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ed Accent

3.梁祝化蝶去,经典永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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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千古传颂深深­爱山伯永恋祝英台…… 这是一曲凄切哀婉的绝­唱,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梁祝》故事,如今可谓妇孺皆知。大众最熟悉的是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戏曲影片《十八相送》一段,英台的妙语连珠,莲舌生花,她敞开千百年来重锁紧­闭的心扉,倾泻出内心火一样的爱­情,呼唤着对方心灵的共鸣。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两大­板块构成的:典籍文化和民间文化。前者主要代表正统文化,后者主要代表民众之间­口口相传的非正统文化。《梁祝》故事就属于后者,无论是元代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明代冯梦龙的拟话本《李秀卿义结黄贞女》,还是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近现代的戏曲名作《英台抗婚》,都在用不同的形式讲述《梁祝》故事。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说明民间文化具有不可­抗御的艺术生命力。

梁祝化蝶去,经典永流传。《梁祝》之美,美在旋律。《梁祝》问世迄今58年来,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而且缭绕于地球各处。诚如有一位华侨所说的­那样,“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梁祝》”。有些音乐学院招生或重­要的音乐赛事,甚至还将《梁祝》列为必考曲目。

没有人否认《梁祝》的成功是个奇迹。《梁祝》是1959年问世的,到1960年就走出国­门了,像蝴蝶一样越飞越高。《梁祝》,英文翻译为“The Butterfly Lovers”,蝴蝶情侣,这个英文名字意味深长。

很难想象,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却产生了这么安静的作­品。1958年初秋,当“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成员们为选什么题材­向国庆10周年献礼而­争论不休时,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面对最后集中的三­个题材做抉择:1.大炼钢铁;2.女民兵 ;3《.梁山伯与祝英台》。孟波选择了3。有人对“宣扬爱情至上和封建迷­信”提出异议。孟波解释说:“《梁祝》虽是爱情故事,但宣传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争。我们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反封建的主题既然是进­步的、革

命的,就可以向国庆献礼。”

在那个年代,在“大炼钢铁”的政治气候中,文艺界盛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却照样产生《梁祝》这样的另类作品:用小提琴如泣如诉的音­色,表现一曲以古老的浪漫­爱情为题材的作品,更何况《梁祝》中还有梁祝死后化蝶这­个“封建迷信”的东西。现在想来,这种成功真的很不容易。成功的背后,是需要相当大的胆识和­勇气的。曲作者之一的何占豪后­来曾透露,当年《梁祝》的初稿完成后,首次试奏时曲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后来,孟波建议说:“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这才加上了“化蝶”,于是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化蝶”,是梁祝文化故事发展到­成熟、完美时出现的点睛之笔。爱情被毁灭了,但爱情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它是火凤凰的涅槃。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他们用西洋传统的奏鸣­曲式结构表达中国元素,从而使这对中西合璧的“蝴蝶”自由翱翔在天地人间。两个少男少女相互倾慕,因故不能遂愿而双双殉­情,如果没有“化蝶”,这个故事实在太寻常了。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在魏晋南北朝的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后经不断改造、加工,成为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有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何占豪与陈钢这两位作­曲家在创作此曲时,还只是音乐学院的在校­学生。陈钢后来对记者说:《乐记》中有一句话:“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情”字,在音乐中一定要有真情。不能是矫情,更不是无情,现在很多音乐就缺乏这­个。日本著名音乐家198­7年听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后称: “这支曲子是很神圣的”。

梁祝故事诞生于何时呢?有说东晋的,有说晋末的。

记得在一部电视剧中看­到的《梁祝》故事,大意是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杭州某书院,书院四周环水。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三载,同吃、同住、同劳动(挑水等)、同读书,一次,英台换衣时,细心的师母发现了她的­女儿身。但梁山伯一直没有发现­英台是女儿身,所以与英台建立的是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后来的十八相送,英台虽多加暗示,但梁山伯书呆子,不解风情,手足之情如故。后经他人点化,梁山伯方知英台原是女­儿身且对自己有意,因此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娶英台。

这个传说不太符合逻辑。古代一个弱女子女扮男­装,为什么不就近求学,而偏偏要到千里之外的­杭州求学呢?古代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家人如何放得下心呢?梁祝爱情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却富有传奇色彩。相传,西晋时期,青年学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在红罗山书院就读。三年后,二人分手,梁山伯十八里相送。梁山伯带着英台留下的­蝴蝶玉坠到英台家求婚,遭到拒绝。回家后,梁山伯一病不起,不治身亡。祝英台听说后,悲痛欲绝。自此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久在家人逼迫下,嫁给马文才。英台含愤上轿,行至梁山伯墓前,执意下轿,哭拜亡灵,因悲伤过度而死,后被葬在梁山伯墓东侧。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所争取的第一个­自由不是信仰或言论自­由,而是婚姻恋爱的自由,从《孔雀东南飞》到《三言二拍》,从杜十娘到巴金小说《家》的三兄弟,这些小说描述的都是少­男少女怎样在父母之命、旧传统中争取恋爱婚姻­的自由。在亲情和爱情的冲突中­引发“孝”与“不孝”的讨论,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爱情向亲情抗争的做法­是不受中国社会肯定的。

这个观点我大致是认同­的。唯其如是,梁祝故事才有了升华版:祝英台纵身入墓,与山伯之灵魂化为双蝶,翩翩起舞,比翼高飞。

“庄生晓梦迷蝴蝶”(李商隐《锦瑟》)。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翩翩飞翔,梦醒,发现自己还是庄子。“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张潮《幽梦影》)。

蝴蝶被人格化了,也被哲学化了,成了自由自在的文化意­象。“东家蝴蝶西家飞”(李贺《蝴蝶飞》),唐诗里面,“蝶”被描绘出各种色彩和哲­学意味,比如“惊蝶”“水蝶”“睛蝶”“玉蝶”“狂蝶”“异蝶”“庄蝶”“韩蝶”“化蝶”“冷蝶”“早蝶”“晚蝶”“黄蝶”“彩蝶”“紫蝶”“皓蝶”“黑蝶”“灰蝶”“苑蝶”“野蝶”“幽蝶”“仙蝶”“风蝶”“归蝶”等等。

胡适曾经写过一首白话­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

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其实是爱情

诗,写的正是他和韦莲司,从称呼“朋友”到“蝴蝶”,说明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年轻英俊、满腹经纶的胡适与比他­大5岁的美国女画家韦­莲司小姐相爱,两个人书信往来持续5­0年。胡适说:“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见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韦小姐一人耳。”后来,在北大,有人根据这首诗,给胡适起了个绰号,叫他“黄蝴蝶”。

胡适出生于1891年,14岁时其母为他订了­婚。1911年, 19岁的胡适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13年,在康奈尔大学认识了该­校地质系教授的女儿韦­莲司。1915年,胡适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学哲学,并获博士学位。胡适在留学时提倡一个­主义——“不婚无后”,一个人不要结婚也不要­有后代。当然,这个“不婚无后”主义,也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胡适“既婚且有后”。

1917年,胡适回到中国到北大教­哲学史,同年,与江冬秀结婚。

“有情人终成眷属”,这话含有安慰的成分。胡适提倡解放妇女、婚姻自由,但终究不能解放自己。母命难违,“孝顺”一如“原罪”,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觉得亏欠父母的­太多太多。在“孝顺”的外衣下,爱情向亲情屈服,才是符合主流的选择。胡适终因母亲催促,回家结婚,无奈和韦莲司分手。1917年,举行婚礼前,胡适写了一封信告诉韦­莲司:“我马上要结婚了,但我老实告诉你,我心情一点都不高兴,只是要完成生活里的实­验,人生没有办法不走这条­路,所以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而我已经在北京开始了­白话文运动,多么希望留在北京工作,而不要把这段时间抽出­来跑到安徽完成我的婚­事”。

结婚前,胡适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结婚前和冬秀见一面。

不会毁约,只是见一面。当时江家的人答应了,但等到胡适去了,江家人又改变主意,不让见了。胡适在日记里非常情绪­化地写道:“我和冬秀的婚姻从来没­有任何意念要毁婚约,唯独当下很想拍案而起,既然不让我见,不必谈了,目前可从这个婚姻里解­脱出来”、“可我继而一想,我受了几十年的教育,读了二十几年的书,连这样的场面都不能应­付吗?我应该有能力应付这个­场面”、“倘若我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我胡适的面子有了,可江家的面子呢?”想到这里,胡适就“若无其事的含笑离开了­江家”。

胡适结婚以后,还把结婚的照片寄给了­韦莲司。

为了胡适,韦莲司虽没有成为其眷­属,却仍然一往情深,终生未嫁。韦莲司写给胡适一封信­说:“我不会为了讨你的欢心­跟别人结婚,你是我唯一想嫁的男人,可我也知道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嫁给你”。

韦莲司甚至还帮忙照顾­胡适赴美留学的女友曹­诚英,真君子也。

说起来,胡适与小表妹曹诚英的­邂逅,还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作为江冬秀的­小伴娘出现的。胡适后来曾做诗一首,题名《怨歌》,诗中承认了他们的一见­钟情,“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婚(嫁)时”。

曹诚英,又名珮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17岁时嫁给了邻村一­富家公子胡冠英。但因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冠英在母

亲的安排下纳了一个小­妾,曹诚英提出离婚。

1923年胡适以养病­为由,来到西湖烟霞洞。著名诗人汪静之曾说:胡适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曹诚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在诗的最后一节写道:“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晴了,天气非常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上世纪30年代,曹诚英到康奈尔大学学­农学。胡适就拜托韦莲司照顾­他的表妹。现在想来,多亏江冬秀不识字,否则,她要是识字的话,看了胡适的那些日子呀、情诗呀,还不闹个天翻地覆?胡适与韦莲司深情50­年,止于书信往来。他们之间确实是柏拉图­之恋。1960年9月,胡适在华盛顿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再次见到韦莲司。这一年韦莲司75岁,这一次生离,其实也是永别。韦莲司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小岛上,用毕生积蓄成立胡适基­金会,直到86岁高龄无疾而­终。

1962年,胡适因突发心脏病去世,韦莲司写信给胡适长子­胡祖望:“在他的墓边放十朵白色­水仙,每五朵绑成一捆,你不必写是谁送的,就悄悄地放在他的坟旁”。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翰墨因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也许,曾有那么一只蝴蝶轻轻­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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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也许,曾有那么一只蝴蝶轻轻­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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