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苦难的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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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在倡导“女权”的同时,反证了“男权”的话语领导权。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男性,相应承担着更多责任,权力与责任二元辩证得到过经典阐释。在传统家庭这一空间领域内,父亲是此领域的权力中心,年迈的父母把他作为依靠,孩子和妻子把他作为支柱,父亲是此领域的责任承担者。在此三者关系中,只要父亲与年迈父母、幼小孩子、妻子中的一方出现断裂或产生“不稳定”,就会造成种种矛盾冲突,给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统观东西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父子关系是其小说中的主要叙事话语;通过父与子之间的纠葛,展现出其小说中为父者所承受的精神苦难。

我们用“后悔”一词,来表达小说《保佑》中父亲李遇的内心折磨是完全贴切的。“‘后悔’指涉由于无法退回原位重新开始而产生的强烈痛苦,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种痛苦,即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开始与不开始其实是一回事。这两种后悔的情感都永恒不变,对人有强烈影响,而不仅是理论上的难题困境”。因为丧妻,李遇增加了对疯癫儿子南瓜的怜爱,但他却经常遭到儿子南瓜的捉弄,甚至这捉弄威胁李遇的生命。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儿子和他争抢同一个寡妇,万般无奈之下,他将南瓜抛弃在城里,自己回村和寡妇成婚。成婚后的李遇思念儿子,站在墙上看村口,希望看到儿子回来的身影,但是,他直到去世也没见到南瓜。李遇的精神折磨就文本生成看具有不可避免性,他处在儿子南瓜和寡妇刘兰兰中间,不抛弃儿子就不可能同她结婚,一样是悔恨终身,这层悔恨是文本的潜在叙事。抛弃儿子的后悔和痛苦,更是对李遇精神上无限的折磨。在文本中,这两者本身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做什么还是想什么,都会为自己所做之事和忍住未做之事感到后悔。

在小说《保佑》中,南瓜一直念叨“刘兰兰是我老婆,我老婆是刘兰兰”,并对刘兰兰做出过性骚扰。从伦理上讲,刘兰兰是父亲李遇的相好,是南瓜后母,至此,故事呈现出一个“俄狄浦斯”式叙事。南瓜是一个疯子,根据弗洛伊德学说,人的全部精神受“意识”和“无意识”影响,而疯子的言行由于缺少“前意识”监控,所表现的都是“本我”的“无意识”,“无意识”中最强有力的是性冲动,所以南瓜一切的恋母行为更具有代表性。在儿子、 后母(母亲)、父亲这三者关系中,儿子对刘兰兰依恋加之骚扰,甚至李遇在和刘兰兰亲热之际,遭到儿子南瓜捶打,李遇内心是痛苦和焦虑的,表现出极大愤怒,但他怜爱丧母后的儿子,不得不忍受恋人被侵犯的屈辱,不得不承受精神上的折磨。故事中,当“三元关系”不可调和后,李遇抛弃了儿子,在父与子较量中,父亲成了获胜者,也是精神苦难的承受者,与《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作为儿子获胜承受精神折磨发生了置换。

如果我们用“父与子关系”这一切入点来关照文本,小说《私了》无疑是独特的,整个故事讲完,儿子李堂没有在作品中出现,这种叙事导致了儿子李堂的“不在场”或称之为“缺席”。在文学作品中,“缺席”并非意味着无意义,因为,“一个出自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概念,指某个符号或元素从其本应占据的某一组合关系的位置上遭到有意义的排除。这样一来,选出的(在场)元素表示什么意思,就只有同不在场的潜在价值(它们即根据这些潜在价值而选出)进行比较才能确定。因此,不在场对各种层面的意指过程都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因素”。在故事中,父亲外出料理了李堂后事并得到一笔赔偿金,他不敢将噩耗告诉老伴,强忍内心痛苦,将儿子失去联系的事情编织成一个美丽故事,最后在妻子猜疑中说出了实情。父亲“在场”所承受的精神苦难,是通过儿子缺失来呈现。首先,父亲需要忍受丧失儿子的痛苦,此外,还需要考虑妻子感受而将痛苦改编成快乐,因此李堂父亲的精神折磨具有双重性。正是李堂的“不在场”对其父亲形象塑造具有决定性影响。

小说《溺》与《私了》具有相类似的叙事。《溺》的故事开头是儿子关连溺水身亡,父亲关思德认为带头修建水坝的陈国兴要为儿子的死负责,他提着斧头去砍陈国兴时,陈国兴却意外不见了,从儿子“缺席”到陈国兴“不在场”,充分展现了关思德内心的挣扎,最后,父亲将儿子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身,这种精神折磨是强烈的。在等待“仇人”的过程中,他化解了自身怨气,时间成为治愈一切伤痛的药方,文章结尾写道:“那些花白的头发像音符像蒲公英像时间,随风消逝”。相比《私了》,作家在《溺》中为父亲所承受的精神苦难开出了一剂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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