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客》：自我超越的努力与困难
/徐洪军
在阅读李佩甫最新发表于《花城》2017年第3期的长篇小说《平原客》时，我们或许会产生一些误读。在读到刘金鼎在洧川中学第一次吃上面包、在德化浴池第一次洗浴时，我们很可能会以为，得了茅盾文学奖并从省作协主席岗位上退下来的李佩甫，要回首自己的童年，探索自己的人生历程。在读到谢之长的“花世界”集团，郝连东山对“纵火案”的寝食难安，刘金鼎操办的“梅庄”以及李德林对自己婚姻的厌倦时，我们或许会联想起前些日子红得发紫的电视剧《人民 的名义》。但是，读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自己错了，获过茅盾文学奖的李佩甫雄心依然，退休了的李佩甫老当益壮，他不仅不想重复别人，他甚至不想重复自己。他写的虽然还是他心中的“平原”，是“人与土地”的对话，但这一次，他要写出的是“平原”上的疼痛，是这个时代的背影。从《平原客》这部新作，我们看到了李佩甫超越自我的努力，也看到了超越自我的困难。
一．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是小说的题记，在正文出现了三次，都在李德林杀害妻子徐亚男之后。第一次，郝连东山到中央党校找他；审问时，郝连东山推心置腹地问他杀妻的原因；被关进监房后，李德林深深地反思自己何以走到了“今天”。绝望中的李德林回答不了别人，也安慰不了自己，反复念叨的似乎只有这么一句：“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我怎么就信了呢？”[1]
李佩甫的很多长篇小说都有题记，如《羊的门》《城市白 皮书》《城的灯》，它们的题记都来自于《圣经》。李丹梦在分析这些题记的作用时认为：“主体想要的似乎就是那种神圣的渲染和依托，仅此而已。如果细品的话，还能体味出一丝超拔的内涵：他希望他的小说，连同其中的人物不仅是作为单纯的故事或者形象被接受的，在宗教的牵引下，他们也具有了某种普世的禀赋”[2]。如果，我们将宗教的意味去掉，这样的分析对于《生命册》和《平原客》的题记也是适用的。在这两部小说中，李佩甫所希望表达的似乎都是一种带有哲理
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不仅可以概括具体小说的主题，同时也可以超脱出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一种恒久的存在。
那么，在《平原客》中，这个题记所要表达的生命体验又是什么呢？通读整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家所要表达的首先是一种生命的蜕变，并希望通过这一具体的蜕变过程写出来自土地的疼痛。李佩甫反复说过：“‘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3]。在《平原客》这篇小说中，这种疼痛的感觉最集中地表现在李德林身上。
李德林的一生有过三次婚恋，却均以失败告终，而且，随着婚恋的失败，他的人生也一步步走向了不归路。李德林与罗秋旖能够走到一起主要是时代的原因，他们婚姻的悲剧也自然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罗秋旖嫁给的是一个时代的理想，是中国的“小麦之父”而不是李德林本人。当李德林接受了副省长的任命，罗秋旖寄托在他身上的理想破灭之后，两人的爱情也就十分自然地随之失去了原有的光芒。他们婚姻悲剧的第二个原因是城乡之间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的差异。虽然离乡多年，甚至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在骨子里，李德林仍是一个农民。他第一次出现时，作者就对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虽然已经是大学副校长，但是，“如果单从面相上看，他的底版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当然，农民也没什么不好，正是对农民本色的持守，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民省长”的情怀，这在他处理“五一九”梅陵麦田大火时表现得十分突出。但是，作为一个与之朝夕相处的生活伴侣，这种状态的李德林显然不是罗秋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大知识分子。“当生活回到庸常的时候，李德林在罗秋旖眼里，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小麦之父’了。她觉得他就是一个土老帽儿，一身烟草味的农民”。所以，她对李德林的卫生习惯、仪表仪态时刻进行着严密的监督和改造。但是，改造换来的却是李德林内心深处的排斥和厌倦，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进家就像是进监狱一样，很是煎熬。最终，罗秋旖选择了放弃，李德林也彻底死心。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罗秋旖不仅要改造李德林本人，她还要切断李德林与乡土之间的脐带关系。在这里，李佩甫对乡土表达了一种比较矛盾、复杂的态度。是乡土成就了李德林，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又是乡土毁了李德林。乡土给了他吃苦耐劳、淳朴善良的秉性，给了他外出求学、成 就事业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了他人生道路上致命的消极影响。在李德林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家时，农村野蛮的闹洞房习俗彻底改变了罗秋旖对农民的认识。她充满愤怒地对李德林
说：“这就是你所说的朴实、善良么？——愚昧！野蛮！流
氓！下贱！无耻！”如果说跟随李德林回乡的经历彻底改变了罗秋旖对农民的看法，那么，李德林父亲的到来则让她产生了与农村断绝一切往来的念头。从小说本身看，李德林的父亲是一个十分谦卑的老式农民，但是他的生活习惯还是让罗秋旖对农村产生了彻底的绝望。李德林断不了与故乡的脐带关系，也就只能了结这桩原本就不怎么和谐幸福的婚姻。离婚之后，罗秋旖送给李德林两句话，道出了他们婚姻破裂的两个主要原因：“我要嫁的是一个科学家，是中国的‘小麦之父’”。“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要切断‘脐带’，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不然，他们会毁了你的”。从后来的结果看，罗秋旖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李德林之所以走上不归路，与他的乡亲有很大关系。但是，一个人切断自己的“脐带”，切断与家乡的一切联系，这无论如何都是残忍的，也是不现实的。于是，在切断与不切断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撕裂的力量，这种力量导致了李德林与罗秋旖婚姻的悲剧，也让李德林在走向生命的归途时一次次地慨叹“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如果说李德林与罗秋旖的婚姻是一出时代的悲剧，那么，他与徐亚男的婚姻就是一出人性的悲剧，他与王小美的爱情就是一出命运的悲剧。李德林在总结他与罗秋旖的婚姻时认为，他们之间的悲剧其实就是一个“强强联合”的误区。基于这样的理解，在开始第二段婚姻时，他就刻意强调了“会照顾人，能跟老爹吃一锅饭”，对于文化水平则不作什么要求，甚至说“哪怕是没文化的，也行”。就这样，在“小老乡”刘金鼎的介绍下，来自梅陵老家的农村女性徐亚男走进了他的生活。结婚前，徐亚男对李德林的父亲尽心尽责，十分孝敬，其生活习惯与李德林也十分相似，这都让他很是满意。但是，李德林没有想到，徐亚男内心的贪婪和虚荣会如此强烈。婚后，徐亚男不仅不再孝敬李德林的父亲，而且不允许李德林与罗秋旖以及他们的女儿有任何往来，从身体上变本加厉地控制李德林，甚至到处招摇、飞扬跋扈，丝毫不再顾忌她与李德林婚前的约定。绝望中的李德林提出了离婚，结果却是被要挟（自杀、举报）、被监视、被敲诈。于是，李德林不再回家，在刘金鼎的安排下，逐渐开始习惯作为一个官员的生活。
从顺城街烩面馆到省会城市的其它二十六家面馆，到高档饭店、五星级酒店，最后是刘金鼎策划的“梅庄”，吃饭地点的一次次变化，体现出来的其实是李德林一步步远离“平民省长”的过程。对于别人的恭维，甚至“万岁”，李德林也经历了从“马上制止”到“不好意思”再到“不以为然”的嬗变，这是“一种‘洗脑’的过程”，更是一种“小麦”“变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与李德林有着“脐带关系”的徐亚男、刘金鼎，还有到“梅庄”参加“吃饭会”的梅陵县老乡，无疑从内外两个方面对“麦子”的“变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李德林的蜕变而言，王小美的出现无疑是一次拯救。在这个女人身上，李德林最终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善解人意、沉静娴雅，但是在关键时刻却又沉着冷静、坚强有力。在酒桌上她就看出李德林“眼里有寒气，心里有淤积”；在李德林醉酒后，又不声不响地将他安排妥当，静待他的醒来；李德林烦躁时能在她这里找到安详，劳累时能在她这里得到抚慰；被“捉奸”时，她显得异常平静，安慰慌乱的李德林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你慌什么？”在李德林被收监后，她顶着“小三”的骂名，到狱中见了李德林最后一面。面 对这样一个能够拯救自己的女人，李德林不禁泪流满面，喃喃地说：“怎么不让我早一点认识你呢？”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一首古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在分析李德林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不能不提到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株被命名为“化蝶”的古桩梅花。这株梅花显然可以理解为李德林的一个象征。从平原农村走出来的李德林，质朴善良、谦和孝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一心回国培育小麦新品种，心心念念的就是“让全国人都吃上白馍”。但是，在当上副省长以后，他却沿着人生的歧途越走越远。这很像那株由大巴山的古桩和天目山的花种培育而成的梅花。为了刘金鼎的官运，它被反复试验、修改花期，放进冰柜、而后解冻。反复折腾的最终结果是，在预定开花的日子，它非但没有开花，就连那“双面卧佛”的花桩也朽成了粉末，葬身在炸油条卖胡辣汤的油锅下，“在炉膛里噼里啪啦、熊熊燃烧”。此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有“一股腊梅的香气在空气里尖叫”，还应该有李德林被执行死刑时内心的呐喊，和来自平原农村深沉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