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
通过以上的分析，大家知道为什么电影要将“极乐之宴”当成重头戏了吧。
《妖猫传》的原著中跟空海一起破案的是一个叫逸势的倭人儒生，电影中改成了唐朝大诗人、一心要在艺术上超越诗仙李白的白居易。白居易写《长恨歌》三年了，还没写出来。巧遇空海，两个人做起了搭档。
黄轩饰演率直狂傲的诗人白乐天（白居易），染谷将太饰演来自日本的智慧高僧空海，最后，白居易借白龙之手写出了传世名作《长恨歌》，空海悟得佛教之“无上密”，算是各有所得吧。沉舟侧畔千帆过，各自放下，“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然后，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
对我而言，这部电影带给我很多思考，让我去查阅很多史料。这是一部让人思考的电影，有一定的人文价值和艺术水准，仅从这一点，就算是上乘之作了。
比如说，在胡兰成的笔下，张爱玲是个一见钟情的女人，说“见到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胡兰成说张爱玲的文章“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说她人却“晴天落白雨、临水照花人”，说张爱玲的美是“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应”。
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有一篇的名字就叫“惑溺”。什
么叫惑溺呢？作者解释说：爱到入迷，未有不神志失常的，此之谓惑溺。
《世说新语·惑溺第三十五》讲了一个“奉倩殉色”的故事。说东晋有个名士荀粲（字奉倩），这个人和老婆情爱极浓。浓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三九寒天，老婆感冒发烧了，怎么降温呢？他就脱掉衣服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挨冻，然后回到老婆的床上，用自己冰冷的身体紧紧贴着老婆的身体，用这个办法给老婆物理降温、散热。老婆死后，荀粲寝食难安，不久也随着去世。
那么，荀粲为什么对老婆痴到这种程度呢？他自己说，因为老婆实在太漂亮了。他有个著名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意思说，女人只要漂亮就可以了，美色第一，其他什么学识、品德，都不值得称道。
中书令裴楷大骂荀粲无德，说这是荀粲这家伙一时兴致来了，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话，后人不可当真，更不可误解。
从前，我们总认为“红颜祸水”，杨贵妃“惑溺”了唐玄宗，致使他“从此君王不早朝”，荒废了国事。可是，《妖猫传》却借陈云樵和春琴来影射唐玄宗和杨贵妃。
陈云樵说：“祸是你闯的”。春琴说：“钱是你花的。”
妖猫质问陈云樵：“她是你的女人，死到临头，你救不救。”
陈云樵受妖猫蛊惑勒死春琴时说：“都是你这个女人惹来了灾祸。”
春琴已死，陈云樵先是为自己开脱：“不是我杀的。”电影后面交代：“谁也不愿背负上杀死贵妃的罪名，连皇帝也不愿意”。
电影里面，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面纱实际上被撕破了。如果唐玄宗忠于爱情，他就不会让杨贵妃死。再退一步，如果唐玄宗果真担心社稷，他就不会夺取自己儿子老婆，更不会重色轻社稷。杨贵妃其实什么都清楚，心里都明白。《妖猫传》中将唐玄宗描述为一个可怕的帝王，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角色。
唐玄宗为了向世人展示杨贵妃的美，举行了极其奢华的“极乐之宴”，当然，这个宴会的真正目的，还是向天下人展现万国来朝、空前绝后的盛唐气象。杨贵妃的美，不过是盛唐的点缀。
玄宗击鼓、李白作诗，让极乐之宴两次推向高潮。
杨贵妃告诉李白：“大唐有你，才真的了不起”。
想不到，已成气候的安禄山，坚决要得到杨贵妃。“极乐之宴”带给安禄山的并非威慑，而是诱惑。那时候，天下人都知道，安禄山要造反。在“极乐之宴”上，安禄山最后一个到场。
面对这个要杀他的男人，唐玄宗散发击鼓来迎接。在这一将近一分钟的散发
击鼓戏里，唐玄宗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隐
忍。一个城府如此之深的帝王，怎么可能会对杨玉环有朝朝暮暮呢？
很明显，唐玄宗事后不愿接受自己的无能；分明是窝囊，结果却被写成了爱情！
你不能和一个诗人讲逻辑，更不能谈理性。没个性、不任性，估计也成不了好诗人。你看李白在《别内赴征》一诗中怎么写：“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他说自己要辞别宗夫人了，“王命三征”，没有办法。你要是相思的话，须上望夫山。
或许因为这个缘故，苏格拉底声称要把诗人赶出城邦，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打开门，让诗歌进来”，这是西方文明对诗人的态度。在东方，在咱们中国，诗人的地位、诗歌的地位倒没有这么波折，起码不会遭遇“赶出”与“驱逐”。
即使在开放的大唐，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时候也不得不用“春秋”笔法，批评很隐蔽，不敢直接批评唐玄宗，只能隐约地以汉喻唐，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他借汉武帝宠幸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实际上说的还是唐玄宗。唐玄宗在位期间，“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见陈鸿《长恨歌传》）。
甭管多么浪漫不羁的诗人，一旦涉及批评，都很隐蔽。何止白居易，李商隐更含蓄，他的《汉宫》诗云：“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王母不来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刘希夷的《公子行》也是这样：“倾国倾城汉武帝，为云为雨楚襄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首《长恨歌》凄婉动人，不知惊破了多少曲霓裳羽衣。
白居易为什么把诗题定为“长恨歌”呢？这里面的用意是很深的。《长恨歌》的关键词是“恨”。一个“恨”字贯穿始终。白居易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长恨歌》归入感伤诗。
可见这个“恨”字有感伤的因素。这里面有没有怨恨、仇恨、愤恨之意？有没有憾恨、悔恨、遗恨之境？应该都有，比较复杂。
那么，白居易写《长恨歌》，在恨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开篇已经暗含遗恨，借汉皇实说唐玄宗，说他荒淫。白居易自己呢？他既恨相爱不能白头，又恨未能生逢盛世。
《长恨歌》究竟在表达什么呢？
学术界关于《长恨歌》，一直有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究竟是应该侧重于“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是应该着眼于“此恨绵绵无绝期”呢？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十二月，白居易与陈鸿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
从这段记载来看，白居易对于流传后世这件事还在很上心的。《长恨歌》刚写完，他就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顺便说一下，白居易去世前，指定李商隐为他写墓志铭。
“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后来唐朝的部分学者似乎并不认可《长恨歌》的讽谕意义。比方说，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媟语”、“不得用法以治之”。
到了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干脆反感这种“艳体”，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
到了明代，何良俊改变了态度：“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
到了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也说“:《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37岁的袁枚（1716－ 1797）赴陕西候缺，途经马嵬驿，凭吊之余，写下了一首怀古七绝。诗曰：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袁枚的意思是说，唱当年《长恨歌》有什么用呢？那是皇帝的爱情，距离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太遥远了。我们身边普通的夫妻别，才更值得我们关注。说得好啊，想想看，这些年婚姻观念变化真快，快到我们的观念跟不上时代了。过去，我们祝福新婚夫妇“白头偕老”、“早生贵子”，现在的年轻人不这么想，他们更注重个人感受，他们会反问：如果爱都不在了，“白头偕老”不是加重双方的痛苦吗？
有时候，看到突然到来的汽车时代、速配时代、离婚时代，再想想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些年的中国，就像我们看到的天空，风和日丽的周末，一家人开车去超市购物，面对琳琅满目的货架，觉得经济发展快有快的好处；但在遭遇恶劣天气，比如沙尘暴、暴雨淹城时，又无法不叹息发展的代价：好沉重。
经济高速发展，逼得每个人都像一部拧紧了发条的机器，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无休止地高速运行着，透支着精力和体力，盲目地忙碌着。忙得没有时间散步，没有时间谈恋爱，没有时间结婚，没有时间哭泣。忙着奔跑、冲刺，却忘了目的地在哪里。
忙，从孩子就开始了。
幼儿园孩子忙着上补习班，因为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小学生忙着考试，因为只有上名牌学校才更接近成功；大学生害怕被社会转型期给“转”掉了队，忙着背单词考托福，忙着联系工作；工作了，则忙着升迁、应酬、恋爱、结婚、生子、买房、装修等等。
遥想上世纪80年代，那个理想主义弥漫年代的大学生，属于他们的青春是足球、音乐、摇滚、诗歌、流浪和爱情；如今的大学生，属于他们的青春却是房子、车子、编制、职称等等。
他们被迫成熟，不得不少年老成。纵有开心，也成了宽慰。难怪很多人说焦虑，能不焦虑吗？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焦虑情绪。房奴、车奴、卡奴、病奴和学奴，总有一款属于你。这已经
成为“社会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有个报道，说近些年中国人患心理疾病呈上升态势，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公民焦虑症，调查表明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焦虑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在有的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列侬说的好：“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我们还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吗？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职场竞争的加剧，全球每年有190万人因劳累猝死，每百人中就有40人患上“时间疾病”。
想起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的感叹：“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儿去啦？民歌小调中的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漫游各地磨坊、在露天过夜的流浪汉，都到哪儿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
很多人的焦虑、浮躁和紧张情绪也随之而来。没成功的幻想早日成功，已经成功的还想更成功。“成功”成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大家全被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催眠了。为什么必须“成功”呢？没办法，这是由我们的国情也就是我们国家的现实决定的。就拿美国来比吧，在美国，普通百姓，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草根们，可以选择“不成功”的普通人生活。一个管道维修工开宝马、一个清洁工开奔驰，这很正常，反正可以贷款嘛。万一还不上怎么办？还不上那就申请破产。破产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美国的社会精英们，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功人士，活得相当累。他们得忙各种各样的会议、应酬、慈善、募捐等等，忙着应对这样那样的突如其来的危机。在我们国家呢，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那些社会精英、成功人士活得很舒服，越成功越顺利，女人们想嫁你，朋友们羡慕你，学生们崇拜你，政府优待你，荣誉想着你；而那些在底层打拼的草根，则生活得相当艰难。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向往成功的原因。
事实是，成功的总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注定是普通人，但普通人大多活得不甘心，不甘心一辈子做普通人，总是梦想成功，梦想一夜暴富，哪怕是去博彩。表现在求职上，则是“拼爹”；表现在婚姻上，则是讲门第，讲利益，而不是重感情重精神。
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外生活类杂志上刊登的征婚广告这一个侧面，来比较一下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别。
先看一则欧美的征婚广告：32岁的天生性感尤物；日间
是为人师表的严肃教师，盼望8小时卸下面具，返璞归真；寻求个性活跃的幽默男士，拒绝唠里唠叨，尤其钟情东方男性。
再看一则国内的征婚广告：女，25岁，1.56米，小学教师；温柔纯情、热爱生活，相信缘分，执著于追寻一份风雨相依的真情；觅32岁内，1.70米左右，体健品貌好、重情爱家有责任感、开朗幽默、事业有成、有良好经济基础之男士。
比较之后不难发现，谈婚论嫁时，欧美的女人更重精神、两情相依，我们国家的女人更重面包（经济条件），希望通过婚姻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借婚姻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
连婚姻都物质化了，只要外部条件好，速配成功很容易。
记得窦文涛在节目里说过电影《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一句台词：这日子你还过不过？外国人大概没有“过日子”这个概念，所以这句话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电影上就显示这样的字幕：难道你想毁灭这一切吗？
对于美国人来说，有爱就在一起，无爱就分开，不会说为了“过日子”就这么强忍着，压抑着过下去，否则就成了折腾。
而对于国人来说，结婚就是过日子；过日子就是熬，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过日子就是处理一大堆柴米油盐的琐碎事。从前还好，伦理道德，各有讲究。公鸡负责打鸣，母鸡负责下蛋，分工明确，现在乱了，公鸡不一定打鸣、还可能被迫去做下蛋的事；母鸡可能去打鸣，甚至一边打鸣一边下蛋。累了怎么办？还不能抱怨，否则人家说你是个怨妇。
能干不能干的，你都得干。忙，累，已经是常态。
工作上的忙和累就不说了，大家都习惯了，问题在于心灵的忙和累，因为婚姻不和谐，因为物质交换来的婚姻没有爱情，所以谁看谁都不舒服、别扭。能不累么？
如果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爱人，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那该多好，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离婚率高了，剩女剩男们抱怨爱情可遇不可求了……
大家看，普通的爱情与婚姻，多么有故事，多么丰富多彩！
这是我看了袁枚的诗“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之后，插入的一段感慨。
咱们接着说《长恨歌》主旨问题。
到了20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
262—264页）。《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
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爱情说成了主流。其中一个证据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即《长恨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长恨歌》使“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0页）。
也有人持“作者寄托说”。
“作者寄托说”则认为白居易借帝王之事，写一己之情。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在徐州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深厚，为礼教所限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自己
的“长恨”（《“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
《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更有一种观点说，《长恨歌》似乎可称《湘灵歌》，“《长恨歌》哭为湘灵”（张军《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我个人倾向于“作者寄托说”，就是说，借帝王之事，寄托着自己和湘灵的“长恨”。白居易发现了唐明皇珍藏的贵妃头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有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希望杨玉环在自己的诗歌中永生，同时他也想以此留名青史，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
我们知道，“作品一旦诞生，作者就死了”。也许，白居易开始的初衷是讽谕，可是写着写着，《长恨歌》本身有了自己的生命，反过来感染了白居易本人，直接把全诗后半段带偏了，从讽喻变成爱情悲剧，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他也想让自己深爱的湘灵“复活”。
话说白居易19岁时，爱上15岁“胜天仙”的湘灵。那是他的初恋。白居易在《邻女》一诗这样交代：“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姮娥旱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他不但迷恋湘灵的美丽，还迷恋她悦耳的声音。贞元十四年（公元708年），27岁的白居易还写诗表达对湘灵的思念。其中一首《长相思》云：“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二月东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长相思》的最后一句“枝枝连理生”，后来又被他用到《长恨歌》中：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中了进士，时年29岁，他向母亲提出与湘灵结婚，但被母亲拒绝了。后来再次求母亲，依然被拒绝。一直拖到37岁，才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僚杨汝士的妹妹结婚。直到50多岁，他还在打听湘灵的下落，未果，遗憾。
白居易有个习惯，每写完一首诗，都会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然后修改，直到他们听懂为止。他之所以要将诗变成人人传唱的歌谣，或许，他希望让远方的湘灵听到。
白居易诗中所用“风情”一词，其实还沿用着《诗经》中的“风”和“情”，一如他对湘灵的爱，始终不变。湘灵也为他，终生未婚。
我们知道，《诗经》分《风》《雅》《颂》三部。《风》《雅》《颂》三类，是按音乐特点分类的。雅之部又分为“大雅”、“小雅”。《风》即《国风》。《国风》本来叫《邦风》，汉代避刘邦的讳，才改
为《国风》。《毛诗序》提出一种“变风变雅”的著名学术论说，云：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意思是说，当西周王朝政治清明时，诗风很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风都是正风，雅都是正雅。但是，到了后期，像西周的末代天子周幽王，荒淫无道，为了博得美人一笑，竟然拿国家的战争令开玩笑，不惜“烽火戏诸侯”。这个时期，王政中衰，礼制败坏，诗歌风格就成了王国维所说的忧世与忧生，讽刺周天子，变风、变雅。治世的世界诗是快乐的，乱世的时候诗也怨怒的，亡国的时候则是充满哀思的。
啥叫风？按照《毛诗序》的说法：“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日风”。傅斯年先生在《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当代世界出版社，傅斯年著，2014年）一书中讲，风者，本泛指歌词而言，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风”和“讽”乃一字，一名词一动词。风乃诗歌之泛称。
傅斯年说，在《诗三百》中，无论二《南》还是《国风》，都是民间歌曲之类，正如现在常语所谓“民众为民众造的”，所以也没有作者。
作为“民歌”的“风”，就是老百姓干活的时候或者有怨气的时候，随口唱的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类似今天的童谣、顺口溜、情歌。《史记》里项王被围垓下，夜间汉军四面皆楚歌，他到帐中饮酒，身边有自己最爱的美人虞姬，还有陪
伴他征战的骏马，名叫骓。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而汉高祖返回故乡时，把一帮故人叫来喝酒。喝酒到微醉，汉高祖自己拿着乐器，自唱一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风情”这个词在汉唐时代的涵义已经有了变化。在秦火之前，井田制时代的风诗其实就是当时各地百姓传唱的民歌，大部分没啥政治目的，所以，《诗经》“风诗之情”（“风情”）很单纯，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也没有什么“寄托”和“讽（谏劝）”的政治作用。所谓的政治作用，所谓的“微言大义”，那是从汉代“诗三百”立为经之后的事。到了西汉，有了经学博士，慢慢地，这诗集被尊为儒家经典，才开始叫《诗经》。既立为经，汉儒就有了解释权，“风”也有了政治的作用，有了“讽”的意思，有了某种寄寓，其实，大多数是汉儒穿凿比附的解释，风诗的本来面目被“扭曲”了。“《国风》是民歌”的说法就变味了，有了微言大义。《诗经》也成了“君子”必读书，用来教人怎么做“君子”。孔子说“诗无邪”，就是从道德标准而非艺术标准来说的。
比方说，《诗经》开篇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周南·关雎》是《诗经》的第一篇，也是最有名、流传最广的一篇。现代通常认为这是描写爱情的。男人就见了人家一面，被一对恩爱的鸟给刺激了，成了梦中情人了，就跟患了精神病似的，整天在那儿想她，思念她，辗转反侧，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够热热闹闹地娶她回家。
辗转反侧没有错，可是，辗转反侧可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就是说，一个女人，看到另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就在那里辗转反侧，我什么时候能把她劝到我家、给我男人当妾呀。漫漫长夜，想的都是这事。这话可不是我乱猜测，这是最权威的“毛诗”说的。按照“毛诗”的注，“君子”指的是周文王，“淑女”指的是他的妃子太姒，诗主要是写“后妃之德”。孔子对《周南·关雎》的评价极高，说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后妃之德”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就是说总替丈夫操心娶个小的。《毛传》说雎鸠是“挚而有别”。就是说，夫妻俩感情特别好，但还是有“别”。
说到这里，我们回头看看电影《妖猫传》中的杨贵妃，她的爱是唯一的，至少，我们从电影中看不出她有“后妃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