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经验抵达卡夫卡式的荒谬

虽然并不自诩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在种种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张近慧从不讳言自己作为“女性画家”的特性，在她看来，男人和女人生而不同，男人擅长逻辑和理性思维，女性偏重直觉和感性思维，而后者，正是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 的精神资源，也是她个人从事艺术创作的心灵起点，她对此很珍视。

在这个因为发展而飞速旋转的时代，面对生活的动荡不安，她曾用文字写下自己内心种种波折：“她睁开眼睛，想翻个身，但眼前的情景使她非常惊讶，她发现自己脸朝下趴

在一个烤架上，长方形的炉架里正摆着许多慢慢燃烧的焦炭，火舌舔着她的脸和皮肤……”这样的叙述，让我想起象征主义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同样的象征手法与荒诞风格，同样被外部世界压榨挤压的心灵焦灼，同样明净的文字和奇诡的想象，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字都是要营造荒谬错位的表相世界，以此来获得对内心世界和个人情感的完整表达。

张近慧出生和成长于中原古城开封，定居于发达的沿海城市广州，这种气候和时空的落差，还有举家南迁的生活动荡，都因为她女性的直觉和艺术家的敏感，在内心深处激起种种难以言传的复杂况味，甚至会有一种梦境般的迷幻感：过往种种无可挽回地永远逝去，未知的一切正以汹涌的方式不约而至，人在骄阳下行走就好像漂浮在雾气蒸腾的水面，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她曾用文本形式记录下自己的种种感受，由一个名叫“梭梭”的形象承载她大部分感觉，在写了十几个短篇小说之后，绘画的形象在这样的梦境和幻觉中呈现出来，虽然文学故事和绘画形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张近慧营造的，是共同的艺术世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以令人费解的方式组合并置在一起，共同营造了令人不安的荒诞场景，生命在被异化的环境中体会焦灼，人像抛物线一样被“意义”的世界放逐，这个世界有着真实生活中的一切，堆砌的物质和纷繁的理论，但也有精神的杂质掺杂其间，人们在满足中怀疑、在渴望中逃 离、在幸福中焦灼，也许，正像那个著名的预言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早些年的创作中，张近慧以各种鸟类作为自己的创作主体，她说这只是一种艺术的直觉，但在我看来，这其中却有某种必然性，因为鸟类的绚丽羽毛的轻盈体态，使它在种种动物中，最有可能是“美”的承载和表达，而它所独具的飞翔能力，使它能够摆脱大地的束缚，成为自由精神的象征，甚至带有某种神性的启示……还有什么样的形象，比一只被囚禁的鸟更能象征精神的折损和禁锢呢？

张近慧的黑白作品《照镜之一》是一只受难的大鸟，它的浑身被绷带捆绑，还有可怕的钉子钉在身上，甚至连嘴也被束缚住无法发声，但它却手举着一面镜子揽镜自照。这样的形象，让我想起在都市中辛苦挣扎喘息的许多人们，他们离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逃离了文化意义上的原乡，在发展的开车道上，匆忙行进中无法“等等灵魂”，个体的一切被弥漫的物欲和外在的标准所规定，个人的精神生活微不足道，受难之中甚至来不及自爱自怜，还要用“他者”的目光来自我审视。

作品《惊飞》体现着作者强烈的女性意识，画作题目即是女性敏感的表达方式。画面中，风吹起女人的裙裾，发散着性感味道的同时，画面主角好像也在瑟瑟发抖，这是女性的美，但这美分明在怀疑和拒绝外边的世界。大鸟和衣裙后方，呈十

字架的金属支架散发着冷峻的寒光，似乎在宣布规则不可逾越，两面错落放开的镜子凝固了这令人困惑的瞬间，作为观者的灰色小鸟平静注视一切……画家本人，以平静的笔触表达令人不安的一切，她从不着急解释，因为表达本身即为解释。

作品《游移》来源于对压抑生活的批判，水面把画幅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水面下，是漫无目的漂浮着的巨大玻璃盒子，鱼在其中漂浮冲撞，生命的力量随时可能窒息，伸展鸟翼的黑色形象静立其上，但这个形象像是黑暗的寓言，又像是绝望的先知，它分明在眺望着彼岸的世界，但观众无法感到救赎的美好，只有某种压抑和禁锢，在这里，面具的形象再次出现了，面具是一种掩盖、一种逃离，但露出的眼睛分明充满交流的渴望。

艺术家似乎在逃离这个被她描述的世界：“脚下路面开始变软，小镇在下陷！跑在后面的人已经纷纷被粘在了地上，就像陷进了沼泽，慢慢被土地吞没”。小说中，她经常描写这样的隐喻，他人也许并非地狱，但外界就是噩梦，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存在，失去归属的人类认为自己是“局外人”，当他需要一种表达来说明自己的异化感觉时，艺术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