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语言只能形容一个大概, 音乐却能使人接近世界。

Mixed Accent - - 经典逸趣 -

朋友车上的音响,突然播放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时空切换,忽然听到邓丽君的“糜糜之音”,犹如看一场老电影,那种佳人穿越而来的感动,无法言说。

音乐教会我们聆听。纽约的一位音乐治疗师海芮说: “语言只能形容一个大概,音乐却能使人接近世界”。从前面我讲那个范姓朋友的故事可以看出,朋友的儿子听了《大学问》这首歌之后,知道了“什么叫天高地厚”,从而,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位置。

音乐无国界,一曲《梁祝》,余音绕梁,奏出古往今来不变的深沉爱恋。聆听《梁祝》那舒缓悠扬的旋律,那生动华美的意象,那跌宕起伏的节奏,有的仿佛惊涛拍岸,抑扬顿挫;有的恰似柔风拂面,润物舒心。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听贝多芬的音乐,一如欣赏梵·高的绘画,有一种被征服的快感,在雷雨天顽强地抵达某种超越人类、超越自然的境界。舒曼在谈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说:“尽管我们常常听到它,但它仍然对我们有着一种不变的威力,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充满着恐惧和惊愕”。贝多芬的好友辛德勒说:“他攫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种大自然的精神,就像中国的《易经》所说,是一股“生生”之力,这是一股原始力。

而在莫扎特那里,音乐象征“世俗自我”,在巴赫那里,音乐象征“精神自我”。莫扎特的音乐轻盈,巴赫的音乐沉重。

但你听瓦格纳的歌剧,却有另一番感受。

被誉为音乐界的不朽巅峰的德国音乐家瓦格纳,他的影响遍及世界每个领域,人文、艺术、政治、经济、科学……

200多年前的5月22日,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生于德国莱比锡。在聆听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后狂热地决定投身于音乐事业。1831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作曲,并同时成为诗人、剧作家、导演和指挥。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尼伯龙根指环》创作时间长达25年。只要乐团在上演《尼伯龙根指环》,不管水平如何,都会是一项令人心驰神往的创举。在长达12年的纳粹德国时期,到处奏响的是瓦格纳的音乐,今天的电影中表现犹太人背井离乡、亡命国外,或被纳粹用火车车皮运往集中营的背景音乐多半还是沿用瓦格纳的音乐。作为纳粹德国的音响符号,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以色列依然禁演瓦格纳的作品。

怎么定义“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呢?西洋古典音乐、现代交响乐就是“高雅音乐”吗?农民管乐队的演出就是“通俗音乐”吗?在高大上的音乐厅里演奏的音乐就叫“高雅音乐”吗?在简陋舞台上唱的流行歌曲就是“通俗音乐”吗?

音乐的“雅”——这个“雅”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诗经》。《诗经》中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是来自民间的音乐,都是来自十五国的民歌;雅是周王室的宫廷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这个分法,是把“雅”当成了身份的象征。“雅”也许高雅,“俗”却并非庸俗、低俗。到了隋唐,有了明确的“雅乐”“俗乐”概念,分别指代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

按照宫廷音乐属“雅乐”这个分法,瓦格纳的歌剧当属“雅乐”了。可是,瓦格纳的歌剧却是不折不扣的“恶趣味”,这话可不是我乱说的,这是《东方早报》(2013年7月31日)上刊登的专业人士的评价:专业人士可以头头是道地分析出无数条条框框的要领,而直接一点说,就是“太难唱了”!歌手开着巨大马力的肺活量随便一唱就是四五个小时不间断;乐队伴奏又莫名其妙地不和谐,歌手不凭借自己的绝对音准很难找到音。加上瓦格纳主张人声是乐剧的一部分,歌手还非得控制着自身音量以“一己之力”去跟整个乐队对

抗、交响。极端事例是德国男高音歌唱家路德维希·施诺尔半个月内连续出演了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唐·乔万尼》的排练后,活活给累死了。后来,德国的音乐学校还开设专科培养“瓦格纳歌手”,来满足人们需要欣赏瓦格纳歌剧的“恶趣味”。

鲍勃·迪伦的音乐高雅吗?当然不“雅”。可是,1963年至1966年之间,鲍勃·迪伦被疯狂崇拜着,他几乎就是一个行走的文化中心,一首寓言诗,一个“被神化”的时代符号,一个传奇。

1988年,迪伦入选摇滚名人堂。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在致敬表演中说:“就像猫王解放了你的身体一样,迪伦解放了你的思想”。1989年,在莫斯科,数万年轻人热血沸腾地合唱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慷慨激昂地诵读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一起用人肉长城来阻挡前行的坦克。

鲍勃·迪伦,始终像游魂一样既穿梭于人们的视线之中,又始终以一种背离人群的姿态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拒绝被描述、定义。尽管如此,他无法左右学者们去定义他,研究他。他的作品还陆续进入一流大学语言文学院的教材。“迪伦学”(Dylanology)已经俨然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迪伦学”的学者要研究的,是鲍勃·迪伦歌词中隐含的文学、社会学、哲学内涵。甚至,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两家机构高价收购了迪伦的私人档案。

《编年史》(鲍勃·迪伦著,徐振锋、吴宏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中谈到鲍勃·迪伦读了哪些书,读后有什么样的感觉。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回顾往昔岁月,将那逝去的黄金年代的一幕幕,开诚布公极其细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这样的记忆——“还是和从前一样——我先被人领着经过一座独木桥——继续往上走——远处有一株早已死去的树,树枝从树干上伸展出来——一切是那样宁静,那样生动”。全书记录了迪伦生命中种种非凡的时

刻——初到纽约,签约哥伦比亚,遭遇创作瓶颈,家庭生活片段,点燃灵感火花,打破界限等等。名字叫“编年史”,却不是编年的写法,而是用散乱扑克牌式的写法,写成的一部散文集。迪伦在书中反复说,他讨厌被称作代言人。

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去领奖,却要奖金。据说鲍勃·迪伦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歌手,如果不是摇滚成名,他的诗可能不会有人理睬。也许在他眼里,格莱美奖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美国学者詹明信把这种现象称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顺便说一下,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暂停颁发,这个新闻颇受关注。暂停颁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看新闻都知道了,这是因为瑞典文学院一名女院士的丈夫涉嫌长期骚扰或侵犯多名女性。有好几位院士觉得太没有尊严了,与这样的同事为伍,很羞耻。当学院声誉不再,于是多位院士不是忙于否认,也不是“灭火”,而是把个人的进退置之度外,毅然辞职。

当摇滚诗人列侬高唱着“我不相信猫王,我不相信齐默尔曼,我不相信甲壳虫乐队”,走向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也许,有的人还不知道齐默尔曼是谁。齐默尔曼,正是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

乐评人基特·拉齐利斯说:“迪伦是我们幻想的产物,我们可以把他塑造成一个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民歌手、讨厌女人的人、政治宣传册写手、诗人、浪漫主义者、摇滚贵族、蹩脚诗人。但是迪伦演艺生涯最大的反讽是他难以捉摸,他总是能保持领先一步于听众和评论家。他创造了一个非常持久的个人形象:一个戴着面具的大师,一个完全掌控自己公众命运的表演者”。

如果跳出对文学的习惯认知,鲍勃·迪伦就是一个有力量的吟游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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