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辐射影响
研究认识地域语言应重视的社会现象
“识得庐山真面目，方觉语言妙无穷”。对整个中原河南地区，因朝代变迁，曾经产生多种方言的不同地域，语言分布就目前东西南北中的广泛区域来说，呈现出“语音语系”极其多样性和多彩性的明显特征。一个很重大的难题，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或者很难找到历史形成的痕迹了。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家庭的传承性与社会的覆盖面。地域语言的特征和语言的变化发展，也有其规律性特点可循，深入研究至少可以找到一个或几个清晰的脉络去认识区域性语言的形成过程。比如我们通常说的河南话，也就是以开封为主的汴京语言，它是北宋时期中国语言在都城开封一次大的重新整合。它第一次使中国语言真正全面实现口语韵脚明朗化，使语言的表达更加委婉动听，琅琅上口。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元代周德清在归纳总结汴京语言后成书《中原音韵》的内在原因。那么北京语言的生成则是在满人进入北京后中国语言又一次大的再整合，它的意义在于为建国后普通话的规范推广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两次历史上重大的都城语言变革是中国语言文化的飞跃，最为突出和明显。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言学，不能只停留在文
化表象、古籍遗存和局限于相关资料，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化上的徘徊和推进。要善于在现代社会与现实生活中不断发现问题和认识特征，寻找规律，探究原因，真正达到认识语言规律和掌握语言变化的新途径以及新方法。
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一些从解放前生活过来的老年人，很多讲得很土的口语的字根本无法用汉语拼音表达。我们说粤语难懂，如果这些老人讲起话来，不是本地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不亚于粤语难懂的程度，极为生涩别扭，那就是大多数人在语言认知上的不习惯。但是过去大家在社会生活中都这样去交流沟通，实际上就是长期的约定成俗，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居住人群的认知认可。现在的孩子们讲的地方口语已经明显有了变化，也是地方语言不断进步的具体表现。当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一个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必然对当地的语言产生新的影响和变化，推进语言文化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不断进步。
要想知道1千年前的汴京语言和河南其他区域性的语言肯定是不容易的。然而，我们却可以从现在周围城市的语言演变的形成规律找到一种研究的方法。我想通过对周边
的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和焦作 5个不同城市的语言特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先说焦作和新乡，这两个都是建国以后新成立的城市，焦作因产煤而兴，于1956年才正式建市，比新乡建市时间更晚一些，新乡建国后还曾短暂地作过平原省的省会城市。它们在城市语言上有一个共同点：人们讲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地方话，有讲国家推广的普通话，更重要的一点，有讲自己新生的城市语言。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两个城市的语言形成过程，普通话固然好听易懂但缺乏灵活性，而感情成分逊色于地方语言，有时往往一本正经，交流起来显得古板生硬，没有自己的口语表达自然流畅，更能够表现出自身感情色彩的自然流露。可见当用完全的普通话去表达难以符合人们的交流习惯时，而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都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就会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本地话、外来话和国家推广的普通话并存的情况下，逐步打破原来共同的语言体系，多种语言重新整合形成自己的城市语言并被区域覆盖和一脉相传，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第三种语言。一个地域性第三种语言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和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洛阳和开封众所周知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从语言的角度讲，两个地方更具相似性，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特点都十分明显。现在在这两个城市出生的人讲话，要么是本地语言，要么是普通话，没有第三种语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证明，洛阳和开封的语言就是中国现代语言的母语。在汴京语言形成之前，洛阳话是比较流行的通用语言。对洛阳话和开封话，一种普遍认识是：北宋汴京话和洛阳话比较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之为“中原雅音”。宋朝南迁定都到了杭州以后，中原雅音随之在杭州扩大了传播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和中原官话还有许多相似之处。陆游言：“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言最正”。需要说明一点，其实陆游错把“开封”比“洛阳”了。陆游生于北宋末年，浙江绍兴人，诗文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他的一生大都活动在江南，所写诗篇中也没有显现过他在开封的活动迹象。因此说他本人对语言文化及汴京语言的体会感受并不深，他的“洛阳语音最正”在文化认识上是有一定偏差的，也并不客观。
郑州1952年成为河南省的省会城市，地处陇海、京广铁路大动脉的交汇处，交通和地理位置极为显著。它介于洛阳和开封两地之间，建国后一些国家大型重点企业先后落户郑州，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更重要一点，这个城市的人员流动无论在计
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都最为频繁。这个城市的语言特点是，和开封话接近，和普通话接近，和市郊本地人说话有明显不同的口语特征，有第三种语言的形成过程。
从以上河南现在历史文化背景5个不同城市的社会语言情况分析，不难得出以下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一是语言是社会环境中人们表达情感和沟通交流的重要载体；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带动地方语言的进步；三是地方语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和传承性；四是地方新语言的产生需要通过一定的媒质传递过程，语音相同、语调不同或者语调相同、语音不同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语系；五是国家推广的标准语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1955年起国家开始推广普通话，在这之前人们讲的口语基本是地方土语。即便我们通常说的北京话，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土语的成分。普通话在北京语言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炼和规范，逐步融入到各地语言之中，为地方语言新的覆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国家主导的普通话是文化制度的推动和升华，实现了上升到体制层面的文化带动和文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