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秉持现实主义风格

Mixed Accent - - 流光飞影 - 这是影片创作者的智慧与勇气,更是导演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电影不乏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激情与创作技巧。中国电影从上世纪20年代第一部故事片《阎瑞生》,到30年代中国电影的巅峰之作《神女》,从40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到50年代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桥》,从80年代初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到新时期曹保平的《烈日灼心》,现实主义传统成为中国电影流派发展的主潮。尽管在当前的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市场一直不被制片人看好,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实主义电影是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最密切的一种表现风格与表现手法。电影《我不是药神》就是其中成熟、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力作。

影片的情节设置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而其引发的问题也直接指向全民关注的医疗问题。陆勇,也就是影片中程勇的人物原型,2002年8月被

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只有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价格为23500元一盒的进口药格列卫维持生命。而面对如此高昂、比黄金还要贵的天价药,能够服用的人是极少数,占不到2%,一粒药就是二百块钱。在这样的状况下,因病致贫成为普遍现象。本来生活条件不错的陆勇,也陷入了困窘。服药两年,他花费56.4万元,“每天一睁眼,就是800块的医药费”。从事对外贸易的陆勇具有较强的英文沟通能力。2004年6月份,陆勇在网上看到一篇英文的报道,说韩国白血病友从2001年就开始在印度购买仿制药,这种药的药效与正规指定药的药效一样,但价格只有原版的八分之一。于是,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病友,并把邮件购买方法教给他们。可有些岁数大的、不懂英文的病友,还是不懂怎么操作。本来没有想利用这个机会赚钱的陆勇,

因此走上了代购之路。作为病人,陆勇对患者的家境深有所感,也深切地知道,药价与药效对于病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他挺身而出,在生命与危难之间选择了前者。2013年8月,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在查办一个网络银行卡贩卖团伙时,将曾购买信用卡的陆勇抓获。陆勇网购信用卡,是为了方便患者买药,他除了违反“信用卡管理”,还有一项罪名“销售假药”。陆勇在看守所里总共待了135天。这期间有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最终,检方决定不起诉,无罪释放陆勇。“中国药侠”陆勇的影响很大,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情与法的讨论。2015年两会期间,许多医药界代表就此发声,甚至称“陆勇案”实际上是在政府缺位情况下的病人自救行为。

在第六代导演里,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方式是比较惯用的表现手法,如《站台》《小武》《安阳婴儿》《闯入者》《嘉年华》《引爆者》等作品,总是在商业电影大潮中用冷静的目光审视周围日新月异的生活。第六代及以后一批导演张扬、郭柯、常征和文晏把视角放在现实主义题材的挖掘上,用朴实的影像呈现粗砺的现实生活困境,扛起摄影机的同时也扛起电影的社会担当。这种担当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因为,制作现实主义电影对于被好莱坞商业大片“喂养”惯了的中国观众来说,绝对是一种冒险。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很可能会陷入市场惨淡的尴尬境地。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都卖不上好价钱,包括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王小帅的《闯入者》等等无不如此。选择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对导演和制片人来说,都不只是一种担当。《嘉年华》的导演文晏说:“我们身处一个嘉年华似的娱乐年代,但喧嚣之下,总有那么一群人,用更冷静的思考和更艺术的表达,不断提醒着中国电影的责任感。”这也许是

对新时期现实主义电影所承担责任的个人化注解。

影片《我不是药神》能够把批判的视角深入到关系着中国每个人的医疗体制,以现实生活中真人实事为创作题材,反映现实社会中固有制度与个人生存之间的矛盾,揭露中国社会中国底层民众特有的社会境遇,揭示的问题直指政府管理的缺席。

“王传君”是“徐峥”身边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最为悲情。他把“吕受益”这个人物展现得非常惊艳。当程勇宣布不卖药的时候,吕受益的小心翼翼,吕受益的恐惧和绝望,他的卑微,都通过眼神充分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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