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 创作探索：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林徽因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同时在形式的探索创新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她的小说，每一篇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交融，从而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京派小说家在叙事结构上一般并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侧重主观的意念、情感的把握，把文学创作视为生命的追求和生命观的自然流露”，使得小说“世俗生活化和散文化”[7]。他们的艺术思维模式是相当开放的，对外国现代小说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借鉴，使得京派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探索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林徽因无疑是上述方面的推动者。她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写道：“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以

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地发展与结束。这也是比较薄弱的写法。这个我们疑惑或是许多作者误会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过窄的缘故。”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林徽因在小说的形式建构方面着力扭转这一局面。

林徽因在《窘》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运用了意识流与精神分析论。所谓的意识流手法，是指20世纪20—30年代流行于英法美等国，以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英国的沃尔夫和美国的福克纳等为代表的作家常用的一种语言体式。意识流小说反对描摹客观现实，而着力于表现人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象征暗示的艺术手法，并在语言、文体和标点方面有很大创新。这种手法从20世纪20—30年代传入中国，只有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