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结构 ：危机与唤醒
安黎写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对社会顽疾的抨击，挖掘生活深流中潜伏的危机，以唤醒民众的社会责任与良知，这也是他投入艺术的基本姿态，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独立写作的铮铮风骨。安黎这样解释自己：文学既是我选择谋生的手段，又是我选择的自杀方式。可见他势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文学，即使文学并不能达到他所希望的“济世”和“改良人心”，但他仍坚守文学这块心灵圣地，在“民间”默默注视着这群小人物，关注并关心着这“麻雀窝”里的各色人等，展现世间百态与人性卑微的一面。我以为，危机和唤醒这一对冲突可以构成《小人物》叙事的深层结构。
《小人物》中，“我”和“我”周遭的小人物们（尤以中学同学们为主）正体现了“危机——唤醒”模式。“我”是县级中学的一位教师，农户出身，爱好写文章（虽比不上于庄庄那样狂发式的热情），但是不擅长逢迎拍马，对权力与金钱没有太大追求，偶尔有点小想法又自行消退。燕子对“我”
百般讨好终究没得到“我”的爱，被曾经的中学同学们鄙视嘲笑甚至人格践踏以致尊严败尽，虽从县级学校到县委党校再到县委宣传部直至到县委人大，都没有让“我”觉得自己活得真过，痛过。看着曾经的中学同学们一个个堕落成这个样子，“我”厌恶且无奈，“我”时刻觉得自己处在危机当中，渴望唤醒周围的人，但现实的无奈使“我”觉得唤醒都无用。同时中学的同学们更是在巨大的生活洪流中被权力所利用，他们拜倒在权力话语控制之下（法院、学校、公安局、矿上、财政局、工商局、医院等这些权力小世界组成了一个大的权力世界），但他们并没有也不会发现所处社会潜藏种种危机，从而一味地去进行权力追逐。
《小人物》的主题应该是发现危机，唤醒人性。“我”作为文本中的一个“另类”存在着，对这些野草杂草们的表现鄙夷且不屑，“我”认为许华以及半个于庄庄是跟我在同一战线上的。受不了“我”，因为“我”不会恭维和赞美她的燕
子；骄傲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县团级的李书斋；认为现在是讲究关系的社会，而“我”在这方面显得尤为木呆，不会说恭维话的程书记；手里有一把筛子，同学交往也要门当户对的刘社会；只一个字：钱！而出狱的柳久东；被杨铁匠祸害最后疯得一塌糊涂的表姐；盯上许华后和朱公社如胶似漆起来，后来又和刘社会黏上了的杨春花；政治上的老油条童遥远科长；认为能赚钱的世道就是好世道的陈玲玲；因失去右腿而上报没有请客送礼或托人情走后门的小朱；不检点成为习惯，靠皮肉生意生存的又名李雪莉的白丁夫人；希望自己的部下都如牛蛋一样，脑子里缺斤少两的崔 干板。这些危机制造者们使“我”认识到了他们不只是追求个人私欲、权欲、物欲、钱欲，更可怕的是在这些欲望背后人性中健康的一面被表面的物质所蒙蔽。“我”和许华是完成不了“唤醒者”的历史使命的，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现实原因，9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进行财富的竞逐，膨胀的个人利益与欲望被滋生得过度极端化；二是封建思想文化残留的根深蒂固性，人们对权力至高无上的崇拜等；三是人性在民间是精华与糟粕杂糅。这种复杂且模糊混沌的人性，有健康的一面也有丑陋的一面。这一正一反的两方面都有可能显现出来，只是此时人性粗鄙的一面占了上风，就需要去唤醒人性健康的一面了。
这种精神或者文化的危机潜伏在生活的暗流中，作者将每个重要人物的粗鄙行为与匮乏的内心世界彻底暴露在读者面前。从表面上看，安黎在《小人物》这部小说叙述层面上，似乎只是尽情且激愤地展现人物人性中的粗鄙丑陋以及整个文化与精神世界出现的危机，实则这种过度的愤怒其实是对美好人性呼唤的一种迫切期望。这跟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及“揭出病苦，引起疗救”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安黎很敬仰鲁迅，也受鲁迅的影响很深，他一定程度上继承的就是鲁迅先生的风骨。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幻象、虚无感，是一个文化建构的问题，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小人物们的天性是该被释放从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个体的创造性，这种发挥出来的天性应该去用于提高自身的创造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毫无节制地去追求物质而迷失自我。尽管社会的精神危机一直存在，但我们有理由在文学中对社会的和谐与美好抱有合理的期待，起码对普通大众的心灵纵深挖掘，从而逐渐探寻他们的命运可操作性以及可能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