、地方产品的原生态,扶贫类节目变成了加长版的扶贫专题报道。媒体嵌入政府结构之中,成为宣传扶贫政策、扶贫成就的简单的传声筒和扬声器。二是电视媒体一味追求收视率,将娱乐元素引入电视节目中,制造紧张、刺激、有趣、搞笑的收视效果,而忽视或无视扶贫工作的艰巨、复杂和长期性。在此类节目中,参与者似乎不是为了扶贫,而是为了赢得比赛;观众似乎不是为了体验贫困,而是为了寻找刺激;电视媒体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扶贫,而是为了提高收视率,这些都是在扶贫工作中需要警惕的。

本文系广西艺术学院2017年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视觉修辞与中国-东盟跨文化传播研究”、广西艺术学院2017年部校共建项目“中国-东盟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争议性议题的视觉修辞研究”(项目编号: 2017CXXL06)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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