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底层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别林斯基说：“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现代小说往往反其道而为之，如卡夫卡在小说《城堡》里的主人公，干脆名字都叫成了“K”。孙丽生的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且成功地塑造了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如孙肃恭及其父亲秀才、祖父白丁等。作者一一带出了几代潮汕人的历史命运。

孙肃恭从祖父这辈到他分别绰号为“白丁”、“秀才”和“进士”。这些名字象征了孙家阶层的递渐变迁。他的祖父外号“白丁”，名如其人，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缺少文化的平头老百姓。

祖父本人，“旧社会一直靠一条小木船帮人送客载货艰难度日，饱受农民没有田地之苦”。到了父亲孙振山这一代，“早年小学毕业，能够两手左右开弓打算盘，背了一肚子古诗文，擅长猜谜，闹洞房‘做四句’是高手。村里人公认他有文化，加上他父亲名字叫白丁，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秀才”。

除了孙肃恭一家三代，小说还刻画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如“豆腐佬”、“孙大炮”、“大猫”、“老兵”、“栗仔”、“小米”等。

这些人物读起来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孙大炮：“孙振仁平日好吹虽然郑重其事，讲得铿锵有力，但实质上是地对空导

弹——都打到天上去的，泛泛而谈，没有具体的点子”，“话不着调，外号被叫做大炮”。孙丽生以活灵活现的笔调展现了笔下人物，他们各具特点，充满画面感，像极了赵树理小说中“老诸葛”、“三仙姑”等，栩栩如生，幽默风趣。

孙肃恭父亲孙振山的命运是带有悲剧性的：他本有出去的机会，考上了府城的师专，但是，他的个人意愿却始终拗不过家长制的命运裁决：“白丁‘行船’回来发现了，立刻到学校把他追回来，让他定亲娶老婆，语重心长对他说：成家立业，先成家才有立业的根基。你是长子，必须先结婚生孩子，传宗接代。再说，读师专回来，也就是当个教书先生，还不如在家作田哩！”

秀才这样被折腾了两回，出去的念头被“磨个精光”。也正因父亲秀才有了这样的揪心经历，在孙肃恭的人生拐点上，虽然秀才也希望儿子留在家里多个劳动力，但仍开明地选择让他出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孙肃恭是幸运的。

孙丽生在开篇写到孙肃恭18岁，一出生就在乡下，从未出过远门。作者笔下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稚嫩淳朴的形象。同样是18岁，我们不难想到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远门》，用隐喻的手法写了一个18岁少年出远门坐车的情形，描写了一种18岁出门远行的“人之初”体验。与之相比，孙肃恭的18岁，肩上的胆子更为沉重：“他百感交集，似乎稚嫩瘦弱的肩膀上压着事关全家命运的千斤重担，一有闪失，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全家的希望也将随之落空。那时，真的就像大家常说的‘无面目见人’了！ 能走到这个拐点，很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一时都涌上了孙肃恭心头”。

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悲悯和同情。莫言曾说：“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孙丽生

对笔下人物同样如此。小说里的“麦苗”是一个因为自身性格过于软弱而被父亲利用威胁，酿成错误和悲剧的女性，但小说里仍然表达了对麦苗的同情。更准确地说，小说里有着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麦苗”是作者着笔最多的女性人物。作者笔下，“麦苗”是一个年轻善良懂事的女子，与小说主人公孙肃恭互生情愫，但因为家庭利益纠葛却硬生生演变为一场悲剧：父亲栗仔强迫麦苗私下约见孙肃恭，然后以“掠人”之罪嫁祸于他。一对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因此生出误会，此后麦苗得了怪病，在孙肃恭入伍前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麦苗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村女性命运的悲惨，她们拥有的是比男性参军入伍、考学等更少的出路。嫁人似乎是她们无法选择和摆脱的必然之路，而嫁给谁往往也不是能凭自己心意决定的。麦苗的父亲硬生生地葬送她的感情，利用她为儿子入伍铺路……更为悲惨的是，麦苗的死在农村社会连一份同情和理解都难以获得。肃恭的父亲因栗仔家的事怪罪于她，而阻止肃恭与她相见。我们看到的女性命运悲剧在当时的潮汕农村，甚至今天的农村都是切实存在，却又理所当然地被忽视。作者的笔触是深沉浑厚的，他以横断面的方式展示了数个底层人物的命运，关心着人的命运走向。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孙丽生在小说中写出了底层人物的隐忍和卑微，他们历经坎坷和挫折却坚韧生活；同时，作家不轻易对笔下人物置以道德判断，而是与这些人物同在，共同感受他们命运中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