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的“可视化”:透明性理念在中国的实践

Media - - Content - / 周慧玲

摘要:随着新媒体产业的不断完善,新闻生产开始呈现出“可视化”特征,越来越多的实践主体参与到新闻生产中,使得新闻实践开始大量融合透明性理念,这是新闻产业的最新变化,也是所有媒体人不得不去适应的环境。在新闻生产整体效率不断提升的前提下,也存在很多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如风险管控、舆情引导、紧急公关等。本文从透明性理念在中国新闻生产实践的基础入手,对新闻生产的“可视化”进行全面的分析;结合透明性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对新闻生产的后台披露新闻、“对话”的透明性等进行思考,从而推动实践领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新闻生产 可视化 透明性理念 中国实践

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遭遇着多方面的挑战,受众流失、收益减少、公信力下降,自媒体的兴起也使得新闻职业面临着“去专业化”的冲击。新闻业的转型成为当下学界与业界都在积极探索的热门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新闻生产逻辑也受到质疑: 的方式方法,彻底扭转报道缺位现象,以建设性报道助力新时代法治社会的形成。 本文系2017年度北京工商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互联 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新闻职业规范能否维系新闻生产的专业权威?公众是否仍会轻易相信媒体所宣称的客观与真实?新闻从业者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展示关于他们自身及其实践的信息。

在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逻辑中,新闻工作者被要求与 网+’背景下媒介伦理与法规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jg175213)、2017年度北京工商大学示范课程建设“传播伦理与法规—案例教学”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罗瑞垚.专业法治报道的新闻框架建构——以新京报和南方周末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6(10). [2]范玉吉,杨心怡.叙事学语境下的热点法治事件报道技术[J].编辑之友,2017(11). [3]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冯象.木腿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外界保持距离以维护工作的自主性,报道像是从“黑箱”中生产出来,公众难以看到新闻生产的过程,新闻业因而受到“最不透明”的批评。新闻从业者和受众之间的角色也是明确的,新闻从业者扮演着事实告知的角色,而受众则会回应以不同程度的信任。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受众参与意识的提高,透明性作为一种“新闻工作原则”被提出,意在推动新闻生产过程的“可视化”。互联网时代,应对公众的批评,仅仅宣示客观是不够的,还要让受众了解新闻生产、调查和判断的过程,并且“坦然承认和展示新闻原则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差距”。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明确提出并强调透明性原则,呼吁媒体应当尽可能地公开他们的消息来源和操作方法,以此来应对公众信任度的缺乏。他们认为,这一原则能够替代饱受争议的客观性原则。没有透明性的客观只会越来越傲慢,透明相比于“宣称的客观”提供了更多让受众去相信一篇报道的理由。透明性还体现出新闻业一种新型的特征,它天生和互联网的“开放架构”不谋而合。

新闻透明性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新概念,中国几位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做了一些论述,但尚欠缺相关的实证研究。学界的理论探讨和业界的实务操作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隔断,笔者试图在这二者之间搭建一种连接,以实证的方法检视透明性理念在中国的实践。

一、透明性理念在中国新闻生产实践的基础

2006年,南方周末报社开始出版编辑《后台》丛书,至2010年,一共出版三辑。《后台》的出版宗旨在于: “追寻真相”的真相,“没有表达”的表达。它从一种独特的角度记录了新闻与新闻人、现实与反思者,“一定程度展现了一份影响全国的报纸新闻生产的秘密,展现了一个不断追求的媒体新闻后台操作的真相”。《后台》丛书可以视为媒体将后台可视化的一种主动探索,新闻机构将原本仅存在于内部刊物的业务探讨公开出版,为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媒体运作和新闻话语的视窗。不论是经验、缺憾、差错,还是自省,都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类似的较有影响力的出版物还有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所著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这本书叙述了“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以及节目运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检讨”,不仅有改革过程细节上的回顾,还有许多涉及新闻观念、新闻专业主义范式的呈现。

20世纪90年代,“央视”和“南周”,共同构建了中国新闻业难以复制的黄金时代。这两本具有回忆和总结性质的出版物,对于一般大众了解中国新闻业,具有重要的 意义。

虽然以出版回忆录或者编辑文集的方式来披露新闻生产后台更多是一种事后意义上的追溯,而且可能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但笔者仍然认为这种方式是“透明性”理念在中国新闻业的一种早期实践。毕竟新闻生产后台里的许多东西,例如,新闻人的职业理念、媒体的编辑方针,不会轻易动摇,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所建构出的电视新闻理念,作为一种媒体内部的文化传承,仍然影响着今天的新闻从业者。因而,这些材料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还能够帮助公众从更深层次了解新闻生产的后台。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后,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成为媒体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常用工具,新闻生产的后台披露变得更便利,也更普遍。针对上海青年新闻从业者群体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运用社交媒体披露新闻生产和新闻业后台的情形比较常见,曾有过此类行为的比例达87.6%,其中最常出现的行为是“第一时间披露新闻现场或采编过程中所见所闻”。

在社交媒体上零碎的后台披露,常态化出版的业务探讨文集,如《新京报传媒研究》《南方传媒研究》经常可见的记者手记,或是以特别的方式展现编辑室内部的状态,拓展受众与记者直接交流的渠道……在中国的新闻业界,符合透明性要素的实践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但总体呈现增多的趋势。不同媒体以各自不同的方法推动这些业务实践,虽然主观目的不尽相同,但在客观上使得新闻透明性这样一个尚未正式命名的概念在中国新闻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论是从后台披露还是受众参与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新闻机构的透明性在近年来都有较大的增强,这些已有的探索也将成为透明性继续发展的基础,提供了一种可行性参考。

二、新闻生产的“可视化”:透明性理念在中国的实践

(一)新闻生产的后台披露

在中国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后台披露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比较普遍的情形是在报道后附加记者手记来披露一部分后台信息。此外,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状态及私人特征更多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也有媒体正在探索以相对常态化的方式为受众打开后台。 1.以记者手记披露新闻生产的流程。记者手记,或

称记者札记,是常规报道文本之外的一种补充记述,可能是记者对于报道主题的评论,或是采访过程的还原,以及其他未能或不能被写到报道正文里的内容。新闻文本的书写在行业内通常需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规范,而记者手记则

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记者手记可长可短,没有固定的格式和写作规范。严格来讲,记者手记不能算作新闻报道,但在实际传播中同样具有新闻的某些性质,占据新闻传播的资源,尤其是在一些高关注度和争议性的事件中,受众对于这些“附加”信息是有需求的。一些记者手记的关注度和传播范围不亚于甚至超越了它所“搭配”的原始报道。

在记者手记中披露新闻生产的后台,例如,选题的缘由、采访的过程,以及报道未能完成的目标等,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本研究的访谈中,多位新闻从业者都将记者手记视作披露新闻生产后台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一些情况下,一则报道本身可能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关注度,反而是记者手记引起了公众乃至新闻行业内的讨论和争议。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记者的一篇《记者手记:陈道明席地而坐,为我亲手改稿》,记录了一则新闻报道发表之前陈道明同记者本人商议稿件中部分细节的经过。这篇记者手记在发表之后便引发了公众和媒体同行的激烈争辩,批评者认为,“记者不应抱着追星的心态采访”“受访者没有权利修改稿件”,讨论最终引向了新闻职业规范的层面,这并非记者和发布媒体本身希望达到的效果。

记者手记所能吸引的关注度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记者手记给读者提供了报道之外的增量信息;另一方面,记者手记所涉及的具体采编操作,也成为同行和公众监督的一种路径。

但对于记者手记成为新闻报道的“标配”问题,也有媒体人提出了批评意见,“这在以前是非必要产品,我们是在报道里不方便说的就写一个手记作为补充,现在手记变成了标配”。问题在于,记者手记越来越普遍是否是合理的?在记者手记中披露采访过程是否必要?记者从新闻生产的后台中更多地露出,发表更多感性的表达,是否就意味着变成了“演员”?事实上,围绕记者手记的这些争议,恰好反映的是透明性所代表的新的专业逻辑同传统的新闻生产逻辑之间的对撞。 2.以社交媒体呈现新闻从业者的工作状态。随着社

交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或者他们所在的媒体机构,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自身的工作状态,如“加班了”“完稿了”“收工了”这些编辑室的生活场景在网络上传播开来。这些场景,尤其是媒体以官方形式讲述的记者编辑们的故事,将新闻传播的主体“人格化”,公众和同行能够看到新闻幕后具体的人。“新闻从业者从‘后台’走向‘前台’的过程常与其新闻生产和新闻文本走向‘前台’的可视化过程交织在一起,相互激荡,提升其在公共视野中的可见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2016年6月27日开始连续在微信平台和网页上推送系列文章“我的广播年华”,“记录那些青葱岁月里,和央广一起成长的故事”。一百位供职于央广的新老员工们在这里讲述自己的经历、感悟与理想,从前只是广播新闻里一晃而过的名字在这些故事里变得具体而形象,读者得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作为记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央广工作的体验是什么样的。不可否认,这些文章带有组织传播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宣传和内部文化建设的目的,但这组文章也的确给外界了解央广和广播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是一种主动透明化的作为。

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新京报》利用微信平台发布文章,以快问快答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报道两会是怎样一种体验?”采访记者的问题包括:上会的感受是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为报道两会做了哪些准备?最希望采访谁?等等。正在工作状态的六位《新京报》记者简短地做了回答。这也是一种披露新闻生产流程的主动性尝试,尽管篇幅有限、提问的方向有限,但并非流于形式,对于想要了解两会报道的同行和公众,是有一定的信息量的。

此外,记者本人也会利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一些有关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尤其是对于青年新闻从业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他们的社交平台里常能看到大量和新闻职业相关的内容,甚至是某条新闻信息的提前发布。通常媒体会对员工使用社交工具制定相关的规定,试图区分社交平台使用的工作属性和私人属性,以规避可能的风险。新闻从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进行后台披露的时候,会经过一个“自我审查”的过程。 (二)作为“对话”的透明性

随着互联网带来的反垄断及去中心化的变革,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新闻已愈来愈形同双向与多向的‘对话’而非单向的‘演讲’(任何新闻报道都很难视为最终产品,亦都必须在网络化社会中接受持续的检视、补充或修正。”公众与媒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也是新闻透明性的重要组成。

网络传播状态下,评论和留言是公众与媒体直接交流的最主要渠道。受众可以在网络新闻的评论区或是社交媒体中发表意见、提出问题,也可以参与媒体组织的话题征集活动。

在新闻界,传统的“对话”多是在受众与作为机构实体的媒体之间进行,很多媒体会安排专人负责互动,受众往往不知道与他对话的人是谁。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话”其实是形式上的、不平等的,受众在交流中明显处于弱势一方,也不会对反馈有太多的期许,就透明性的要求

而言,这种程度的对话显然是不够的。近些年,有媒体尝试更直接、更高效的对话形式,或是提供更具体的对话渠道,展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编前会通常是媒体讨论编辑细节的内部业务会议, 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借助新媒体平台将编前会向受众开放。每天下午4点,《北京晨报》会把当天最热门的新闻选题放在该报微信平台微社区,以有奖参与的方式邀请读者对选题进行讨论,吸纳集体智慧,并且在印刷版报刊的A2版开设固定栏目来刊登读者的意见。“开放的编前会”是传统媒体尝试与受众对话的一种新的探索方式。它不仅是一个新的评论空间,也是将新闻操作透明化的一种途径。通过这一渠道,受众不仅能对这些热门话题发表评论,而且可以建议报道的方向、方式,与编辑形成直接的互动。

“问吧”是澎湃新闻开设的一个问答式互动社区,不同领域的名人、达人可以在这一频道发布话题,回应公众关注。这其中也不乏新闻记者,许多记者会设置类似“我是某媒体的记者XXX,关于XXX报道的情况,问我吧”的主题,来回答网友们的提问。提问中,大多数是对话题本身的关注,一些额外的细节或者是同记者展开讨论,还有少部分涉及新闻操作的疑问或质疑。与评论区不同的是,这里的回应者是具体的、实名的记者本人或者团队,而且网友们的提问通常具有比较高的回复率,对话更为实在。

单则报道难以面面俱到地讲述一个新闻事件,而“问吧”则开辟了一种对话式的新闻形态,受众具有了一定的选择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定制想要了解的信息,而非被动地接受与倾听,这些问答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一组额外的新闻。而关于新闻职业操作的问答,则起到了后台披露的作用。也有网友质疑新闻标题的某些用词是否有博人眼球的成分,类似这样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对话式的新闻透明性。也有媒体,如财新,会在网络新闻中为一部分作者的姓名添加超链接,点击之后会跳转到该作者的个人主页,主页中会列出这位作者的历史文章以及联系方式,还设有专门的留言区供受众与之互动,这也是一种将网络新闻平台社交化的做法。

传统的纸质媒介没有办法实现直接的交互,就会采取公开记者联系方式的办法,提供便捷的对话入口。《中国日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印刷版报刊会在每则报道中提供作者的电邮,但这种做法在国内媒体中占少数。对中国多数媒体而言,与受众的“对话”都是互联网化的。也有媒体通过举办线下活动来促进交流,如央视财经频道组织的观众见面会、《中国日报》的读者开放日,还有《人民 日报》的校园行活动等。

三、结语

当前透明性的实践在中国并非系统性的,而是碎片化的呈现。多数情况下,媒体机构或记者个人实现的透明性都是风险可控的,在发布这些信息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把关。但是客观来讲,中国媒体的透明性在互联网时代是大有增强的。

完全的透明不可能实现,前后台的划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是有必要存在的。所以,探讨透明性的边界是推进透明性实践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包括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在内的诸多因素都会影响透明性边界的确立。

虽然透明性还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但研究认为,新闻生产的透明性作为一种实践、一种策略,仍是必要的。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透明性的意义在于实现更负责、更可信的事实叙述。透明性还有助于打破在新闻竞争状态下新闻同质化的困局,它会促成一种鼓励原创报道和独家报道的动力。从文化的角度看,透明性倡导了一种开放监督与自我反思的文化,也体现出对受众的尊重。

透明性是新闻业应对互联网条件下种种挑战的方法之一,而非唯一。透明性可以作为中国媒体转型的一个切口,它所撬动的连锁反应或许能够为新闻业带来更多积极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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