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喻和精神维度的新突破
《已卯年的雨雪》不同于战争小说传统的基调，不单单控诉战争的无情和残酷，其中更多的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延续。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是不同的中国文化符号，具有隐喻的色彩。
小说里的左太平和左太乙两兄弟，从名字看来，就代表了两种传统的中国思想：儒家和道家。左太平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他象征的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他坚守的原则，他仰慕左宗棠身上古人的高洁大节，热爱经世致用之学，做事作风强硬。面对战争危机，他带领着乡民“大股敌来则避，小股敌来则斗，敌进则断其归路，敌退则截其辎重”，与祖宗庐墓共存亡，不离乡土，不辍耕作，捍卫乡土。但是他也看不上祝奕典这样跑江湖的人，他更多的是循规蹈矩，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牺牲自我，具有高度责任感，但是面对自由恋爱这样的思想又有贬斥。
左太乙的名字就充满了道家风骨，太乙与道家的思想有关，“初始”是道家的宇宙观，后来成为道家学说的一种。他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左太乙以自身的行动践行清净无为，他迷恋荒野的茅棚，一个人的世界，他做鸟的邻居，如果三天听不到鸟叫就会觉得周身不自在。他是这世上的大隐者，他终生追寻的“道”就是平等对待生命，存悲天悯人的善心。可以说，如果没有左太乙的存在，故事中的人们对于千鹤子的救赎是不完整的，千鹤子的生存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也正是左太乙的这种平等的博爱才能够使得全家接纳一个来自敌国的女人。
祝奕典的形象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非常乐于塑造的游侠形
象，既有传统的中国忠孝思想，也有放浪不羁敢于反抗压迫的反叛思想。他“一会儿是篾匠，一会儿是跑江湖的船帮，一会儿杀日本人，一会儿和土匪纠缠不清，隐身江湖，任意妄为，无拘无束”。祝奕典是快意恩仇的侠客，在他身上，既有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也有不拘泥细节的任意妄为，他敢爱敢恨，和左坤苇私定终身，却也对王旻如照顾有加。这样的三个人，是对千鹤子进行拯救的主要因素，左太平出于民族和大局的考虑允许千鹤子存活；因为对待生命最朴素的尊重，左太乙留下千鹤子；祝奕典则是割舍不掉王旻如，而另一方面也是侠义的行为，不愿意伤害女人。
在整个小说里，众人对于千鹤子的拯救是以中华文明的信念为依托的，山河破碎的时代里，有良知的中国人依旧固守中国的传统，保持心灵的完整，建立在悲伤背后的，是坚定的信念和人性的善良，而不是虚空。这群中国人为了千鹤子不惜付出代价，坚守着中国人的“仁爱”思想，这看似顽固，其实是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主体的延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源头。而千鹤子也好、武田修宏也好，都是战争和军国主义下的牺牲品。千鹤子深情款款的慰问却变成了侵华的帮凶，武田修宏的解放亚洲人的理想却让他变成了杀人比赛的恶魔。军国主义裹胁下的青年逐渐自省顿悟，在这种思想扭曲的情况下，千鹤子却逐渐认识到战争的真相，在中华文明的感召下恢复人性的真善美，这是中华文明的强大之处。
一般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小说都是以中国人为主角，书写人们在抗日战争中如何艰苦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日本人多数以一种野蛮、残忍的状态出现。熊育群的小说《已卯年的雨雪》
却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手法，将武田千鹤子作为主角之一，作者
笔下的日本士兵不只是冷冰冰的拿着枪的杀人武器。在小说
中，武田修宏与角田光代作为日本士兵也参与到了残杀中国人
的队伍中，武田修宏在初次杀人的时候内心还充满了负罪感，
慢慢地随着战争的推进，屠杀平民也开始变得平常，心灵变得
麻木。但在作者笔下，着墨更多的，是武田修宏对于千鹤子的
思念与爱恋，以及对于日本故土深深的眷恋，同时他也厌倦了
这吞噬生命的战争，不断地进行着反省。
作者在小说中对于主人公的行为设置，都是自然而真实
的。尤其是对日本人的描写，没有为了弘扬人性而进行不切实
际的拔高，创作出不符合人物时代的行为。例如，无论武田修
宏还是千鹤子的骨子里都有日本人的自傲自大，对于中国的
蔑视，但同样他们也有爱、有亲情。作者笔下的人物带有血肉，
带有温情，不是脸谱样式的划分，而是将人性的复杂和战争对
于人性的扭曲写到了极致。
小说《已卯年的雨雪》的精神内涵是全新的，其立意独特而深刻，小说既控诉战争的残酷，横眉冷对地痛斥侵略者，歌颂那些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伟大革命者，但同时，也能够以自然而真实的笔触讲述战争对于日本人民的伤害，这是极为少见而珍贵的。
历史的硝烟散尽后，中国人开始理性地面对中日战争，作者看到战争带来的痛苦是双面性的，作者的主题不仅是表现战争残酷，还有对于千鹤子的拯救。“日本的战争与日本的这个女人无关”，这是祝奕典一家救助千鹤子的基本观点。这看法看似平常，但却是根植于中国人骨子中的蔓延两千年的中华文明的“仁爱”精神，更具体地说，即“恕”与“德”，中国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以暴治暴的博弈。祝奕典全家对于武田千鹤子这样超越仇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拯救，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彰显了作品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