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的隐喻者
隐喻本身即是“词语误用”，这种误用在叙事文本中的寓意是清晰明了的，是大部分小说采用的一种策略。作家东西用“父亲”或者“父亲形象”来隐喻社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反映丰富的社会细节。在隐喻的展示上，东西将父亲彻底符号化，“父亲”成为叙事中一个行动要素，通过“符
号化”在文本中行动。关于小说中的“符号”，菲利普·阿蒙在《人物的符号学模式》中指出：“在理论上把人物看作一种符号，那就是选择一种构成这一客体的‘观察点’，同时把它当作交际，当作语言符号的组成因素纳入确定的信息本身”。作家东西通过“父亲”这一“观察点”，来探究其与周围信息的关系。
在《我们的父亲》中，“父亲”是一个行动元，是行动主体，客体是居住，即是说父亲需要住的地方，而他的两个儿子和儿媳加上女儿和女婿都是主体的反对者。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父亲去儿子和女儿家住，但是没有得到收留，最后死在马路上。小说以“父亲”这一主体为线索，从小儿子家到女儿家最后到大儿子家，都没有收留父亲，没有人关心父亲的去处。在这里，“父亲”起一种导线作用，通过“父亲”这一行动元串联，把子女对老父亲不管不顾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导线指引我们关注思考儿女赡养父母问题。故事中的“父亲”没有清晰的性格，只是作为符号来隐喻社会现象。对于养老这一母题，作家可以有其他角色来代替“父亲”这一行动元，如果我们将“父亲”置换为“母亲”，在此文本中并不会影响到思想的表达。当然，东西处理此故事并非如此简单，他采用荒诞的叙事手法，在叙事结尾，子女们挖开父亲埋葬之处，却没有发现父亲的尸体，他们的父亲不见了。通过这一隐寓性的情节，作者将故事上升到心灵追问：“父亲”（赡养老人）一旦从子女内心抹去，再找回来已经不现实了，可见东西在荒诞之中显现的却是理性思考。
东西小说中最具有符号指涉意义的是《没有语言的生活》，父亲王老炳在叙事开始就瞎掉双眼，儿子王家宽是聋子，加上后来娶的哑巴媳妇蔡玉珍，三人组成了一个完全脱离群体的家庭。东西自己也说，他这个小说完全是依赖于组装，评论家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也证实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组装品。三个有缺陷的人，在一起协调合作，一起生活，这样的三者关系以及三者与旁人的关系，形成了巨大张力。在三者关系中，瞎子王老炳与儿子王家宽、儿媳蔡玉珍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三者合一。这如
同工业机械，三者为不同零部件，它们组合起来，才能让这部机器正常运转。小说最初，是瞎子父亲和聋子的组合，父亲想买肥皂儿子却买回了收音机；家里腊肉遭到偷窃，显然这种组合是失败的。哑巴儿媳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联手将谢西烛
打趴在地，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胜利，为了纪念这场胜利，他们将后代取名为王胜利。东西对父亲王老炳的处理，突破了传统伦理上的局限：父亲与儿子、儿媳同为符号性部件，这隐含了一种社会性分工和提倡团结。而在三者与旁人关系上，作者寄托的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考，小说中的三人离群而居，与外界隔绝，三个弱者在面对外界强势干扰，他们选择独善其身的逃离，事实，这是一种回避，直接导致了孙子王胜利的失语。当然，对这一情节安排，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回归内心深处的高人之举。虽然这是学者的个人观点，但这其中所形成的张力正是这篇小说魅力之所在。
在社会文化的隐喻上，东西小说相当有深度，不仅通过“父亲”这一形象来表达，也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在《秘密地带》中，作者重回“桃花源”，塑造了作家内心深处的理想国度；《我为什么没有小蜜》《我们的感情》则反映社会上的婚外恋，当然在反映这一社会现实同时，作者突出了人性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