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落实党管媒体原则的若干思考

Media - - Content - / 申亚杰

摘要: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带来网上信息传播的海量性、互动性和即时性,给传统的媒体管理制度造成了冲击,党管媒体原则的实施面临重大挑战。互联网环境下如何落实党管媒体原则,实现对各类媒体的有效管理,从而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可以从观念、方法、手段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关键词:互联网 党管媒体 新闻舆论 意识形态

党管媒体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党管媒体原则在我国的广泛实践对壮大主流舆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了有利的思想舆论条件。面对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面临深刻调整,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

发生深刻变化,给党管媒体的有效实施带来挑战。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党管媒体原则更好落实到新闻舆论工作中去,直接关系主流思想舆论的巩固壮大,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一、党管媒体原则的历史形成与实现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把党报党刊看作是“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认为其应当真正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列宁1905年11月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公开报《新生活报》的《党的组织和出版物》一文,明确提出和论述了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问题,即党领导和监督媒体的关系,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关系,要求党报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只有按照党性原则工作的报刊才是真正的党的报刊。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价值,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个决定就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红色中华》《向导》《前锋》等多份报刊,在传播革命理论、宣传党的主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特别是整风运动后,《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等党报更加关注群众需求、贴近群众实际,成为宣传党的最新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很重要的就是提出“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强调要由政治家来办报。邓小平同志从维护和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的角度强调党报党刊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求报纸必须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确保我国新闻媒体能够紧紧围绕改革开放总方针和经济建设中心任务,发挥思想引导和政治保障作用。江泽民同志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要求新闻媒体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发挥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胡锦涛同志则突出强调新闻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和媒体的地位作用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处于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坚持党管媒体、党管意识形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把党性原则贯穿到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全过程,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核心就是坚持管好内容、把好导向,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措施保证党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牢牢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动权,确保正确舆论导向。

在主体的社会定位上,明确新闻媒体属于公共事业,由国家兴办,设立审批制,通过主管主办、属地管理等具体管理制度,对党报、党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管人、管事、管资产,实现对媒体机构的有效管理。

在机构组成上,每个新闻媒体均设立编委会,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确保党和政府的指令能够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

在内容把关上,通过设定内容禁载制、编辑审查制、专家评审制、三审三校制以及约谈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等,加强内容审核把关。

在人员管理上,对出版编辑人员和播音员主持人设定资格考试制度,对新闻采编人员设定资格条件,建立新闻记者、播音员主持人的行政许可制度,形成了对从业人员日常的培训机制和对媒体负责人的调训机制,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这些年,随着新媒体的兴起,逐渐将传统媒体的管理方式“平移”到互联网领域,包括在一些网站实行总编负责制,由网站组建内容审核团队,相关内容先审后发,实行常态化网络巡查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不少短板。

二、互联网环境下党管媒体原则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网络技术支撑下的新媒体迅猛发展,打破了由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秩序,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本身和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88亿,网络新闻用户为6.63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6.31亿元,占手机网民的80.1%。由此可见,新媒体已经实现了对数亿网民的传播覆盖,其传播力、影响力已经成为传统媒体的巨大挑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成为网民获取信息、传播信息、交流信息的主要平台和渠道。应当说,互联网发展对党管媒体原则的挑战是全面的、深刻的。

1.互联网聚集的信息内容具有海量无限性。习近平

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产生重

要影响”。与传统社会的信息匮乏不同,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爆炸。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微信公众号已经突破1000万个,其中活跃账号350万,月活跃粉丝数近8亿;截至2017年9月,微博月活跃用户3.76亿,日活跃用户达1.65亿。这些账号和公众号每天生产的信息是海量的,而且许多都具有新闻属性。在此条件下,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对信息进行甄别、评估和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舆论的热点、引爆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我国网民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20~39岁群体占总体网民的70.8%,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7.9%。青年人的社会和生活经验不足、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非理性、煽动性的信息所影响,增加了信息无序传播的可能。

2.网上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交互性。互联网是

开放式的传播空间,仅需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受众既可以进行信息消费又可以进行信息生产, “人人都是记者”“人人拥有麦克风”“全民媒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年来,视频直播、短视频等成为更具互动性、实时性和浸入感的传播手段。74.1%的网民使用短视频应用,但其内容鱼龙混杂,在满足用户自我表达、自我展示、相互交流的社交诉求的同时,也出现很多黄色、暴力、低俗的内容。尤其是一点传播、多点分散传播,类似病毒似的信息传播途径和特点,扩大了信息管控的难度。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网络平台和现实社会之间实现了信息互通、快速接转,形成了大量未经甄别、真假难辨的舆论信息,再通过多样化、互动性的传播方式复加传播,加大了集聚、发酵以及爆发社会风险的可能性,其迅速积累和蔓延,在政府行为干预前必将对社会稳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从当前的舆论热点事件看,首先曝出消息、进行传播的往往都是自媒体,然后 才是部分传统媒体的跟进,传统媒体和有些机关的关注发声往往延后于事件本身在网络空间的发酵。随着互联网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加密传输、差异推送、阅后即焚等传播方式和传播工具,给媒体管理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3.互联网发展对传统媒体管理制度形成冲击。在党管媒体的原则指导下,经过多年发

展,我们已经构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管理法律体系,包含如《网络安全法》《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关于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一批规章、规范性文件,在规范新闻传播秩序、引导正确舆论方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网络媒体的崛起,对传统的管理制度、方式和手段都造成了重大冲击。“人人都可办媒体”“一人可办多个媒体”突破了传统的主体资格审批制的严格要求,尤其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态势下,有些已经发挥各自优势市场化地融合在一起,有些自媒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升级改变产品形态和传播模式,仅通过对主体设定资格条件的审批准入管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的媒体形态和产品形态,出现了一方面新媒体迫切需要合法主体身份但不具备法定条件,另一方面面对非法的网络主体和网络行为执法依据不足的尴尬。此外,传统的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管理模式,也难以适应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用户生产内容”、多向性、互动性等特征,造成媒体管理的及时性和时效性受到削弱。

三、互联网环境下落实党管媒体原则的创新举措

把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牢牢掌握网上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看这个问题,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管媒体原则的认识,积极探索新办法新手段,努力从重微观管理逐步转向加强宏观管理,从重行政管制转向加强协调、引导、规范和服务,从重事前审批、审查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追责,不断创新管理手段,实现对各类媒体的有效管理。

1.赋予“媒体”新的内涵和外延。我国对传统媒体

的管理散见于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如《出版管理条

例》对出版物采取了列举式定义,主要规定了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等六类出版载体,《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等机构和产品形态,《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电影进行了内涵的概括式定义,此外,“互联网信息服务”项下的“网络出版物”“网络视听节目”“网络文化”“网络直播”等概念,或多或少存在某些范围的交叉,但也未必能涵盖目前或者今后出现的所有媒体形态,在对媒体进行监管时,也必然出现法律依据适用的空白。因此,首先要转变观念,将各类新媒体纳入依法管理范畴,凡是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功能的主体或形态,都应当纳入“媒体”的范畴。如自2018年11月30日施行的《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将开办论坛、博客、微博客、聊天室、通讯群组、公众账号、短视频、网络直播、信息分享、小程序等信息服务或者附设相应功能,以及提供公众舆论表达渠道或者具有发动社会公众从事特定活动能力的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纳入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范畴,以外延列举和内涵定义的方式明确适用对象,适应了网络媒介发展的快速变化。

2.推动融合发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落实党管媒

体原则,主流媒体阵地不能丢,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要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媒体,推动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先进技术、成熟经验、现有平台、有效渠道、多样手段借力发展,实现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内容、技术、平台和人才的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增强其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传播的核心竞争力,占领舆论传播阵地。主流媒体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多关注老百姓的事,如对于群众密切关注的食品安全等问题,要“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进行连续深度报道和专业权威解读,开诚布公,打击流言,第一时间利用好主流媒体的优势进行信息发布,对舆论进行有效引导,避免各类传言和谣言放任自流。对于重大事件特别是广受网民持续关注的重大事件,主流媒体要发挥党的喉舌作用,及时准确发声,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吸引、培养和留住人才,建立适应新型主流媒体特点的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建立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凝聚优秀人才,形成丰富的优秀人才资源库。

3.媒体管理要从重前置审批转向重事中事后监管、加大事后惩戒力度。互联网信息海量和媒体数量众多使得

事前审核、事前审批变得愈加困难,要把工作重心向事后惩戒倾斜,对触碰法律底线、违反导向要求的网站和互联网从业者给予明确而严厉的惩罚,降低其依靠违法博取眼球、获取利益的预期,在行政处罚金额偏小的现实状况下,可以考虑采取禁止下载、限制流量、暂停更新等方式,使之认识到法律底线是严肃的、不可触碰的,推动其加强自我规制、自我约束。建立媒体的社会责任考核评价机制,通过行业协会等非官方渠道采取多媒体多渠道的宣传、发布,引导各类媒体规范有序发展。构建多方主体共同管理格局。网站负起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加强监管。主管部门、企业要建立密切协作协调的关系,避免过去经常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现象,走出一条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新路。

4.构建多层级、立体化、多维度的媒体管理法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

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处于社会关系链条中的媒体和媒体行为自然应当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将党的意志及时转变为立法,如对于内容禁载的底线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方向要求,新闻报道、广告宣传等应当各自体现哪些原则、要求。相应的,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责任,除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之外,还应创新多种行政处理手段,如通报批评、警示通知书、“黑名单”通报等,将党对新闻媒体的主导权和管理权落实于具体的法律规定和执法措施。除可以针对不同类型媒体、从事不同媒体形态的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条件、准入程序和管理规范外,也可以从产品角度进行立法,如对于新闻作品的管理办法,对于未成年人节目的管理要求,既可以从行政管理角度提出管理规范和法律责任,也可以从民事权利如知识产权、人身权、财产权等角度设定法律规范,还可以从促进产业发展、构建良好舆论生态角度进行立法,从而构建一个多层级、多维度、立体化的媒体管理法律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4-26.

[2]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J].求是,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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