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轻的屈服者

米兰·昆德拉说过：“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想想吧﹗有朝一日，一切都将以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且这种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这一谵妄之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命中注定”这一神秘因素，是由“上帝”决定的，对这种转世轮回，东西方文化有着某些相通认识。与东方轮回文化相比，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式的永恒显然更悲壮。在东西小说《篡改的命》中，出现类似生命轮回的哲理追问，从父亲汪槐到儿子汪长尺，都在与命运进行搏斗。汪槐作为父亲是悲剧制造者，他疯狂改变命运的想法成功移植到儿子长尺身上，在与命运搏斗中，汪槐认识到搏斗的徒劳，于是向命运屈服。汪槐与大众所期待的“顶梁柱”父亲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命运”一词本身具有暧昧含义，在中国文化中，这一概念从对“不可知”的敬畏，到逐渐被以明晰的必然性和关于规律的乐观信念代替。汪槐祖辈都是地道农民，因他当年考工人的名额被别人取代，儿子高分落榜后，他对当权者的“潜在规则”有清楚的认识，然而，对于命运的改变他过于乐观，这种不合时宜的乐观导致他身份越界，使其肉体乃至精神出现“超重”。“农民”是汪槐所处社会阶层中最基本的定位，他越界体现在对农民身份的叛离。文化意义上对“农民”的界定，正如赵园所说： “农民只能界定为与土地的关系，农民是赖有上述依附、归属而成其为农民的”。农民确实也因上述依附而被土地所塑造，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和民族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隐喻。东西塑造汪槐这一农民形象，完全脱离了上述隐喻，汪槐追求的是远离农村，对小文怀孕这件事情，他也要求小文去城里怀孩

再喊了，认命吧！”他卸下精神重力，无力逞强。

身份重新定位及自我意识回归，是汪槐对生命之轻的一次认识。汪槐试图对抗命运，因为他并不屈服于被轻视的精神状态，他从意识中跨出这一步到行为上做出一系列反抗后，原本稳定的生活被打破，固有的权力体系也因其不屈服而不断对他施加压力，导致他不堪重负。汪槐对受轻视生命意识的回归，是社会机制“规训”的结果。他在与官僚机制、社会混混、乃至整个潜在权力网的对抗中败下阵来，种种权力关系网络，彻底约束了汪槐不安分的力量。他不再摇旗呐喊，成为一个地道的行乞者：

那个身影他太熟悉了，曾经那么高尚那么魁伟那么勇敢那么安全那么善良那么智慧那么汗香扑鼻……可现在却像一条死狗蜷缩于地面，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裤，头发又乱又长，脸和手沾满尘土。

种种文化和社会的桎梏，将汪槐压缩为乞丐。引人深思的是，他只有通过乞讨才能换回心理满足，才有一种踏实感，这是“规训”的后遗症。人的生活若在负重中前行，更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生活重担固然使人心力交瘁，但它并不可怕，其实，生命的“轻盈”是人生的屈辱，而对屈辱的臣服乃是个体精神的终结。

最终，汪槐屈服于命运，因为对现实的失望，而将精神寄托于神灵上，他回乡村做了师公。农民将精神寄托于神灵是一种集体表象，在乡村这一集体环境中，人们对神灵有着尊敬、恐惧、崇拜等情感。汪槐的行为代表了乡村这一场域的普遍形态，乡民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束缚于

子。罗小凤在《自我的迷失与毁灭悲剧——论东西<篡改的命>》 “农民”这一急于摆脱的字眼。小说有一场景，在长尺投胎问题中指出：“汪槐对于城市所抱的向往与决心是近乎疯狂的，完全 上，汪槐念出“长尺投胎往哪里？”所有人都响亮回答“往城里”。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乡下人的自我身份意识”。他对土地没有依 这种“集体有意识”经过作家东西神秘化处理，成了一种“集体恋，宁愿在城里乞讨，也不愿回村子里做一个本分农民，然而， 无意识”，所以，汪槐对命运的屈服不仅是他个人屈服，而是整命运的不可逆性让他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向长尺发出“别 个“集体”的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