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爱一个远方的人，要比爱一个身边的人容易得多。

在电影《三块广告牌》中，女主角海耶斯夫人家庭遭遇了极大的不幸，女儿被奸杀，凶手还没找到。她自己的婚姻也不幸福，和前夫离婚后，自己一直单身，前夫找了个很年轻的女朋友。

她除了抱怨，似乎一无所有。怼天怼地最多是令人反感，但是，怒烧警局可是犯法了。幸好，“小矮人”救了她，使她免于坐牢。

“小矮人”要请她吃饭，她没有理由拒绝。但她声明，约会吃饭可以，上床不行。一起吃饭的时候，冤家路窄，偏偏遇到前夫和他的小女友。电影中并没有交代海耶斯因为什么和她的丈夫离婚，但她那“怼”天“怼”地的性格，估计丈夫也受不了。夫妻关系肯定不和谐，吵架、埋怨、猜忌，是免不了的。

中国哲学讲，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孔子讲：“阴阳之道，发端乎夫妇”。中医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夫妇到了相互怨恨的地步，阴阳自然不和了，家庭关系还能和谐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海耶斯夫人播种的是抱怨，收获的也不可能是友好。“两人自是，不反目稽唇不止”。前夫显然瞧不起她，嘲笑她的新男友——“小矮人”。她也惟恐周围人知道她的男朋友是“小矮人”。一遍遍地解释：我和他，只是一起吃饭而已。其实，越描越黑。谁也不傻。谁也别想欺骗谁。

“小矮人”不屑地对她说，你竟然瞧不起我？一个离婚女人，和全世界为敌，居然还有优越感？差点说，你就是另类的祥林嫂了。原来，海耶斯看不起“小矮人”，实际上，“小矮人”更看不起她。看来，身上充满怨气的海耶斯，连个聊天的朋友都没有。

也许，婚姻中不幸的女人，多少都带点怨气的吧。这让我想起刚看的日本电影《生在幼子》。

日本电影编剧领军人物荒井晴彦，根据作家重松清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生在幼子》，讲的是离异的男主人公（信）和带着两个女儿的离婚女子（奈苗）组成了新的家庭，因为幼子即将出生，一石激起千层浪，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到最后壁垒消弭，一家喜迎幼子。

随着日本离婚率的提高，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从离婚到单身与单亲家庭，已开始转移到家庭新组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该如何处理再婚者之间的婚姻？如何让两个原本不相关的家庭进行融合？如何解决之前婚姻的遗留问题？各种家庭现实问题集中在一起，看上去是描写日本社会，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也颇有启发。

荒井曾经对媒体谈到过改编的源起：“原作里，主人公下班在电车里用耳机听詹姆士·泰勒的《你的朋友》，歌词是这样的：只要你呼唤我的名，我将无时无刻地奔往你所在之地，无论春夏秋冬。那会儿，我的女儿刚好小学六年级，快上中学了，与我近乎分居状态，我们能否也成为朋友般的父女呢？这让我迫切地想把这部小说写成本子拍成电影。”

日企文化是一种搏杀文化，竞争比较残酷。《生在幼子》主人公信，一点也不像油腻中年男，而是很拼，在这种搏杀文化中求生存。明明很努力了，面对更努力的人，他还是被降级、贬到仓库工作。你看他每天上班的节奏，多忙啊。一直在赶时间。

记不清谁说的一句话：“农耕是文化之母，都市是文明之母”。很有道理。你看，每到春节，媒体都会讨论年味，话题总

离不开“从前过年如何如何热闹，如今年味淡了”。这样的讨论其实很肤浅，淡的又何止年味？地方戏淡了没有？剪纸淡了没有？年画淡了没有？吃饺子的味道淡了没有？但凡和人情世故扯上点关系的，哪一样没有淡？人情淡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了，这才是根本。时代不同，农耕时代大家钱虽然不多，但是互助友爱、人情世故，比都市文明时代浓多了，根本没法比。现在人哪一个不是匆匆，再匆匆，匆匆回老家，匆匆赶回来上班，匆匆吃饭，匆匆访友，忙得连顾影自怜的时间都没有。 哪里还有闲情去忙活腊八粥、糖瓜粘、炸豆腐、杀公鸡呢？

犒劳自己都没有时间，一年忙到头。快了，还要再快，据说现在连地球自转的速度都加快了。忙得啊，都没有时间生病。

说回《生在幼子》主人公信。工作上，他的运气可以用“丧”来形容。家庭中，现任妻子怀孕了；继女薰正处在叛逆期，死作，觉得自己“多余”，而且提出要求“我要见我亲爸”；前任妻子告诉他自己的现任丈夫患了绝症，活不久了；信心乱如麻，对现任妻子发脾气“要不打掉孩子，干脆解散”；小小的惠理子还不知道自己是继女，天真地追问信的亲生女“你怎么会和我爸爸在一起？”

眼看着家庭出现裂痕，大有走向分崩离析的趋向。

德蕾莎修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爱一个远方的人，

要比爱一个身边的人容易得多。是啊，人性是复杂的，生活中 有的人更看重为什么，有的人更看重感觉怎么样，大家其实都累。重组家庭尤其累，因为大家本无血缘亲情。让一个人从容地去爱一个没有血缘的家人，真的挺不容易的。有时候，你必须克制、隐忍。那个男主人公信无论内心多么波澜壮阔，做着一个分拣员的工作，也要穿得体体面面上班。不能简单用一个“装”字来形容。一个成年人，不是上有大小有小这么简单，可能还有一个家庭要负担。中年男女，谁的压力都不小。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日前一个朋友曾经给我讲他家的故事，说他爷爷退休的时候，不过是个副科级，退休金每月4千多元，连个房子都没有，就在外面租房住。但他今年去世的时候非常安详，享年88岁。他生前没钱没房，只有一份退休金作为生活费。晚年，请了一个保姆，那个保姆和他在一起久了，日久生情，两个人也没结婚，就那么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不是老伴，胜似老伴。因为没有房子，没有家产，所以双方家人也不干涉他们，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了。

相比之下，这个朋友的外公晚年可真惨。他外公退休的时候是处级，家里有两三套房子。在当地算是有钱人了。有儿有女，四个孩子。老伴去世之后，他一直想再找个老伴生活，但每次都遭到子女的反对，说丢人啦、不好看啦，其实，无非惦记老爷子的房产。他最后几年，很孤独，但无奈，没有一个子女真正理解他。有房产，反而成了他寻找幸福的羁绊。他自己到老都死死抓住遗嘱，抓住房产证，他觉得这样才是“有用”的人，才有“利用”价值，才能换来子女来看他，才有安全感。殊不知，这些东西反而让他活得更加不轻松。

再婚的家庭组合中，有“无血缘的家人”，也有“有血缘的

他人”，大家突然间生活在一个房子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方便说出来的尴尬，各自敏感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和谐的假象。哎，婚姻制度设立的初衷，原本是为了摆脱孤独的困境，想不到，没有家的人孤独，有家的人同样感觉孤独，这种孤独甚至 比一人的孤独要强烈得多。

所以呀，我们无论对《三块广告牌》中的女主角海耶斯夫人也好，还是对《生在幼子》主人公信也好，只能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换位思考，否则，还能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