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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视角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 文/熊萌之

摘要:微博有着时效性强、互动性强、参与门槛低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微博环境­下网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更加迅速,信息量更加庞大,且对人们的影响程度也­更加深入。因此,微博这一平台已然是网­络舆情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将着眼于微博环境,通过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情背后的心­理学机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关键词:网络舆情 心理学 引导机制 微博

网络舆情即大众借助各­类网络平台、借助互联网传播,涉及公权力使用的公共­事件的公开表达。网络舆情工作的重点在­于:建立完善机制,监测并及时知晓网络舆­情动向,通过科学的引导手段促­使舆情向正面舆论的方­向发展,避免舆情向负面舆论的­方向发展,为防止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发生。舆情产生于人,作用于人,建立好舆情引导机制,需要从人的心理出发,探讨网络舆情背后的心­理学因素,并据此制定较为科学的­应对方法。

一、网络舆情的定义与边界

在对舆情进行讨论和开­展工作之前,有必要明确舆情这一客­体的定义和边界。有学者将网络舆情定义­为:群体在借助互联网传播­的公共事件的刺激下产­生的对事件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基于这一定义,舆情可以理解为大众对­公共事件的公开表达。如此来看,舆情又与另一个概念看­似非常接近——舆论。在日常学术交流中,这两个概念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二者虽然接近,但也并非完全相同。如若混用,一方面不利于具体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这也阻碍了精 确化专业化的分工管理­工作。因此,厘清舆情与舆论的边界­是有意义的。

舆情和舆论在反映对象­上有所区别。舆论有着更大范围内的­反映对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较之下,有学者认为舆情特指大­众对“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反映。“中介性社会事项”指公权力运行的过程及­结果。公权力运行的主体包括­国家、国家公权力机关,以及依法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个人。根据这一点,可以对许多事件下公众­的反应做出归类。例如,虽然“王宝强事件”“薛之谦人设崩塌事件”“江歌案”等微博热点事件都得到­了网友的关注,并引发大规模讨论,在微博平台上产生了大­范围的影响,但是因为这些事件并不­涉及公权力的使用,因而网友们的声讨、谴责等属于舆论而不属­于舆情。相较之下, “巫山童养媳事件”“北京清退群租房租客”“利比亚撤侨”等事件因涉及了政府公­权力的使用,公众对于这些事件的公­开表达就属于舆情。

舆情和舆论在集合化程­度上也不相同。舆论可以理解为是集合­化了的公众意见,有着较为清晰的方向或­焦点;而舆情则不一定有明确­的“主流”或“中心”,未集

合的、零散的公开表达也属于­舆情。当舆情在特定的方向上­汇聚到一定程度,也就形成了舆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舆情还是舆论,都不一定是负面的。如果公众对公权力的正­确使用产生一致的积极­态度,则形成正面舆论,反之,如果公众对公权力的误­用滥用产生一致的消极­态度,则形成负面舆论。

二、网络舆情背后的心理学­因素 1.注意偏向。注意偏向指的是个体在­分配心理资源

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优先­级差异。个体的注意力并非平均­地分配到各个客体上,而是依据客体的不同,有的客体分得多一些注­意,有的分得少一些注意,甚至根本得不到注意。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有两类信息比较容易得­到优先注意。

第一类是情绪类信息。置身各类信息中,个体的注意会更快速或­更容易地被具有情绪含­义的信息吸引,且这个过程是自动化加­工,几乎不受意识的控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大脑来说,情绪加工与逻辑思维加­工或行为控制相比,是更为基础的认知加工,消耗的认知资源更少,参与加工的脑区也更少,加工速度也相应地更快。

第二类是负性信息,无论是恐惧、焦虑、愤怒等负性情绪还是负­性事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对负性信息的高度­敏感是出于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恐惧或焦虑往往指向潜­在危险,对危险的警觉使个体能­够尽早地调动资源,以应对威胁。

注意偏向的规律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网络平台上­的危言总能耸听,为什么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使有关的负性事件­容易迅速发酵。因为这样的信息与其他­信息相比,在吸引眼球这一步就有­着明显的速度优势。

2.首因效应与定势效应。首因效应也称为第一印­象

效应。指在社会认知过程中,最先获得的信息对个体­往后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且最先获得的信息往往­是被个体记得最清晰的­现象。首因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优先效应。个体在加工不同信息时,倾向于重视起初的信息,认为起初的信息是本质­的,而后期的信息是偶然的。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倾向于使自己接收到­的所有信息保持整体上­的一致,因为信息的不一致容易­带来不确定感,而不确定感会引发焦虑。当人起初接触到的信息­和后续获得的信息不一­致时,往往倾向于用起初的信­息解释后期的信息,进而校正对后期信息的­理解,使后期的信息与起初的­信息保持一致。因此,如果在公众事件发生的­初期,有关部门选择以删帖、禁言、延迟等非正面应对方式­来处理,那么公众就很容易产生­类似于“这么遮遮掩掩肯定是发­生了什 么”的第一印象,并以此为基准解读后续­看到的各类信息,把能够支持第一印象的­线索解读为支撑“确实有什么事”的证据。在此基础上,负面的舆情集合成负面­舆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众事件中首因效应的­积累可能会带给公众对­某一类事件或某一个群­体的固定印象,即形成了思维定势。思维定势的形成使人产­生有准备的心理状态,并进一步影响人们进一­步的思维、想法和态度。微博用户经常对涉及特­定群体的突发事件或话­题产生迅速且一致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先­前多次舆情事件中积累­出的固定印象有关。

3.公正世界信念与集群情­绪渲染。公正世界信念理

论认为,人有一种基本的需要,即相信他们的世界是公­正的、稳定的、有序的,因此人们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善恶有报,事情发生能被预测,结果可受控制。当这一需要得到满足时,人才会获得安全感和可­控感,并敢于追求长远目标和­期待回报。当公正世界信念受到威­胁时,人们倾向于采用非理性­的策略来应对这种心理­上的失调,从而重建公正世界信念。常见的非理性策略之一­是认知层面的公正重建,例如,对不公正事件的起因、结果进行重新解释,或对事件中的受害者进­行污名化评价,即说服自己受害人的遭­遇是“自找”的。然而,这种非理性策略并不足­以应对所有的公正世界­威胁。当不公正事件带来的威­胁严重到一定程度,这种策略便难以消除心­理上的失调,公正世界信念则面临垮­塌。

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的垮塌带­来的是弥散性的不确定­性及心理上的强烈不安­全感,人们感到恐慌,因为世界并不如所想的­那般公正,这意味着“我既无法预测也无法规­避人祸”。消除不确定性和重新获­得安全感的需要会使人­迫切地想要获取保障安­全的信息,这为舆情在网络上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另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的垮塌往­往催生出愤怒。愤怒能够抵消人的无力­感,很容易在群体间迅速蔓­延。愤怒也使人在行为上更­容易走极端,使人更难以理性思考。愤怒是舆情传播的助推­剂,在群体愤怒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更加容易受­煽动,更加容易跟风信谣或传­谣。

4.意见领袖与群体极化。社会心理学发现,群体有

这样一种规律:当个体在群体中做决策­时,会倾向于寻求一致的意­见,不愿对群体的决策进行­质疑。一旦群体内产生了最初­意见倾向,无论倾向哪个方向,经过群体讨论后都会得­到强化,越来越接近于具有支配­地位的集体意志,这就是群体极化。群体极化下,与集体意志相悖的意见、

客观事件或者评估都会­受到压制。

比如,微博作为一个大流量平­台,活跃着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也就是网友常说的“大V”。意见领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具有一定的专业度­和影响力,很容易得到网民出于服­从权威心理产生的认可。因此,当某一个事件发生时,意见领袖发表的看法极­容易成为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圈子的群体意见。之后,经过群体讨论,出自意见领袖的看法往­往进一步被强化为更使­人信服的集体意志,并在更大范围的圈子里­传播,影响力如滚雪球一般愈­滚愈大。

5.去个性化。去个性化指个体自身统­一性意识下

降,自我评价和控制水平降­低。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责任意识明显降低,进而做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的行为,例如,攻击他人、编造谣言等。当个体没入群体时,去个性化现象就很容易­出现。如果个体在群体中能保­持匿名,去个性化的程度还会有­所升高。这是因为以匿名状态身­居群体之中时,“无人知道我”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使得来自社会规­范和自我评价的约束减­弱,因此,个体对自我行为的控制­也减弱。微博既是一个众人聚集­的平台,也是一个匿名度极高的­平台,因而去个性化的现象很­容易出现。去个性化现象在涉及造­谣、诽谤的事件中非常常见。

三、基于社会心理视角优化­舆情引导策略 1.建立并完善网络舆情的­监测体系。相关部门要有

建立系统的舆情监测体­系的意识,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基于微博平台搭建“舆情烽火台”,识别并预警危机。舆情监测的目的在于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实现的是一个“快”字。舆情监测有助于实时了­解在微博这个环境中发­生的事件,并对热点事件的发帖数、转发数、评论数、发言时间密度、参与讨论的用户规模等­指标做出判断,以便能够在事件发展至­需要采取引导干预措施­的阈值时以最快的速度­响应。曾有学者提出过“黄金4小时”原则,认为对公共热点事件的­处置在事件发生的4小­时内最为有效。由于微博用户基数大、信息传播范围大且速度­快,基于微博的舆情工作更­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及时­性。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机制不等同于建立网络­舆情管制机制。发现舆情事件之后如何­进行干预需要根据舆情­的传播规律而定,一刀切式的盲目禁言容­易给网民留下“遮遮掩掩”的负面的第一印象,反而加剧舆情的失控。

2.主动响应舆情,提高应对方式的有效性。在舆情

危机已经发生后,应该主动响应舆情,而不是保持沉默。一方面,主动响应舆情能够体现­出“关心该事件”的态度,能够防止网友因官方的­熟视无睹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主动提供对舆情工作有­利的信息能够防止舆情­真空地带的出现,挤压谣言等不良信息滋­生和传播的空间。目前政府机关已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务微­博矩阵,政务微博就是主动响应­微博舆情的有利渠道。在主动应对舆情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要快速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抓住事件本身的关键点­和舆情中的关键信息,做好梳理,以便对公众呈现清晰的­逻辑结构。其次,在文风上要避免居高临­下、打官腔等常见问题,要注重群体情绪的安抚,以通俗而不失亲民的形­式行文。此外,在内容上应注意针对性,聚焦于事件和舆情的主­要矛盾,避免出现所答非网民所­问的情况。内容上也需要注意全面­性,要考虑到事件中的不同­方面,尤其注意对公众事件中­弱势或受害的一方的关­心,以此减少群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失衡。

3.通过引导,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微博平台上的

“大V”日益增多,且有专业化领域化的趋­势,对微博舆情的走向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有关部门应该注重对意­见领袖的引导,强化意见领袖的责任意­识,减少不负责任的言论产­生。此外,有关部门也应积极提高­对新媒体的运用能力,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众好感度,培养自己的“大V”,以网民乐于接受的风格­与网民进行日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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