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快转变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都是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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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下,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他亲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为一名卫生政策的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他参与多次医改政策的研究制定,作为主要执笔人承担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编写,参与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对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战略二者的关系,代涛这样解释:“医改重点是改革医药卫生事 业的体制机制,健康中国战略则更多着眼发展。改革是为了更好发展,发展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改革和发展,互相促进协同。从1978年到2018年,40年沧桑巨变,中国卫生健康事业飞速发展。

“自然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涛在大学学习预防医学专业。回忆起选择预防医学的原因,代涛说这是一种初心,“上医治未病”从来都是医学的基本理念,预防为主一直是卫生工作方针。怀着“初心”求学的代涛,正经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发端。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初级卫生保健网等制度,享誉世界的中国卫生发展模式逐步淡出舞台。

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原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基本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

1992年,随着“市场”一词大热,医疗卫生体系也开始向市场化进军。

代涛从90年代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医院管理和政策研究工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改革,他感触良多。“由于多数群众缺乏基本医

疗保险,看病多是自己付费;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更多依靠自己的运行收入发展,人们看病负担越来越重。病人在医院的花费,不仅用在看病上,还要帮医院积累资金盖大楼、买设备。”

随着看病成本的增加,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有群众用 “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形容当时的状况。资料显示,我国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不足30%大幅升到2000年左右的近60%,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卫生筹资的公平性在世界各国排名居后。

1996年底,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 1997年初我国出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的出台非常及时,内容十分丰富,但政府责任落实到位才是关键。”代涛说。

在代涛看来,2000年前的医改是零散的,对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规律认识很不到位。突破性的变化始于2003年春夏之交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在抗击非典的同时,也引发各界对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公益性的反思和讨论。“把企业改革的做法简单地套用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当时有专家认为医改基本不成功。”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决定大幅增加卫生防疫投入,在全国建设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彼时,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讨论甚嚣尘上。

2005年开始,代涛在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期间到各地调研,很多医院 “通过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获得更多收入,以保证医院的运行发展”,公立医院公益性显著弱化,甚至出现“有病没钱看不了病”的恶性事件。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改革在代涛看来,可以算作是一个缺乏科学引导的“自然发展”过程。

保障群众病有所医

病有所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减 轻居民医疗负担,不只意味着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窘迫,更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

1978年开始,依托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农村合作医疗全面瓦解,依托于国有企业的劳保医疗制度也难以为继。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1998年,《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应运而生,要求在全国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为解决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看病就医问题。

与此同时,新一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在紧锣密鼓制定中。在总结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广泛听取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借鉴国

际经验,2009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明确了要实现的改革目标。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等都出现在新医改方案里。“新医改方案明确和强调了政府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特别是投入责任。”代涛解释。

随着新医改的深入,个人负担开始下降,2011年个人卫生支出占总费用的比重为34.9%,2017年已经降到28.8%。至2017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5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不到10年时间,我们建立了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得到释放,也促成了过去这些年医院的发展。”在代涛看来,一方面由于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基本医保制度的不断健全,人民群众病有所医才有了根本保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医改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要从被动医疗走向主动健康,要建设健康国家,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代涛说。

直到如今,代涛回忆起参与编写《“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的过程还印象深刻。“从2008年初开始收集资料,到2012年8月正式出版,数百专家历时4年余,几易其稿,才有了后来的成果。”作为深度参与整个过程的亲历者,现在翻开那本沉甸甸的《健康中国2020》代涛仍感触颇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5年初,健康中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3月健康中国战略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2016年8月,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 出,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根本点,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2016年10月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同时出台《“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医改‘十三五’规划是完成新一轮医改任务的冲刺阶段,而2030规划纲要则是一个新战略新使命新任务的开始。”代涛说。

今年3月13日,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出炉。根据方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单独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至此,推动“大健康”的组织体系逐渐成型。

“健康中国战略坚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加快转变卫生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都是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体现。”代涛解释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

改革是不间断的接力赛。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如果当初不是学习预防医学,如果没有做过医院管理,如果没有做过政策研究,今天我可能就难以全方位深度参与健康中国战略的研究制定,这和当初学习预防医学的初心正好联在了一起。”代涛说。

资料显示,40年前,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65岁,据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婴儿死亡率为34.68‰。《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已达到76.7岁,婴儿死亡率则下降到6.8‰,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向前走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怀着“初心”的代涛、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千千万万受益的中国人民,和改革开放一样,“依然在路上”。

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代涛图/畅婉洁

不到10年时间,我国建立了覆盖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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