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光正的光》：那个自带“神性”的追光者/刘静
作为祖籍河南的评论家和作家，梁鸿一直对中原这片土地和人民有着深切的情感投射。由学术场域转入文学场域以来，在她的几乎所有文学作品中，中原乡土皆成为她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地。与同在京城的另外几位河南作家相比较，梁鸿作品中呈现的还乡情结似乎更为浓郁。海德格尔曾经指出：“诗
人的本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她的非虚
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以对农民的理解关怀为出发点，以现场调查、口述记录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农民故事，真实展现了现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其中，《中国在梁庄》更是获得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等荣誉。在此之后，她还著有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以及2017年年底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 “非虚构写作”：用“他说”和“在场”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非虚构写作”这一概念首先被西方学界所引用。相较于国人熟悉的纪实文学来说，非虚构写作更强调创作主体个人性的介入，即允许有个人的情感、意志、视角的进入，题材上并不要求主题意旨的宏大性。“非虚构写作”体现的是个人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分析和思考，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行为。而纪实文学在选题上往往针对重大题材，其中容纳的事件也是确定无疑的，越是客观呈现，越能够符合纪实文学的审美要求。“非虚构写作”最大的魅力来自于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直击现场的。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的这种现场介入的写作方式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鼓励作者实地调查，亲身体验，进而激发兴趣，使作者能带着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一些有特点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通过田野考查，作者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同时能获得最原始直观的感知。
“五四”以来，乡土题材、农民故事，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强项，但是，这些作品大多以作者的讲述为主，而《中国在梁庄》 和《出梁庄记》改变了这种状态，以“非虚构”的写法，用“他说”和“在场”的方式讲述，缩小了不同阶层、不同生活之间的裂缝。作为“非虚构”文学的典型文本，《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就很好地体现了“非虚构文学”的特点，其中遍布着作者对于家乡柔软美好的回忆，同时，作者也以一种忧虑的态度和旁观者的冷静思考表达出她对故乡的陌生感和背离感。这两部作品以作者的故乡梁庄为考察对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了梁庄的变迁与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的生存状况，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关注和思考，引起社会广泛反响。
现在很多人说：“生活比想象和虚构更精彩”，但是，生活并不是先在地拥有比虚构或小说更多的“真实”，现实感并不等于“真实”，“真实”涉及到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和判断本身就存在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极具难度的目标。而“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作者想要尽可能表达“真实”的态度和志向。它向后退了一步，用“他说”和“在场”的方式向读者敞开，也更能引起共鸣。所以，正如李敬泽所说，我们提倡非虚构，并不是仅仅提倡一种文体，而是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这样才能对“吾土吾民”建立一种直接的情感和认识关系。
选择虚构还是非虚构进行表达，梁鸿说，她遵循的是自己
的直觉。当初写《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她说：“一秒钟都没有想过用小说写，因为当年的梁庄，我更愿意用真实的状况呈现出来。”而《梁光正的光》的写作动因，则出于完全不同的起源与思考，梁鸿说：“我从没有想过用非虚构写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太戏剧化，他在我心中活了很久很久，慢慢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也一秒钟没有想过用非虚构来写，特别直觉的选择。”她认为，“梁光正”身上的复杂性、戏剧性和矛盾性只适合虚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他”身上那种捉摸不定却又极为可贵的“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的特质。
真实与荒诞间的异类农民形象
2016年，梁鸿的写作转向了虚构领域，并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这是作者首次尝试虚构小说，她将笔触聚焦在身处吴镇这一“县域”里的生命群体的命运。在《神圣家族》这部作品集中，作者用极其富有诗意的语言描述了12个发生在“吴镇”的人们的命运。这12个故事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镇的某种寓言式呈现。接着，2017年，梁鸿推出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
梁光正是谁？在梁鸿笔下，“梁光正”是一位中原的普通农民。在充满饥饿和动乱的往昔年代里，他有一个除了瘫痪在床 的妻子、年幼的四子、一两个情人、四五个继子和无尽热情。他一厢情愿地将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家人们”捏合在一起，竭尽所能地爱他们，在养家糊口的路上意气风发地一路狂奔、头破血流地反复栽倒、不知休止地周而复始。
《梁光正的光》以梁光正老年执意寻亲报恩为起点，随着梁光正报恩行为的一再重复和失败，几个子女被迫随之回顾父亲如西西弗般屡战屡败、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随着情节的推进，一件尘封多年的可怕往事浮出水面，子女们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的良心和对父亲爱恨难明的情感纠葛。梁光正是梁庄的堂吉诃德，四村八乡闻名的“事烦儿”,却笃信世间一切必遵循“道理”发生；他如同一团孤独的乱麻，热情地席卷所有人，给子女空留下一地烦恼：“很小的时候，冬玉就知道，父亲
喜欢帮助别人。家里总是人来人往，父子吵架、朋友失和、宅基地纷争、告状打官司，凡与嘴有关的事情，父亲都能插上一
杠子。”他是农民队伍里的异类，他愿意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尽 管结果不尽人意，尽管总是被人嘲笑，但他依然努力地生活，想要活得好，活得有尊严。即使住院的时候，他也依然不闲着，将病房变成了展示的舞台，教老人和不孝子女斗争，调解家庭矛盾，批评晚辈的粗心，为住进来的病人打气。可以说，除了睡觉、昏迷和极为痛苦的时刻，其余时间，他都在忙着为大家操心。他是“事儿烦”，弄得家属们“避之惟恐不及”，病人们“只好斜侧着脸，假装听的样子”。但他永远有让別人无法反驳的道理与坚持。他的子女们对这样的父亲也无可奈何：“父亲
的名声已经败坏。父亲不务正业、不好好种庄稼，父亲好大喜
功、惹是生非，父亲敢说敢骂、爱出风头，父亲热嘲冷讽、蔑视那些勤勤恳恳的人，父亲那身终年不变的白衬衫，都早已让人们看不惯。”这样一个叫人捉摸不透的有些魔怔的父亲，就像 他身上的那件白衬衫一样，看起来与他格格不入，招人嘲讽、惹人非议。他是传统社会人情的反叛者，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农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农民。
不可否认，梁光正的身上有“神性”的光辉，尽管他一生都被人看不起，邻居嘲讽他，就连儿女也都不理解他，可他是乡土社会中少有的坚持自我的人，哪怕是自我的缺陷。这个追光者终其一生，都渴望获得属于自己的高贵和尊严。虽然如此，现实生活中的梁光正是个有缺点的农民，爱折腾的农民，他的一生做什么都不成功，他总是穿着与农民身份格格不入的白衬衫，满嘴跑火车说着能引起女人注意的段子，甚至因为风流韵事，不断被打出永久的伤痕，动不动就走南闯北干点“投机倒把”的生意。那些投机倒把的生意并没有让他发大财，丰收
的麦冬没有卖出去，蛮子跑了，油菜地黄了。儿女们对他的怨言由来已久，怨他间接害死了他们的母亲，怨他给他们找了后妈，怨他不够正经的生活作风和一屁股还不清的风流债让他们在人前抬不起头，怨他一天到晚只想着旁人，怨他花了许多冤枉钱去寻找那些毫无意义的“亲”，怨他的执拗怨他的顽固，怨他不为他们着想，怨他一事无成和无足称道。但是，在经历过种种风波之后，梁光正依旧是梁光正，这个已从风流到佝偻的男人没有因为子女的哭诉、埋怨改变自己，他依旧我行我素，依旧以各种姿态和命运负隅顽抗。
从白话文学以来，中国的农民形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脸谱化和观念化的倾向，远的不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成了励志典型，《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成了乡土传统人伦秩序的维护者的象征，所以，总的来说，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总是历史的注解者。但梁光正不同，他从开始就是一个历史的局外人，他几乎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与历史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梁生宝和高加林是当代史这幕大戏中的悲喜剧角色，梁光正就是一个试图进入到这幕戏剧中但是却一直没有进入的角色。他像是在排演的时候，从历史的大手中掉落的尘埃。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光正就要成为另外一个阿Q，他的白衬衫提醒了我们，他是被现代所“改造”过的人，因此，他更像是一个当代的堂吉诃德。他在“现代史”中形塑了自己的观念和身体，然后，按照这种观念去行事，结果却发现这现代史不过是一部骑士小说，他着急地去追逐、去模仿，结果是彼此渐行 渐远。
梁光正这个历史中的失语者，在作家梁鸿的笔下成了一个充沛的生命力的象征，他一直歇不下来。农民梁光正是新鲜的，他就像一个人类学标本，在大家兴致勃勃以致惊讶感叹的观看中，充分、细致、一刻不停地表演。这就是梁光正的光彩。梁光正的动能是天生的，他是一枚不抽自转的陀螺，是一台不需外部发力的永动机。
这样一个人，他善良但也充满欲望；即使被生活重负压得喘不过气儿，他也要粗暴表达自己的欲望；虽然他一次次伤害身边的人，却也粗枝大叶地爱着身边的人；他不想屈服、爱折腾却又无能为力只能顺从命运。正是人性的魅力和人性的种种挣扎，让这个人物具有了神性的光辉，同时，梁光正这个人物，他身上的光辉和卑贱是无法剥离的。评论家李敬泽在看后给予这样的评语：“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
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
孩童是破坏者。他对自己说，要有光，于是他的生命分出了明亮与晦暗。”在现代性的农民形象谱系中，这是个“新人”，其 意义颇费参详。我们不必急于界定他，他也不一定仅仅只是农民，梁光正的光或许就在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身上。所以，让我们先认识这个活生生的人，认识有趣的“这一个”。 中国式的情感交流
身为文学评论家的李敬泽对梁鸿在《梁光正的光》中对家庭关系的书写很感兴趣：“前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
都属于其父母七八十岁，本人差不多我们这个岁数，兄妹六
个，这真的是中国式家族，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中国式家族。它肯定不是巴金的家族，当然更不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家族，甚至这样的家族是缺乏经济基础的，这样的家族是在物质匮乏基础上构成的，因为凡是这样的家族一定都是这一家子穷过来的，父母总共挣一百多块钱，把兄妹五六个拉扯大。但是兄妹五六个，包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个戏可大了，爱恨情仇、相互伤害、相互纠缠但又永远撕扯不开。所以我朋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着谈着他恨不得就要流眼泪，说起来他们的姐姐当初怎么对他，他妈又怎么对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他们家的屈原，忠心耿耿……梁鸿在这部小说里面给我们提供那兄妹几个和不靠谱的爹之间非常鲜活的书写，既是相互伤害，又是相互依靠，又是离不开。
这样的家庭，它一定是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才能经历。80后不可能经历这样的家庭，90后更没有。但是这里面所包含的丰沛的、丰厚的令人百感交集的那些人性内容，我们和我们的亲人、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之间的那些丰富的人性内容，我觉得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够领会。” 梁鸿对“中国人的情感交流”问题长期关注，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就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
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
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每当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具体到小说《梁光正的光》，整部作品是从梁光正的四个子女的视角展开的，人物与人物间的情感矛盾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推进故事的发展，而且担负起了构建不同角色个性的重要责任。这种相互伤害又相互依靠的关系，构成了展现典型中国式家庭的情感勾连方式的基础。梁光正的举动，那些蛮横倔强的努力，以及他对非常微薄的每一份情感的珍视和渴望，也同样影响着他的儿女他的整个家庭，或许还影响着很久以后很远之外的某些人某些事。软弱无能的勇智，做事情虎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像极了他一事无成的父亲。他埋怨父亲，从来不好声好气地和父亲说话，一言不合就摔门、踢身边一切可踢的东西，他要通过这些动作来表达他的怨气，他对父亲的不满。可是，当他看着父亲佝偻的腰、凌乱的头发和衬衫前襟的几块油斑的时候，会莫名觉得父亲可怜，看到父亲不听医嘱依然喝浓茶吃辣油的时候，他会对父亲发火。这些细碎的爱都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书中的矛盾冲突和高潮,基本上都来自于梁光正与大女儿冬雪之间的语言冲突，尤其是在医院中冬雪对父亲和继母蛮子的哭骂，更是全书剧情的高潮所在，在这里，长长的三段文字，没有标点，一气呵成，先对父亲抱怨，埋怨他没有责任心，一事无成，诉说她作为长姐的辛苦；接着控诉蛮子，说她害死了母亲，毁了弟弟；最后怀念母亲。这样层层递进，展开她的哭诉，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她的委屈、对父亲的抱怨、嘲讽，甚至从中感受到了一丝恨 意。作为女儿，她对于父亲的爱更多的是以一种无休止的唠叨来展现，虽然聒噪，却也藏着爱。面对父亲的无理取闹，最气愤的是她，最先妥协的也是她，对于冬雪来说，她有多恨父亲就有多爱父亲。而冬玉的懦弱胆小也是由这样的家庭造成的，即使这样，“只要父亲召唤，排除万难，雷打不动的来”。就连继子小峰，虽然表面上看着淡淡的，可心里也对梁光正有一份牵挂。
一路的成长，一路的阴影，每一个已经成为中年人的孩子，在回忆里或多或少都有梁正光这位父亲不同方面的“背叛”，他对身边每个女人的珍惜、他对每个所谓恩公的报答、他对每位陌生人的帮助，都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对家庭和孩子应有的关爱。然而，“他们比他们想的更思念梁光正，他们比他们
想的要更快适应没有梁光正的生活。”就连一向倔强的儿子梁
勇智在父亲去世后，梦见父亲走路有点瘸，赶紧跑到坟上去看，他发现：“他们去年春天栽的两棵树死了，坟头的四个石
凳和石桌也有点下陷，整个儿往坟里面倾斜。梁勇智一下子流了泪。怕是这些石凳压住父亲了。父亲疼啊。他感觉自己的左
脸也很疼，那是梁光正的疼。”原来这些爱，深沉得被日常生 活掩盖，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